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注释与刻印比较研究成果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及之前的学者们注重注释，着重在疏通《史记》、《汉书》的音义，在对两书的注释上分别取得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合称“三家注”，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重要参考。

唐代及之前的学者们注重注释，着重在疏通《史记》、《汉书》的音义，在对两书的注释上分别取得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合称“三家注”，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重要参考。班固《汉书》的文字艰深，唐代颜师古在前人阐释的基础上，汇集前注，加以己见，使《汉书》的音义得到了较为详明的阐释，如今我们通用的中华书局版本便采用了唐代这几家的注释，在《史记》、《汉书》研究史上，唐代学者功不可没。对于隋唐之际《汉书》的兴盛情况，赵翼有过详细阐述：

《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踌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

赵翼对隋唐间《汉书》注释和传授情况条分缕析，作了总汇，由此可知，到隋唐年间，《汉书》研究已经大为兴盛。

对于唐代及以前注释《史记》、《汉书》的盛况，章学诚解释：“夫马班著史，等于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或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阁，受业于其女弟，岂若后代纪传，义尽于简篇，文同于胥史，拘牵凡例，一览无遗者耶？”^[2]章学诚认为两书均含微言大义，需要口传心授才能理解。

宋代研究者对《史记》和《汉书》都有推重，《宋史·王洙传》载王洙“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3]；《宋史·陈绎传》载陈绎“中进士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刊定《前汉书》，居母丧，诏即家雠校”^[4]；《宋史·刘敞传》云刘敞之弟刘攽“所著书百卷，尤遂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5]。

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史》、《汉》文本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后书籍的印刷渐渐增多，《史记》、《汉书》的流通渐广。宋代之后比较好的《史记》刻本有景佑元年刊本、宋绍兴十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本、乾道七年蔡梦弼刊本、庆元年间建安黄善夫刊本、淳熙三年张圩桐川郡斋刊本；元彭寅翁刊本、平阳道段子成刊本；明代比较好的刻本有明正德九年慎独斋刊本、正德十六年建宁符重校刊本；明嘉靖四年金台汪谅氏刊本、嘉靖年间震泽王延喆刊本、秦藩刊本、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刊本；明万历年间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刊本、万历二十六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万历年间钱塘钟人杰校勘本；广东监察御史刊本；明崇祯元年聚锦堂刊本、大来堂刊本、素位堂刊本；崇祯年间汲古阁刊本；明代刻印《史记》多达23种，对《史记》的传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汉书》的刻本也不少，宋庆元元年刘元起刻本、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刊本、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书院刻本、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刊本、明正统八年刊补写本、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刊本、明嘉靖年间福建按察司刊本、明嘉靖间汪文盛等刻本、明万历二十五年北京国子监刊本、明万历四十七年钱塘钟氏刊本、明翻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刊本、明崇祯年间朱墨套印刊本、明崇祯汲古阁刊本、明万历十七年茅坤序刊本等。官刻私刻的盛行极大地促进了《史记》、《汉书》的流传和研究。

注释也是研究，唐代《史》、《汉》注释之书的成熟促进了唐宋人对《史》、《汉》文本的研究，而宋代印刷术的发明则进一步扩大了《史》、《汉》的影响，版本的增多使文人学者们得以阅读《史》、《汉》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这是唐宋研究《史》、《汉》的重要基础。

《史记》《汉书》注释与刻印比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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