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以唐前研究为基础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前《汉书》研究者多于《史记》研究者，对于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学者从文学角度作了分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此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唐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刘知几、司马贞、张守节等学者对张辅以繁简论优劣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刘知几在《史通》里有《班、马异同论》，专门论述两书异同。（三）对《史记》、《汉书》的叙事大都予以肯定。

唐前《汉书》研究者多于《史记》研究者，对于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学者从文学角度作了分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

《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6]

司马贞认为《史记》语言比《汉书》“古质”，因此不被汉晋人重视，他从两书语言与时代文风的角度阐述了《史记》之未为见重的原因，比较中肯。在《史记索隐后序》中，司马贞作了更为详赡的分析：

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迄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兼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7]

这段文字详细论述了唐前《史记》研究者少于《汉书》研究者的原因：《史记》所取材料多残缺，后人难究其详，《汉书》汇集前人书，更有条理，因而读者乐读，研究者也多，研究者一多，疑难之处更少，阅读更为通畅，流传自然更广，如此往复便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汉书》文字比《史记》华美，有骈偶倾向，更适合魏晋南北朝人的口味。唐代另外一个著名的《史记》注释者张守节也对两书叙事作过分析：

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剥《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8]

张守节是从三个方面论证《史记》优于《汉书》的，首先他认为《汉书》多袭取《史记》，袭取部分若有删改，一定比《史记》差；其次他继承张辅以篇幅论优劣的观点，推崇《史记》叙事多而简；最后论及作者，他认为司马迁写书多推父功，班固则隐而不提父亲，两者优劣可知。这三点都有偏颇不当之处，因袭、繁简固然不能作为文字优劣的标准，是否提及父亲修史之事，更不能作为两书评判的标准。

此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唐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刘知几、司马贞、张守节等学者对张辅以繁简论优劣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司马贞慧眼独具，从阅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着眼，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但是与张守节、司马贞的篇章论述不同的是，刘知几以专著的形式对史著作了溯源和全面分析，因此其意义更为重大。唐代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国家专门设史馆修史，形成了“以史为鉴”的学术风气，而之前史书的大量出现，亦为唐代的系统研究提供了范本，正是这种重视史著的学术氛围，促使了刘知几《史通》的产生。

刘知几的《史通》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晋代张辅以篇幅论优劣的言论，与张辅抑班扬马相反，他抑马扬班，认为假设让司马迁来写《汉书》的话，恐怕更费言词，因此不能以文字多寡来判断两者高下。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司马迁行文多古朴简质，班固行文则多带骈俪色彩，而且《史记》虽叙三千年史，汉之前数千年与汉代数朝之事篇幅相当，若按繁简来论，则是司马迁详略不当了，而事实是汉之前史料残缺，不得不简，所以单以文字多寡来判断有失偏颇，刘知几对此观点作了纠偏。

刘知几在《史通》里有《班、马异同论》，专门论述两书异同。他主要从叙事特色和两书体例问题两方面进行比较，徐复观在《史汉比较之一例》中，将刘氏之论点整理为十四条，认为“大较而论，刘氏的推重班固，乃由重视断限而来；然创造之功，则他不能不归之马迁”^[9]。刘知几并没有简单地判断孰优孰劣，而是辨明优劣在哪里。大体上看，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在叙事体例上，他将古史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0]《史记》、《汉书》分别作为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的代表，成为史家中重要的两家，在体例上，刘知几更推崇断代史，自此开启了通史和断代史的优劣之争。

（二）肯定《汉书》对《史记》“太史公曰”和《自序传》的沿袭，“《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曰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11]，“司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为诗体，号之曰述”^[12]。

（三）对《史记》、《汉书》的叙事大都予以肯定。“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歝，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13]刘知几对史书的叙事功能倍加推崇，“书功过，记善恶”是对叙事内容的要求，“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是对史书叙事语言的要求，史之叙事，意义重大。刘知几从史学角度着眼，对《史记》叙事作了批评：“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病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贻误后学，不其甚邪！”^[14]对于《史记》中的文学性虚构叙事，刘知几表示不满。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刘知几对两书并没有明显侧重，但是，我们从书中其他言论里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更推崇《汉书》：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致，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繁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文，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15]

刘知几认为《史记》记事分散，多所繁芜，令学习者“劳而无功”，严厉地批评了《史记》，又指出，《汉书》没有这个缺点：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录计，易为其功。^[16]

刘知几既指出《史记》、《汉书》叙事之异同，又说明了后世史著之所以效仿《汉书》的原因。此外，《史通》从史学角度对两书正误作了辨析，论述相当翔实。再者，刘知几虽然不赞成张辅以字数多寡论优劣的办法，但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汉书》行文之简洁的，对《史记》用字之繁冗予以指责，称“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7]。

总而言之，《史通》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称得上是全方位的，既有史学价值、史学方法、叙事体例的分析，又有两书语言、叙事特色的阐释比较，尽管刘知几总体上抑马扬班，但在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他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在其他方面认为《汉书》优于《史记》。《史通》首次确定了《史记》、《汉书》在史学上的地位，徐复观认为“……他所著的《史通》，在史学方面的分量，堪与刘彦和的《文心雕龙》在文学方面的分量并称”^[18]，应该指出，《史通》的实际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在《史》、《汉》研究上，它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

唐代《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以唐前研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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