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各自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1]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语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个性的不同,也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2023-08-20
《史记》、《汉书》不仅是古代散文、小说的源泉,而且也是古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源泉之一,古代诗人借史传中的人事抒发自己对现实对社会的感慨,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自从班固首次将《史记·仓公列传》中的缇萦救父情节写入《咏史》诗后,咏史就成为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总的说来,《史记》、《汉书》主要影响的是咏史诗这个类别,但在很多其他诗歌题材中也多以典故形式出现,唐宋诗人对《史》、《汉》叙事的借鉴和学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运用《史记》、《汉书》中的叙事材料和典故。大诗人如曹操、曹植、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王维、杜甫、高适、柳宗元、杜牧、王安石、李清照、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都曾受过《史》、《汉》影响,都曾采用《史记》、《汉书》中史实为典。
赵翼曰:“青莲少好学仙……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51]赵翼指出李白对《史记》、《汉书》中所记历史人物的倾慕,李白诗中常出现鲁仲连、李广、张良等人的典故,如《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齐有倜傥生》、《赠张相镐二首》其二,等等。咏史诗或其他以《史》、《汉》中史实为典故的诗歌,一般都是借史抒情,以古人之事抒发自己对人生或社会的感慨。如曹操《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借周公之典表自己求贤若渴之情;又如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五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面上批判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行径,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意在指责唐宣宗大事佛教、不重贤才的现实;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通过对项羽宁死也不过江的志气的赞赏,来抒发对南宋朝廷退守江南苟且偷生的不满。
其次,除了引用《史记》、《汉书》中的史事作为诗歌题材,还有学习《史记》、《汉书》叙事风格的。评论家们往往将杜甫之诗与司马迁之文相提并论就是一例,元刘埙曰:“少陵诗似《史记》”[52];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杜甫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53];刘熙载认为杜甫之诗取法了司马迁的“节次波澜”、“苍莽雄直”。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亦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54];清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通论七律》中论及唐代七律的派别时说:“何谓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李东川次辅之,谓之王李”[55]。这些评论家都注意到杜甫之诗对司马迁之文的模仿与学习,方东树的评论将杜甫诗与《史记》比,将王维诗与《汉书》比,就是看到了它们风格上的相似之处。
《史记》、《汉书》中众多历史人物如姜太公、仲尼、季札、吕公、鲁连、管仲、秦穆公、荆轲、周公、孔子、舜、伯夷、叔齐、齐桓、仲父、晏子、张良、四皓、商鞅、荆轲、屈原、李斯、项羽、萧何、张良、贾谊、李广、霍去病、卫青、韩信、陈平、朱买臣等都成为咏史诗中反复咏叹的对象。《史记》塑造的李广形象影响深远,在唐代边塞诗中李广的名字和事迹频频出现,如高适的《燕歌行》云:“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56],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57],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58]。边塞诗中对李广的歌颂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渴望当世出现李广那样的将领打退胡人,获得安宁,另一方面对军中将帅不恤士卒的行为表示不满,思念李广那样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将军,还有部分诗表达对李广不幸遭际的同情。
要之,与唐前的《史》、《汉》研究和学习相比,唐宋的研究和学习要深入得多,研究者们对《史》、《汉》叙事艺术的认识是他们学习《史》、《汉》的重要前提。唐宋文学家们或学习两书的语言风格,或学习两书的叙事体例,或向两书取材,或以两书史实为典故,或取两书人物之精神,等等。在古文运动中,《史记》与《汉书》被当作向骈文宣战的旗帜和根据,《史》、《汉》的文学地位得以大大提升。《史记》和《汉书》在众多文学领域被文学家们取法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唐宋文学样式日益丰富,文人对文学体裁和文学观念的认识逐渐深化,另一方面说明《史》、《汉》的文学性被研究者和学习者们逐步认识,这对于提高两书的文学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上册,第441页。
[2]《和州志列传序例上》,(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0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王洙传》,卷二百九十四,第28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14页。
[4]《宋史·陈绎传》,卷三百二十八,第30册,第10614页。
[5]《宋史·刘敞传》,卷三百一十九,第30册,第10388页。
[6]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第10册。
[7]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史记》,第10册。
[8]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注》,《史记》,第10册。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281页。
[10]《六家》,《史通通释》卷一,上册,第1.页。
[11]《论赞》,《史通通释》卷四,上册,第81页。
[12]《论赞》,《史通通释》卷四,上册,第83页。
[13]《叙事》,《史通通释》卷六,上册,第165页。
[14]《杂说下》,《史通通释》卷十八,下册,第521页。
[15]《六家》,《史通通释》卷一,上册,第19页。
[16]《六家》,《史通通释》卷一,上册,第22页。
[17]《叙事》,《史通通释》卷六,上册,第168页。
[1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280页。
[19]《通志总序》,(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20]《二体》,《史通通释》卷二,上册,第28页。
[21]《史论中》,(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佑集笺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
[22](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2页。
[23](明)黄淳耀《陶庵集》卷七《史记论略·高帝本纪》,《丛书集成续编》第12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24]《震泽长语》卷下,《明清史料汇编》一集第三册,沈云龙选辑,文海出版社(台北)民国五十六年(1967)版,第1186页。
[25](明)陈继儒《狂夫之言》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四编,第六册,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台北)民国六十七年(1978)版,第3890页。
[26](清)刘大櫆《论文偶记》,郭绍虞、罗根泽主编,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引言·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2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3页。
[28]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卷一五,上海涵芬楼藏旧钞本。
[29]《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卷一五。
[30](宋)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表志上”条,明万历十八年(1590)书林郑世魁宗文堂刻本。
[31]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史记评林序》。
[32]韩愈《进学解》,(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7页。
[33]《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册,第873页。
[34]《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3册,第880页。
[35]《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3册,第882页。
[36](宋)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下,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第51页。
[37](元)刘壎撰《隐居通议》卷十八“昌黎文法”条,江西巡抚采进本。
[38]《震泽长语》卷下,《明清史料汇编》一集第3册,第1186、1187页。
[39]《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第178页。
[40](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5页。
[41]吴德旋《初月楼古文引言》,《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引言·春觉斋论文》,第25页。
[42](宋)周密撰《浩然斋雅谈》卷上,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43](宋)龚明之撰《中吴纪闻》卷二“苏子美饮酒”条,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44]《尺牍·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二十六,(北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一,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4页。
[45]凌稚隆《汉书评林·总评》
[46](宋)陆游《陆放翁全集》,上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19页。
[47]《李娃传》,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48]李肇撰《唐国史补·因话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49](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笔记小说大观》第22编第3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七年(1978)版,卷二,第2页。
[50](明)瞿祐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序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1](清)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52]《隐居通议》卷六“李杜苏黄”条。
[53](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54](宋)叶梦得《石林诗话》,《笔记小说大观》第13编,第2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二年(1983)版,第631、632页。
[55](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4《通论七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8、379页。
[56]蘅塘退士选编《唐诗三百首》,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57]《唐诗三百首》,第206页。
[58]《唐诗三百首》,第157页。
有关《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的文章
《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各自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1]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语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个性的不同,也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2023-08-20
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史记》无成法可循,自为创体,且行文通变化,故“圆而神”,《汉书》有成例可依,断代为史,但固守绳墨,故“方以智”。《史记》之“圆而神”与《汉书》之“方以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23-08-20
牛运震的《史记评注》也是较为出色的评本,全书十二卷,对《史记》各篇都有评语,多涉及叙事艺术。论者们将《史记》与小说比附的做法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认识,另一方面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自身的发展。......
2023-08-20
[6]在前贤的激励下,司马迁将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了《史记》,终于写出《史记》这一煌煌巨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明帝命他将未完的《汉书》续写完毕。班固则出身儒学世家,班彪的《王命论》以及班固的《白虎通义》和《汉书·五行志》都借助经义附会出一套为刘氏政权辩护的符瑞天命说,这也是《汉书》比《史记》思想和文风更为正统的主要原因。......
2023-08-20
不过,人们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着眼,从文学角度着眼主要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史》、《汉》叙事研究专著,重复研究大量存在,有必要对《史》、《汉》叙事进行研究和比较。《史记》、《汉书》的研究资料所在不少,然而,要对两书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却又殊非易事,主要原因在于两书皆博大浩瀚。......
2023-08-20
《史记》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史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文如其人。与《史记》篇法多变不同的是,《汉书》按部就班,多用顺叙手法,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如《苏武传》就以出使匈奴、牧羊北海、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44]刘师培认为《史记》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汉书》则讲究字斟句酌,平实叙事......
2023-08-20
如班固将《史记》中的《世家》并入传中。两书总体目录上有所不同,《汉书》中的目录比《史记》清晰,每篇传下有一个二级目录,读者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传主的传记。(五)《汉书》常移置《史记》文。[45]纪、传各有分职,《汉书》体例比《史记》更为严谨。关于《汉书》对《史记》的改造,冉昭德在其《班固与〈汉书〉》一文中有过精彩论述:1.《史记》没有《惠帝本纪》,但在《吕后本纪》中,仍用惠帝纪年。……......
2023-08-20
先秦文学中《尚书》、《春秋》等史书初步彰显了叙事文学的特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则进一步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左传》叙事详略得当,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利用白描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记叙故事化。[7]这一说法其实早已言明史著的叙事特征。中国的叙事研究即以中国文本为主的叙事研究以及对传统叙事理论的研究。......
2023-08-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