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研究:《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分析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汉书》自成书以后，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窜改、删削、误抄导致衍文、脱漏等现象比较普遍，到清代时，两书的错讹程度更加严重，有些甚至影响到对原来文义的理解，清代学者们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对《史记》、《汉书》作了细致的考订、校勘、训释、补遗等工作，以纠正错讹，归还原貌，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清代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明代就已经出现一些好的《史》、《汉》考据专著，如柯维骐的《史记考要》，钱普的《史记钩玄》、杨慎的《丹铅诸录》、陈耀文的《正杨》等等。杨绪敏曾撰文论及明中叶以来史著考据学的兴起，他说：“由于明朝官方修史不力、史书失实，以及明代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对历史的考据应运而生。王世贞曾指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28]接着他列举了《太祖实录》、《成祖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熹宗实录》等史书中存在的阙漏和歪曲失实现象，指出考据之风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明代首开史学考证风气的是王世贞，他的考据代表作《史乘考误》针对明代史书史料作考证。之后焦竑的《焦氏笔乘》、《笔乘续集》也较多地涉及到史书的考证，其中就有对《史记》中记屠岸贾灭赵氏家族一事的失实的考证，以及对《史记》中内容真伪的考辨。

清代考据之风大盛，杨燕起曾总结清代研究与明代研究的不同：“与明代学者夸夸其谈的风气相反，清代《史记》研究的风气大变。明代偏重于文，清代偏重于史；明代学者流于虚，清代学者立于实。清代乾嘉是学术繁盛时期，极重考据。”^[29]考据学的兴盛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清代血腥的文字狱钳制了学者们的口舌，考据学主要面对过去的史料和著作，“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30]，在对过去史料的整理和考证中，学者们无需担心会触犯时政，招致祸患；二是康熙到乾隆时期处于盛世，丰厚的物质条件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史记》、《汉书》自成书以后，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窜改、删削、误抄导致衍文、脱漏等现象比较普遍，到清代时，两书的错讹程度更加严重，有些甚至影响到对原来文义的理解，清代学者们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对《史记》、《汉书》作了细致的考订、校勘、训释、补遗等工作，以纠正错讹，归还原貌，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如王念孙对《史》、《汉》两书中吕太后鸩杀赵王如意一节中文字的不同作了考证，他认为《史记》所载“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中的“犁明孝惠还”应为“犁孝惠还”。对此，王念孙解释“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那么等他射猎回来，就不应该再说“犁明”，在这里“犁”是“比”之意。“《汉书·外戚传》作‘迟帝还，赵王死’，迟、犁声相近，迟帝还，比帝还也，迟下无‘明’字，则《史记》亦无‘明’字可知。”他又以《史记·晋世家》中的例子佐证，重耳请其妻等他二十五年，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他得出结论，“‘犁二十五年’，与‘犁孝惠还’同义。”^[31]这种对字词的校勘和考证在《史》、《汉》考据专著中比比皆是，大体而言，明清学者对《史》、《汉》的考据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校勘字词的衍、误、脱、讹；（二）对字音、称谓、史事、典章制度的注释；（三）对史著中人名、地名、时间、体例、史事等的考证。

清代学者们对《史记》的研究达到高峰，俞樟华曾说：“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接触过《史记》研究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有三百人左右，论文有一百六七十篇以上。”^[32]这一时期有关《史记》的考据著作有邵泰衢的《史记疑问》，方苞的《史记注补正》、杭世骏的《史记考证》，赵翼的《史记札记》、钱大昕的《史记考异》、《史记拾遗》，钱塘的《史记释疑》、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林茂春的《史记拾遗》、王筠的《史记校》、张文虎的《校史记札记》、王鸣盛的《史记商榷》、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尚镕的《史记辩证》、沈家本的《史记琐言》、丁晏的《史记毛本正误》、唐仁寿的《史记校勘记》、邱逢年的《史记阐要》、汤谐的《史记半解》、潘永季的《读史记札记》、林伯桐的《史记蠡测》、崔适的《史记校释》、《史记探源》、李笠的《史记订补》，等等。其他有关表、书的考证还有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王元启的《史记律历天官三书正讹》、孙星衍的《史记天官书考证》、《天官书补目》等。

有关《汉书》的考据著作有王仁俊的《汉书旧注》、钱大昭的《汉书辨疑》、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杭世骏的《汉书蒙拾》、沈钦韩的《汉书疏证》、齐召南的《汉书考证》、王峻的《汉书正误》、王荣商的《汉书补注》、何焯的《汉书校记》、王元启的《汉书正讹》、刘台拱的《汉书拾遗》、李慈铭的《汉书札记》等，其他还有关于《汉书》表、志等的考证和校补，如夏燮的《校汉书八表》、万斯同的《汉将相大臣年表》、王元启的《汉书律历志正伪》、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段玉裁的《汉书地理志校补》、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等，其中有关《艺文志》、《地理志》的考证相当多，兹不赘述。晚清王先谦之《汉书补注》为集大成之作，吸收了颜师古注之后六十七家注释成果。清代学者的《史》、《汉》研究，不再是简单的评论，而是大量结合史实、经过翔实考证后得出的合理结论。

清代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清代考据研究:《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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