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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记》评本及《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摘要】:牛运震的《史记评注》也是较为出色的评本,全书十二卷,对《史记》各篇都有评语,多涉及叙事艺术。论者们将《史记》与小说比附的做法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认识,另一方面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自身的发展。

如吴见思的《史记论文》,跟归有光一样,也是用圈点与评语相结合的方式点评,不同的是《归评史记》以圈点为主,评语为辅,《史记论文》则以评为主,以圈为辅,文中以双行夹注形式评,篇末又有总评,吴氏点评每每有独到之处,值得一读。如他认为本纪的叙事应该是:“本纪之体,是诸传之提纲。故挨年逐月,一路叙去,用花巧不得。止看其叙法之简净,安放之妥当而已。”(《孝文本纪》总评)对于本纪,吴见思认为应当“挨年逐月,一路叙去”,即运用顺序,所谓不得花巧,是指不应像传中那样多用逆叙、补叙,这种说法无疑是准确的。

吴见思在总评中往往点明《史记》叙事的“胜处”、“佳处”、“精神处”,如《留侯世家》总评云:“篇中胜处是老父授书一段居其首,四人羽翼一段居其终,首尾相顾盼,以为章法。”这里实际上是说文章应首尾照应。对于《史记》叙事之大而全的特征,吴见思也有评论:“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滑稽列传》总评)对于《史记》叙议结合的特征,吴见思也有注意:“《屈原传》,俱用议论,而实事于中间穿插点缀。”(《屈原贾生列传》总评)对于《史记》的叙事体例,他较多地提到合传及合传原因,并说合传多运用穿插手法和蝉联蛇蜕法,如他评《酷吏列传》“《义纵传》内倒插入杜周,又无行迹”,评《廉颇蔺相如列传》“因赵奢复点相如,趁手接入廉颇,后又因廉颇接入赵括,穿插之妙”,所谓“蝉联蛇蜕”,实际上是指《史记》文中的过渡法,如《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对于《史记》中的细节描写,吴见思概括为“借轶事出色,是史公长伎”(《淮阴侯列传》支评),具体评论中往往运用“闲笔”、“闲事”之类字样,如他评《李将军列传》中霸陵尉一事:“琐细事,写得如许曲折,兼写李广之度量。”(《李将军列传》支评)对于“互见法”,吴见思往往以“省笔”、“省法”表述,他将《史记》中“语在××语(事)中”往往评为“省笔”、“省法”,这与西方叙事学中的“省略”基本相似。

吴见思不惟评《史记》的篇法,也评《史记》的句法,如他将《殷本纪》中的“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赵世家》中的“吾见子已今年耳”、《乐书》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等句子都称为“奇句”。对于《史记》中多用长句子、重叠句子等现象也多有评论,这些将在后文中引用,兹不赘述。

总而言之,吴见思对《史记》叙事的关注是全方位的,对于叙事方法,他还提到夹叙法、倒提法、小中见大法、欲合故纵法、跌宕法、对写法、进一层法、突然而来法等等。他的评论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叙事评论模式,有些方法的概括具有普遍性,如省笔、倒提法、前后照应法等,这也是古代史传叙事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有些方法的概括则过于琐细,如进一层法、突然而来法等,过多过细的方法一方面说明评点家们读书的仔细,另一方面则也反映了评点时兴之所至的随意和缺乏系统概括的特征,因此,对于以《史记论文》为代表的评点著作所涉及的叙事评论角度,我们应本着删繁就简的精神,取其具有普遍性的部分,去其零碎部分。牛运震的《史记评注》也是较为出色的评本,全书十二卷,对《史记》各篇都有评语,多涉及叙事艺术

考据专著的大量出现,对于疏通《史》、《汉》内容,纠正错讹,辨别得失等都有重大作用,梁启超说清代考据中“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40]古文家林纾曾总结明清治《史记》的成就与路数,他认为“先辈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几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即吴汝纶)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二者均有益于学子,然而发神枢鬼藏之秘,治丛冗秃屑之病,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顾不有考据,则瞀于误书;不讲文章,则昧于古法”[41],他将明清对《史记》的研究分为考据与评点,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但是文章家的研究方法较考据家更为有益,从文学角度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评论标准日趋多样化,结论也更理性,评点之书大都能从《史记》、《汉书》的文章章法上入手,注重主旨的概括和文章中前后照应处,如凌稚隆评《商君列传》时说:“通篇以‘法’字作骨,曰‘秧欲变法’,越‘卒定变法之令’,曰‘于是太子犯法’,曰‘将法太子’,而终止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血脉何等贯串!”评论家们对于两书的叙事手法如顺序、追叙、倒叙、插叙等都有关注,对于两书的叙事特色也有越来越准确的概括。论者们将《史记》与小说比附的做法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认识,另一方面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自身的发展。

《史》、《汉》的比较研究从唐前简单的“史汉优劣论”,逐渐发展到了明清的互有得失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明清时期的研究者不仅进一步开拓了两书的比较角度,而且更注重评论的形象性和准确性,如在评点中多用比喻,将抽象的差异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史》、《汉》两书的叙事特征不再是干巴巴的词语,而是可心领神会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