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中《尚书》、《春秋》等史书初步彰显了叙事文学的特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则进一步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左传》叙事详略得当,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利用白描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记叙故事化。[7]这一说法其实早已言明史著的叙事特征。中国的叙事研究即以中国文本为主的叙事研究以及对传统叙事理论的研究。......
2023-08-20
明清小说家明显借鉴《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艺术,首先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出,明清小说不乏以“传”“记”名篇者,如《水浒传》《石头记》等,《聊斋志异》虽非传记,其实也是“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57]。《儒林外史》命名为“外史”,说明作者书写时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意识。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小说家们往往将小说成为“稗史”、“野史”,这些都可看出小说对“史”的自觉服从。
中国古典小说充分吸收了《史记》、《汉书》中的艺术成果,或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或借题发挥、敷衍成篇,古典长篇小说对《史》、《汉》的学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史记》、《汉书》的鉴戒理念。史书意在“述往事,追来者”,明辨是非、善善恶恶,明清小说承袭史书特点,教化意图明显,典型的如冯梦龙之《古今小说》以及“三言二拍”,其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好逑传》等大都充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思想,旨在以小说寄寓教化,劝诫世人。
(二)借鉴《史记》、《汉书》的叙事结构。《水浒传》中每一位英雄出场到上梁山泊的经历便是一个人的单传,因此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58];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说: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59]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之结构艺术取法《史记》而又高于《史记》,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宗岗认为: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60]
毛宗岗将《三国》叙事与《史记》作比较,认为《三国》叙事合《史记》诸体为一体,因而叙事之难更甚于《史记》。《史记》、《汉书》将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人物归入同一类,如《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等,这种类传形式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书,也影响了后世小说。《儒林外史》从整体上看便是一个类传,即以“儒林”为一类。叙事结构上袭取了《史记》、《汉书》中的单传与合传手法,书中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可看作一篇个人传记,依时间顺序将每个人的出场及其事情本末连缀在一起,阐发作者的主旨。朴宰雨指出,“《史记》中的序、论、赞对中国小说影响很大,尤其突出的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往往在篇首或篇末来发一段议论,无疑受到《史记》的启发”[61],小说中篇首篇末好发议论的习惯无疑也来自于《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
(三)学习《史记》之场景叙事。《水浒传》在场景叙事上,吸取了传记的手法。《水浒传》中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梁山泊排座次”等,都是对史传艺术借鉴的结果。《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一节与《史记》中描述“巨鹿之战”的文字有大略相似之处,“温酒斩华雄”的描述是“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62],以帐内诸将的听闻感受从侧面烘托战况之激烈,“巨鹿之战”中则是“……诸侯军救巨鹿下第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将军无不人人惴恐”[63]。《三国演义》中四十二回:“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64]更夸张的还有:“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65]这两段文字明显袭用了《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描写:“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66]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回评中说:“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67]
《史记》多写悲剧人物,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哭,譬如让人印象深刻的吕后之哭。作为一个被权力欲望牢牢攥住的母亲,在亲生儿子惠帝死后,她的情绪显然脱离了一个母亲的正常反应,发丧时,先是“太后哭,泣不下”,在得其所愿后,“太后说,其哭乃哀”,简单的几个词充分展示出一个女人的正常情感在权力的诱惑下扭曲到了何等程度!《外戚世家》中对窦太后认弟的描写也让人印象深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68]窦太后之哭还情有可原,侍御左右之“伏地泣”,纯粹是助哭了,司马迁深谙人心,直接点破下人们的哭只是“助皇后悲哀”,而非发自真情。林纾评曰:“《史记·窦皇后传》叙与广国兄弟相见时,哀痛迫切,忽着‘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悲哀岂能助耶?然舍却‘助’字,又似无字可以替换。苟令窦皇后见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69]林纾敏锐地察觉到“助”字运用之妙,可谓知文字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写了下人助悲情节,第三回黛玉初见贾母时,“方欲拜见时,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70],贾母之哭是真情,看到娇怯的外孙女,难免不想起去世的女儿,由去世的女儿再想到外孙女的孤苦无依,情绪低落,故“大哭”,侍立之人则明显是陪哭了,黛玉身世与他们并不相干,至多感叹同情一番,犯不着哭的,但因主子哭了,下人为迎合主子,讨主子欢心,也只好跟着哭泣。
(四)化用《史记》、《汉书》中丰富的人物和故事。取材于《史记》的小说有《黄帝说》、《燕丹子》、《伍子胥》(以上皆撰人不详),明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清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等。汉代史事既有取材于《史记》的,又有取材于《汉书》的,如《汉武帝故事》、《汉武内传》、《卓文君》、郭氏的《汉武洞冥记》、郭宪的《东方朔传》、明熊大木的《全汉志传》、明甄伟的《重刻西汉通俗演义》等。《水浒传》中大量的诗词典故来自于史传作品,如第十一回写林冲逼上梁山后,受到王伦的排挤和刁难,心中烦闷,书中用一首《临江仙》词形容:“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项羽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受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71]这首《临江仙》词连用十人典故,有不少出自《史记》、《汉书》这样的史传作品。除了为后世小说提供素材,《史记》中的人物精神也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蒲安迪曾说:“正如置根于西方人灵魂深处的‘普罗米修斯精神’、‘阿波罗精神’、‘缪斯精神’等等无不源出于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处处与《史记》中突出的‘荆轲精神’、‘伍子胥精神’、‘孟尝君精神’等遥相暗合。”[72]
(五)学习《史记》、《汉书》中各种叙事手法,如全知叙事、顺叙、“于序事中寓论断”等等。《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中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也被明清古典小说沿用,小说家描写人物时常常通过人物外在的行动、言谈、表情、肖像等作客观的、全方位的描写,以此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全知视角的写作方式长期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形成古典小说注重外貌描写忽视心理描写的民族特色。史传文学中以顺叙为主的线性叙事方式也成为小说的主要方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大部分都按时间先后叙述故事,顺叙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能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事件的发展过程。《史记》、《汉书》习惯用“初”字,将叙事时间往前推,《史记》以叙上下三千年为己任,开篇就是远古帝皇,这种追溯远古的时空叙事也影响了小说。《西游记》开篇即云:“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73];《三国演义》开篇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74];《水浒传》也是“一路以年计、以月计、以日计,皆史家章法”[75],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叙述了起义军从小到大,又从兴盛到受降为朝廷征四寇的过程。第三十四回回评云:“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记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76];金圣叹又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77]。金圣叹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水浒传》学习了《史记》的写作手法,但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还有,中国古典小说也像历史著作一样,一部作品往往以一大群人物为主角,而不是像西方小说那样以一两个主要人物为中心,关注一两个人物的命运。
此外,韩兆琦认为中国后代许多长篇小说的主题,也在《史记》中早已见端倪,如忠奸之争、歌颂侠义、宫闱秘事、才子佳人等。[78]
(六)《史记》、《汉书》中寥寥可数的心理叙事也为古典小说效法。钱钟书在列举《史记》等众多史书中有关心理描写的例子后说:“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如《水浒传》第四三回:‘李达见了这块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红楼梦》第四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西游记》谓之‘自家计较,以心问心’,‘以心问心,自家商量’,‘心问口,口问心’(第三二、三七、四十回)。以视《史记》诸例,以江海之于潢污,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79]后世小说也不甚重视心理描写,但比起《史记》、《汉书》来,还是进步许多。
总而言之,从魏晋志怪小说,到明清各种小说,它们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场景叙事、语言运用等各方面都曾取法《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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