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宋代多元化研究风尚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研究班马异同的专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如倪思的《班马异同》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朱熹对《史》、《汉》“疏”、“密”的辨析为后世论者们继承，成为中国叙事学中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作为第一部《史》、《汉》研究专著，此书还开启了明清评点《史记》、《汉书》之风。宋明之间，也有值得称道的《史》、《汉》研究者，金人王若虚以及元代的黄履翁就是其中较出色的两位。

宋代，对《史记》、《汉书》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大部分议论散见于史评、笔记、文集、类书以及目录书中，其中比较重要的论著有郑樵的《通志》、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朱熹的《朱子语类》、邵博的《邵氏见闻后录》以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研究班马异同的专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如倪思的《班马异同》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

郑樵是最著名的斥班扬马者，他不赞成班固断限的方法，认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郑樵认同《史记》“会通”的叙事体例，贬斥班固“失会通之旨”。此外，他还从人格、学风上批判班固，云：“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他的结论是：“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19]郑樵不惟批判班固，亦将尊班者一律批倒。

苏洵注意到了《史记》、《汉书》对“互见法”的运用：张新科、俞樟华的《史记研究史略》认为最早发现《史记》、《汉书》对“互见法”的运用的是苏洵，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严格说来，最先发现《史记》对“互见法”使用的应该是刘知几，刘知几曾说《史记》“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20]，这实际上已经道出《史记》使用“互见法”的实质，只是他尚未以“互见法”命名罢了，所以严格说来，苏洵是第一个提出“互见法”这一名称的人，而非最先发现《史记》、《汉书》对“互见法”的使用的人。“互见法”的大量运用一方面有提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省略了许多笔墨，属于今天叙事学中的“省略”，即“素材时间=n　故事时间=0　因而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阙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浃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21]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从太史公周游天下与结交豪俊的角度阐释《史记》“疏荡”、“奇气”的形成。

朱熹则注意到了两书的叙事节奏，《朱子语类》云：

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字，行文亦有不识当时意思处。如七国之反，《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便却不见此意思。吕东莱甚不取班固。^[22]

朱熹从两书叙事节奏上评定“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虽然笼统，但大致上是准确的。打破了自张辅以来以繁简论优劣的比较法，而且他的议论并非空泛，在论及《汉书》添改《史记》文字的不妥时，举了具体的例子加以论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朱熹对《史》、《汉》“疏”、“密”的辨析为后世论者们继承，成为中国叙事学中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明代黄淳耀云：“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3]；明王鏊说：“《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24]；明陈继儒认为：“诗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绵密周致。密则神气拘迫，疏则天真烂漫，《史记》之佳处在疏，《汉书》之不如《史记》在密。元画疏，宋画密，气韵生死，皆判于此”^[25]；刘大櫆也说：“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26]。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叙事时间速度上，中国传统叙事学习惯以“疏”、“密”二字概括，而且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史记》“疏”，《汉书》“密”。

叶适从识力方面对两人的写作做了评比：

自《诗》、《书》之作皆有叙，所以系事纪变，明去取也。司马迁变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遗散，操纵在心，犹时有高远之意，常人所不能测之者。及班固效之，而浅近复重，往往不过常人之识之所能及，至其后史官则又甚矣。是迁之法一传而坏，曾不足以行远，非复古史法不可也。^[27]

叶适认为司马迁识力高于班固，在取材上，他强调借史实明是非去取的古史法，认为两书皆失《诗》、《书》之法，但司马迁仍能对史事操纵自如，班固则多为常人之识，无高远之意。此外，还有以“成败论”等价值观来判断两书叙事水平高下的，如魏了翁《师友雅言》：“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王应麟《困学纪闻》、洪迈《容斋随笔》等都就两书中的具体问题做过分析和比较，比之唐前的论断，他们更讲究评论的有理有据。

此一时期更可注意的是《史》、《汉》异同专著的出现，即倪思的《班马异同》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杨士奇跋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皆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两书互勘的编排体例更有助于比较两书异同，刘辰翁即在此基础上对两书字句、文理等加以辨析，他们也是明显的扬马抑班者。作为第一部《史》、《汉》研究专著，此书还开启了明清评点《史记》、《汉书》之风。

宋明之间，也有值得称道的《史》、《汉》研究者，金人王若虚以及元代的黄履翁就是其中较出色的两位。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史记〉辨惑》十一卷，有涉及《史》、《汉》比较者，如：“晋张辅论迁、固史云：迁记二千年事而五十万言，固记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简不同，优劣可知。此说大谬。刘子元既辨其大节矣，抑予尝考之，迁记事疏略而剩语甚多，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然则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也，安得以是为优劣哉！”^[28]王若虚对《史记》、《汉书》之繁简疏略有所辨析，认为《史记》记事疏略而剩语多，《汉书》记事详细而言语精当。“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指出《史记》虽然总体字数少，但行文用字繁琐，《汉书》虽然总字数多，但行文则相对简洁，比较而言，他偏向《汉书》。王若虚又云：“班固《汉书》，删润迁《史》，往往胜之，然亦有反不及者。”^[29]这种说法是中肯的，班固删润《史记》有时显得更加精炼，有时反不如原书。黄履翁在《古今源流至论》中云：“夫子长负迈世之气，登龙门，探禹穴，采摭异闻，网罗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断之于五十万言之下，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彼孟坚摹视效矩，甘寄篱下，安敢望子长之风耶？”^[30]黄履翁从两书叙事特色上着眼，扬马抑班，对班固循规蹈矩颇为不屑。

要之，唐宋时期的《史》、《汉》研究不再局限于字数之多寡，而能从叙事上做更准确的概括，宋代研究者对于两书的叙事功能、叙事节奏、叙事体例、叙事特色等开始有较多的关注和辨析。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宋代多元化研究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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