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史》、《汉》研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总的说来,明代《史》《汉》研究重视评点,这一时期有关《史》、《汉》的评点著作大盛。从《史记评林》所列举的评点家人数看,其中晋一人,南北朝三人,唐十二人,宋四十六人,元二人,明代则有八十五人之多,占了一半以上,可知明代评点之风的盛行。自宋代以来,扬马抑班已成为主流认识。经和注相连,注用双行小文,这一形式为后来的评点家们继承。......
2023-08-20
可永雪说:“归有光用五色彩笔批点《史记》,被称为《史记》评点派的开山。”[6]作为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桥梁的归有光由于自身对《史记》的强烈爱好,一生评点《史记》多达数十次,史载:“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7]《归评史记》“例意”中归有光自称“笃嗜史记,手批本不下数十种,卷首多书例意”[8],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归评史记》(全称《归震川评点史记》),此书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评点形式,既有总纲式的“例意”,又有篇前总评。在具体点评时,常以几种颜色在精彩句子旁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注意,即“五色圈点”。归有光对五色圈点有过说明:
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然须见得不得不圈不得不点处乃得。
黄圈点者人难晓,硃圈点者人易晓。
硃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
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联下去者。
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硃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9]
“例意”的内容主要是总结《史记》的叙事方法和作用。他提到的叙事方法有顿挫、旁支、起伏、转折、铺张以及追前说、带后说等。由“例意”可知,其圈点主要出于为八股文作法提供指导的。归评《史记》中圈点几乎遍布全书,对于精彩的人物描写和“意句与叙事好处”往往圈点,但大部分圈点旁边没有评语说明,只能起到提示作用,有时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而圈点,如人名地名。此前的《史记》评点多评点人或事,归氏评点则侧重于文章章法脉络和遣词造句,即侧重于作文之法的研究。而且归有光评论时喜用比喻,如:
如今人说平话者然,一拍手又说起,只管任意说去。
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
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来,如两人说话,堂上或撞出一人来,即挽入其内。
如平地忽见高山。
如画然联山断领峰头参差。
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长。
史记如作游山记然,本是说本处景致,乃云前有某山,后有某水等,乃为大家文字。
归有光以形象化的语言评论《史记》作文之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评点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学习者揣摩,但有时也适得其反,跟圈点一样,有指意不明的弊端。
对于《史》、《汉》的叙事,归有光也有过一些中肯评论,如卷五评:“《史记》好奇,《汉书》冠冕雄浑,自《晋书》以下其气轻,无足观矣”;卷八云:“《汉》本纪严整,然不及《史记》俊逸,而《史记》又不免阔略”。这些评论都涉及到两书的叙事特色。归有光还有一些评论是关于《史记》和《汉书》文字上的异同和详略的比较,没有作优劣判断,类似文字校勘。
归有光的评点还注意到了《史记》对插叙、反复、大传嵌小传、伏笔等叙事手法的使用,如《归评史记》中所称“旁支”、“别样说”,“‘项羽兵四十万’云云,淡而景好,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论”,“《史记》如人说话,本说此事,又带别样说”[10],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实际上都是指插叙手法。归有光对《史记》中“当是时”表示旁支的地方都有圈点,说明他对《史记》中这一叙事艺术非常关注。
归有光对《史记》叙事的妙处时有评点,如“例意”中称《史记》“重叠处正不见重叠”、“叙事叙得真”;卷二评“禹荐皋陶,皋陶未卒,当有天下矣。及卒后而荐益也,叙得甚分明”;卷六十四评“简明劲直,亦与事称”。对于司马迁的叙事观点,归有光并不盲从,有时也会作出批评,如卷三评“文王所以得免,当不在以美女、文马,此史公之陋也”;卷五十八评“按安国传因长公主谢罪太后事在前,非为胜诡事也,疑世家误”。
归有光对《史记》的评点和大力推崇,为清代桐城派继承发扬。方苞著有《史记评点》四卷,光绪二年与归有光的评点本合刊,被称为《归方评点史记》。贺次君在《史记书录》中说:“自归有光、方苞二氏,以色笔批点《史》文,为之钩玄提要,绎脉络,句解节分,用力最深,于是《史记》除注释、评论而外,又有句读评点之学。”[11]此外,方苞还以“义法”理论对《史记》进行了系统研究。“义法”二字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2]《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3]所谓“言有物”就是指文章内容要言之有物,“言有序”是指文章形式上要有条理。他在评点《史记》时,往往以“义法”二字评:“韩、魏及燕于刘邦兴亡无关轻重,则于羽分王诸将见之,先后详略各有义法。”[14]在《与孙以宁书》中,方苞云:“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15]方苞认为《史记》叙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这就是《史记》的“义法”,应为后世文人学习。“义法”理论成为桐城派共同奉行的作文法则。归、方二人都是在对《史记》的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加以评点的,他们或解释字词音义,或对史事表示怀疑,或对文法结构予以阐释,总的看来,归有光圈点多评语少,方苞则评语多圈点少。
后人对于《归评史记》的评价褒贬不一,清代学者张裕钊曾说:“归熙甫氏评点《史记》,治古文家多葆之,传相趋写。”[16]林纾认为归评“发神枢鬼藏之秘,治丛冗凸肖之病,导后进以轨辙”[17]。清代章学诚曾总结归评及其流传盛况:“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但是章学诚本人对归评是颇为不屑的,他批评归有光“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又说“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18],他认为归评拘泥于文字义法,未能深刻挖掘《史记》之独特价值。张之洞则将明代过于重视文法评点的现象视为“恶习”,“明人恶习,不惟《史》、《汉》但论其文,即《周礼》、《三传》、《孟子》,亦以评点时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经莫甚于此,切宜痛戒。《史》、《汉》之文法文笔原当讨究效法,然以后生俗士,管见俚语,公然标之简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勘考证语,若有讨论文法处,止可别纸记之,读诸子同)”[19]。张之洞认为《史》、《汉》文法应该研讨效法,但“后生俗士”之“管见”便没有标之简端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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