《史记》《汉书》的叙事比较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4]可知他对《史记》、《汉书》以及学习《史记》的归有光的文章都是大力推崇的。[21]梁启超指出《史记》侧重于文、多主观感情，《汉书》侧重于史、多客观叙事的事实，这一段评论对后世学者启发较大。《史记》中记载的贾谊是一个文学家，而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汉书》更侧重他的这一身份。

林纾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古文理论与桐城派一脉相承。1901年林纾进京，与桐城派宗主吴汝纶大谈《史记》文法，得到吴汝纶的赏识。林纾曾对康有为说：“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马班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于归震川则数周其集。方姚二氏，略为寓目而已。”^[14]可知他对《史记》、《汉书》以及学习《史记》的归有光的文章都是大力推崇的。他的《春觉斋论文》较多地谈及《史记》和《汉书》，另外他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也时常以“序”、“跋”“小引”、“译余”等发表自己的文学观念。作为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文学大师，林纾对史书的叙事观念有别于一般史学家，一方面他肯定史书的写实性，他说“小说之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记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他希望史家能采摭小说中写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他又说，“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具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15]，他说自己将各种闻见无论真实与否，都笔而藏之，并期待史官的采用。读者不免质疑了，林纾将“传讹”之文与真实闻见混杂，万一“中于史官”的是“传讹”之文呢？这说明史著与小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史书在向民间搜集资料的时候，难免要用到以讹传讹的材料，林纾已隐约涉及到史书并非绝对真实的层面。在叙事结构上，林纾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认为“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穿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褫，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着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至半道张骞卒，则直接入汗血马。可见汉之通大宛诸国，一意专在马；而绵褫之局，又用马以联络矣”^[16]，林纾指出《史记·大宛传》以“张骞”和“汗血马”联接全文，使全文条贯统一，在《春觉斋论文》中他总结出“用笔八则”，即“用起笔”、“用伏笔”、“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林纾对《史记》的收尾艺术也大加赞叹。在评论西方小说的时候，林纾喜欢拿《史记》、《汉书》去比较，如“马氏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觉，迭更司亦然”^[17]，“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类同于《史记》”（《洪罕女郎传跋语》）。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林纾说：“《汉书·东方曼倩传》，叙曼倩对侏儒语，及拔剑割肉事。孟坚文章，火色浓于史公。在余守旧人眼中观之，似西文必无是诙诡矣。顾司氏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亚孟坚，此又一妙也。”^[18]“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斐洲烟水愁城录序》），“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19]，可知他常以古文家分析古文的方法去分析外国小说，这种以中国古文与西方小说相对照的评论方式，充分展示了林纾对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他看到了中西方在叙事情节快慢上的不同，他在分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时说：“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其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夥，人物必层出；乃此篇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年之久。”^[20]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往往遵循史书中的叙事习惯，注重宏观把握，关注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时空广袤绵延，人事错综复杂，叙事作品力求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讲述尽可能多的人和事，这样做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多概述，少描写，尤其是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不到位，与西方小说相比，其叙事时间速度必然要快。

古文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林纾既重视传统的古文文法理论，又试图学习西方的叙事手法，如他的小说《剑腥录》突破了史传中全知叙事为主的模式，以邴仲光的视角写他的所见所闻，文中顺叙和逆叙交相使用，“外史氏曰”的形式明显取法《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真正从现代意义上对《史》、《汉》进行研究是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他对写史、读史、研究史的方法总结，他的著述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古今中外，如数家珍，他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以白话叙事，更主要的是其分析跳出了古人研究的窠臼，注意到史中人物的社会阶层以及传记中作品与作家的关系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他的评论不再局促于《史》、《汉》体例的异同，而是从书中内部人物身份上着眼，确定两书及其作者的立场，他认为《史记》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为“帝王家谱”，分析颇为新颖。他也有一些叙事方法的概括，如他认为《史记·西南夷立传》运用了“类概法”，《货殖列传》运用了“鸟瞰法”。另外，梁氏对两书所录文章的分析也值得注意：

《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史记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疏》，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疏》，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21]

梁启超指出《史记》侧重于文、多主观感情，《汉书》侧重于史、多客观叙事的事实，这一段评论对后世学者启发较大。《史记》中记载的贾谊是一个文学家，而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汉书》更侧重他的这一身份。

此外，鲁迅对两书也有过简略评论，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2]，以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在“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篇中，他从时代文学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收录文章的情况作了分析：“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23]鲁迅从文学的角度论及两书，与梁启超着重史学角度不同，因此两人结论也不一样。

比较而言，近代的研究更有体系，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论述也更为精确，但此时期的研究主要意义在于继往开来，并无太多的发明，更谈不上大的突破。只是作为中国学术史上传承与超越的过渡时期，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虽然尚有生涩浅显之处，但瑕不掩瑜，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学习与摸索中，《史》、《汉》研究走向系统，走向成熟。

【注释】

[1]《题辞》，姚苧田节评，王兴康、周旻佳标点《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前言》，《史记菁华录》。

[3]《史记菁华录》，第61页。

[4]范文静《试论〈史记菁华录〉关于〈史记〉叙事时间的评点》，《考试周刊》2009年第45期。

[5]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无锡民生印书馆（无锡）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第103页。

[6]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第104页。

[7]陈咸炘撰，黄曙辉编校《陈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8]《陈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册，第227、228页。

[9]（清）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

[10]《四史评议·汉书评议》，第127页。

[11]《四史评议·汉书评议》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