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传统继承与创新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是第一本明确从“文学”角度研究《史》、《汉》的专著。他的评论与明清学者相似，注重史料的真实与否，侧重史法研究，不只着眼《史》、《汉》两书，更着眼前人评论，称之为史评研究更为恰当。

这一时期研究者虽然不是很多，但他们的见解体现了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学术分野，因而不可忽视，姚苧田、陈衍、梁启超等都对《史记》或《汉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姚苧田的《史记菁华录》代表传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作者“抽挹菁华，批导窾却，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1]，此书并非对《史记》进行全部评点，而是选取原文的五分之一的篇章和文字，其中列传三十三篇，世家九篇，本纪、表、书各选三篇。在这些选中的篇章中，他亦并非全部摘录评点，而是大量删节，对于删除部分他也没有说明，王兴康、周旻佳评价道：“经过删节后的文字，并无割裂支离之病，而依然脉络贯通、首尾圆融、神气完足。这些，都与评注相辅相成，成为本书最突出的优点。”^[2]此书评点方式有眉批、夹批和篇末评语等三种，既有章法结构分析，又有字法句法的探讨，是比较好的一个评点本。姚氏之评点对叙事时间关注较多，如在评《平准书》“天子乃思卜式之言”这段文字时，姚苧田道：“先提明而后倒叙其事，此史家绝顶妙法，自迁创之。”^[3]姚苧田对于插叙评点较多，“《项羽本纪》，姚苧田批注7处明确使用插叙、夹叙处，《封禅书》标明6处使用插叙、夹叙手法，同时选录的大多数篇章都有若干夹叙处……插叙手法在《史记菁华录》中被姚氏标出作评点的多达20处”^[4]。

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是第一本明确从“文学”角度研究《史》、《汉》的专著。陈衍评论《史》、《汉》：“《史记》长者，《汉书》短之，《史记》短者，《汉书》长之，不但避熟之法，使不相犯，而事情之详略，亦自不同也。”^[5]他对《史》、《汉》两书详略的见解颇为精到。“《汉书·项籍传》于鸿门事……将《史记·项羽本纪》所有描写神情处，如沛公曰：‘孰与君少长’各语，‘项王项伯东向坐’各句，‘张良至军门见樊哙’一段，‘樊哙侧其盾以撞’一段，‘项王赐之彘肩’至‘项王未有以应’二段，皆删节殆尽，即哙本传亦不详，此班马用意命笔异同处。大略马欲恣肆，班欲谨严，”^[6]陈衍举例说明马书恣肆、班书谨严的叙事特色。此书注重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两书的写作特色，以极简洁的言语叙事两书的文学特征，然后从《史记》、《汉书》中举大量例子加以证明，如开篇就讲“是时”、“当是时”的用法，再举大量例子加以论证，令人耳目一新。总的说来，陈衍基本上还是沿袭明代以来的评点路子，注重文本细读和文法点评，侧重研究《史记》、《汉书》文学手法相同的一面。

刘咸炘的研究也走传统路子，他著有《太史公书知意》六卷和《汉书知意》一卷，总结前人观点，并有新的阐发，如“自韩退之举汉人文不及孟坚，后世言文者笃信退之之言，震川以《史记》为宗，望溪乃明毁班氏，意若马迁而后，惟韩继之”^[7]，对《史记》、《汉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嬗变刘咸炘作了简要叙事。刘氏的研究主要按原书顺序分篇评论，各篇长短不一，长则数页，如《太史公自序传》；短则寥寥数语，甚而只录篇名，并不作评，如《萧何曹参列传》。刘咸炘的一般做法是先汇集前人之语，再略加批评，如：

赵翼《陔余丛考》曰：“冒顿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则覼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按此说非也。此本无可讳，古人亦不讳，马略而班详之耳。马体通史，亦不为一朝讳恶也。^[8]

刘咸炘认为司马迁并非为了避讳而不录其书的，只是《史记》略而《汉书》详而已。他的评论与明清学者相似，注重史料的真实与否，侧重史法研究，不只着眼《史》、《汉》两书，更着眼前人评论，称之为史评研究更为恰当。刘氏的研究类似于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附加原文，且有较多的个人论断，后者以原文为主，在适当的地方附录前人评论。

同样偏向传统治学方式的还有李景星的《四史评议》，此书1932年由济南精艺公司刊印发行，当代著名《史记》研究学者韩兆琦对它颇为看重，他与俞樟华校点的《四史评议》1986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一部系统的研究前四史的专著，其中《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对《史》、《汉》多所比较。李氏读书非常精细，对每篇传记的写作意图、篇章主旨都深入发掘，对原文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订，表述简明扼要。韩兆琦总结道：“《四史评议》对于初读前四史的人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作品，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而且在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欣赏文章、如何品评历史人物等方面也都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与借鉴。”^[9]此书根据《史》、《汉》原书分篇作评论、分析和考证，在研究方法上趋于传统，注重评点、考证，且行文时用的是文言，《汉书评议》凡例中称“本书考订，于异同处特详”^[10]，李景星注重对《史记》和《汉书》叙事异同的研究，如《高帝纪第一》云：“《史记·高帝纪》以奇肆胜，《汉书·高帝纪》以庄严胜，虽同叙一人之事，而其命意谋篇大不同也。……至如《汉书》所增诏令，尤关紧要。”^[11]

李景星有些评论已经与今天的叙事学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他的书中已体现出对线性叙事的关注，他将时间提示词命名为“提顿”，如他评《楚世家》：“篇幅既长，恐其脱节，故前路多用提顿之笔，如‘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云云，正著楚所以强之故；‘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云云，正著楚之侵中国，由中国自乱之故……”^[12]另外他又以“钩连之笔”称之，“其操纵得手处，尤在每传之末用钩连之笔，曰：‘其后百有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帜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上下钩绾，气势贯注，遂使一篇数千言大文，直如一笔写出”^[13]。

李景星对两书叙事结构也作了重点分析，几乎每篇都有评论，他对合传、类传等的看法将在“《史记》、《汉书》的叙事结构”一章中详述。此外，他还注重两书之间文字、段落等的调换、增补、删节，并一一分析其优劣，评论相当精细，真知灼见迭出，适合阅读原著时参看，缺点在于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传统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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