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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明代评点分析

【摘要】:明代的《史》、《汉》研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总的说来,明代《史》《汉》研究重视评点,这一时期有关《史》、《汉》的评点著作大盛。从《史记评林》所列举的评点家人数看,其中晋一人,南北朝三人,唐十二人,宋四十六人,元二人,明代则有八十五人之多,占了一半以上,可知明代评点之风的盛行。自宋代以来,扬马抑班已成为主流认识。经和注相连,注用双行小文,这一形式为后来的评点家们继承。

明代的《史》、《汉》研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总的说来,明代《史》《汉》研究重视评点,这一时期有关《史》、《汉》的评点著作大盛。据统计,明代《史记》评点家有八十多位,清代有三百多位[1],其中较著名的有陈沂的《史记评钞》、何孟春的《史记评钞》、杨慎、李元阳的《史记题评》、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郝敬的《批点史记琐琐》、茅坤的《史记钞》、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王维桢的《史记评钞》、王慎中的《史记评钞》、钟惺的《钟伯敬评史记》,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是集大成之作。从《史记评林》所列举的评点家人数看,其中晋一人,南北朝三人,唐十二人,宋四十六人,元二人,明代则有八十五人之多,占了一半以上,可知明代评点之风的盛行。较著名的《汉书》评点专著有郝敬的《批点汉书琐琐》、孙鑛的《孙月峰先生批评汉书》、唐顺之的《荆川先生批点精选汉书》、钟惺的《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茅坤的《鹿门先生批点汉书》、茅坤的《汉书钞》、王维桢等的《汉书汇评》、徐中行的《汉书评抄》、许应元的《汉书评抄》、钟人杰的《汉书批评》、凌稚隆的《汉书评林》等,其中以凌稚隆的《汉书评林》最佳,此书汇集了东汉以来一百七十家评论资料,引书多达一百多种,且有自己的见地,《汉书评林》可谓《汉书》评点之大成。

这一时期《史》、《汉》比较专著有许相卿的《史汉方驾》,也是一本评点性质的书,此书是在宋代倪思《班马异同》的基础上编成的,顾名思义,舍弃了《班马异同》中以字的大小区分《史记》、《汉书》的做法,取“并驾”之意,对倪思原本作了厘订,以《史记》、《汉书》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评语因刘辰翁《班马异同评》而有增减,篇幅也是三十五篇,倾向于扬马抑班。自宋代以来,扬马抑班已成为主流认识。

评点是在经学评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学家们注解经文,先是把注或传附在经后,后来附于篇末、章末,再后来才附于句末。经和注相连,注用双行小文,这一形式为后来的评点家们继承。旧本题“宋苏洵评”《苏评孟子》提要云:

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之语,亦断非宋人语也。[2]

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圈点本,“观其书名,便知此书着眼于抉发为文之门径,而以‘关键’二字强调之以引起学者的注意。此书卷首列总论看文作文之法,于选文之旁则有钩抹之处,故陈振孙称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宋代之标抹,即明清之圈点也”[3]。宋明之交的刘辰翁专力从事评点,他对《老子》、《庄子》、《列子》、《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放翁诗选集》等众多书籍都有评点。“散文诗歌中这种讲求文法、诗法的风尚之形成,同其时士人学为场屋之文亦关系密切”[4],科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评点之学的兴盛。“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5]明代科举讲究文章的立意和笔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了人们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史记》、《汉书》这两部经典著作中的文法脉络也成为评点家们的重点评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