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汉书》研究者多于《史记》研究者,对于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学者从文学角度作了分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此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唐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刘知几、司马贞、张守节等学者对张辅以繁简论优劣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刘知几在《史通》里有《班、马异同论》,专门论述两书异同。(三)对《史记》、《汉书》的叙事大都予以肯定。......
2023-08-20
六朝文学崇尚骈俪,《史记》偏重散体,故学习者尚少。《史记》是由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宣布的,最先在写作上受到《史记》影响的也是他。《汉书·杨恽传》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13]杨恽最先读到《太史公书》,且行文受其影响。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有“杨恽有外祖风”一条:“厥后其甥杨恽以口语坐废,其友人孙会宗与书,戒以大臣废退、阖门惶惧之意。恽报书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气,宛然有外祖风致,盖其平日读外祖《太史公记》,故发于词旨,不期而然,虽人之笔力高下,本于其材,然师友渊源,未有不因渐染而成之者。”[14]王楙指出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抑郁不平之气类似其外祖。王楙同篇中又指出“梁江淹狱中一书,情词凄婉,亦放迁作,惜笔力不能及之”[15],他认为江淹的《狱中书》也模仿了司马迁的写作。
最早明确地提出读《史记》并受其影响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在《读史述九章序》中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16]在《感士不遇赋》序中陶渊明又云:“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17]陈直认为“自西汉以来,皆称太史公的史才,不称其文章,渊明独从词赋角度来评价,尤为创见。又陶潜《读史述九章》序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案《读史述》所述为夷齐、箕子、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等九事,一方面读其文辞,一方面借以感叹身世”[18]。魏晋以来文学价值的强化、文学观念的更新使人们越来越能欣赏《史记》中的文学色彩。大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中所涉史事多为先秦人事,因此受《史记》及之前史著影响较多。
陈直又总结道:“班固说太史公微文讽刺,王允直指为谤书,东汉人排列名称,又往往《汉书》在前,《史记》在后,荀悦《汉纪》,多取裁于《汉书》,不甚采用《史记》,可见《史记》一书,东汉时尚触时忌,马、班优劣,尚得不到正确估价。至晋代去汉已远,经张辅、傅玄、袁宏等人的论断,始有定评。又《史记》自西汉以来,都是赞美他的实录,推重他的史才,不论及文辞的优美,只有班固说过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一句(《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已经兼推重其文字,但未说明)。到了陶潜才称道他的《士不遇赋》,这一点为魏晋以来的看法,与后代人看法相同的。”[19]《史记》的叙事特色以及文学性尚未好好地被认识,因此这一时期《史记》的研究者与学习者还不多。
骈文更多的是受到《汉书》的影响。《汉书》文辞典雅,多铺排骈偶,对骈体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蒋伯潜在《骈文与散文》中论述:“经过了西汉一个长时期的酝酿,骈文已慢慢地成熟起来,所以东汉文章的作风便来得整齐华赡,而骈文的基础由此得以奠立。这时候有一个很可惊的成就值得注意,那便是班固《汉书》有趋尚骈俪的倾向,和《史记》的为散文恰成两大势力的对峙,而隐隐之中即成为后世骈文的鼻祖。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所谓‘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也’,和陈天倪所说的‘《汉书》为整文,上承典、谟、训、诰之遗,下立黄初、典午之则,其流为六朝骈俪,与《史记》对峙’,同样地以史书而兼得文章领袖地位,真是无独与偶的趣事。他《两都赋》里的‘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这一节和他《汉书》中的作风相类似,乃是散中带骈而以骈体的成分为多的。李申耆评他所著的《典引》,说是:‘裁密思靡,遂为骈体科律。’可见班固在骈体文中的地位了。”[20]潘岳、陆机、沈约、吴均、虞信等继承《汉书》之骈俪倾向,他们将骈偶文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六朝文学之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模仿《史记》、《汉书》的小说有嵇康的《高士传》、葛洪的《神仙传》、《西京杂记》、佚名的《列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这些小说大致可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种,他们大都秉承《史记》、《汉书》“实录”精神,纵使写神怪之事,也当作真实事件记录。“西方叙事学源于《荷马史诗》,故以‘虚构’为叙事之本质,且以叙事诗学为正统;而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则以史传为正式源起,史传因其权威地位和叙事上的高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基本的叙事资源。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受到史传叙事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史化’特征”[21],小说这一体裁从一开始就以“史”的写法作为自己的标准。大体上看,《史记》、《汉书》中记变异、言灾祸以及记梦占卜等内容为志怪小说取法,而其记轶事、记言辩、议论品评等手法被志人小说继承。
【注释】
[1]《超奇》,(东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十三卷,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5页。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张辅传》,卷六十,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3]《史通·杂说上》,《史通通释》卷十六,下册,第473页。
[4]《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上册,第30页。
[5]《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27页。
[6]《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25页。
[7]《史记·袁昂晁错列传》,卷一百一,第8册,第2748页。
[8]《汉书·晁错传》,卷四十九,第8册,第2303页。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277页。
[10](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页。
[11]《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下,第5册,第1386页。
[12]《史传》,(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13]《汉书·杨恽传》,卷六十六,第9册,第2899页。
[14](宋)王懋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二“杨恽有外祖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页。
[15]王楙《野客丛书》卷二有“杨恽有外祖风”,第16页。
[16](晋)陶潜著,龚斌选笺《陶渊明集校笺》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17]《陶渊明集校笺》卷五,第365页。
[18]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19]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242页。
[20]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熊江梅《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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