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揭示唐前史汉优劣论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最先明确打出“史汉优劣论”旗帜的，是晋代的张辅，与王充不同的是，他尊《史》抑《汉》，《晋书·张辅传》记载：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虽然他是第一位较为详细地论及两书叙事优劣的评论者，但他的阐述并不全面，甚至有失偏颇。综上所述，张辅的“史汉优劣论”过于主观，多属想当然之论。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超奇篇》评道：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1]

王充认为班彪续书“记事详悉，义浃理备”，《汉书》是在班彪续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一评论实际上就是对《汉书》的评论，王充认为《汉书》叙事详实，义理兼备，优胜于《史记》。需要指出的是，王充是班彪的学生，因此王充的评论难免掺杂私人情感，而且他举此例是为了反驳俗人的厚古薄今观念。这段话没有具体的比较标准，只是笼统而论，借“观读之者”的议论来代表自己甲班乙马的倾向。

最先明确打出“史汉优劣论”旗帜的，是晋代的张辅，与王充不同的是，他尊《史》抑《汉》，《晋书·张辅传》记载：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2]

张辅是从五个方面阐释《汉》不如《史》的，首先从两书繁简程度，其次从两书述事选材，再次从对晁错的评价，再次是着眼于两书的原创或因袭，最后认为《史记》在文采和可信度上高于《汉书》。张辅称五个方面都是《汉书》不如《史记》，由此断言《史》优于《汉》。虽然他是第一位较为详细地论及两书叙事优劣的评论者，但他的阐述并不全面，甚至有失偏颇。如繁简问题就遭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批判：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繁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3]

清代学者赵翼也对此作了批评：

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4]

张辅以繁简论优劣的观念不可取。此外，他还要求史家叙事要取能劝善惩恶的人和事，认为《汉书》多记“中流小事”，以至烦冗。事实上，《汉书》在参考《史记》的基础上，多所润色和加工，正如班彪自己所说：“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5]班彪看到了司马迁在《史记》写作上的不一致之处，并对这些不一致处重新作了整理，力求“整齐其文”。

即便在劝善惩恶问题上，也有颇可玩味之处，张辅认为《史记》更能奖善惩恶，事实却未必如此。《史记》一书带着司马迁本人的深深印记，是他遭受宫刑体味冷暖人生的愤世之作，书中人物个体生命意识强烈；班彪父子则处在儒学鼎盛的东汉，与之相适应的是，《汉书》中人物个体意识消解，群体规范和道德伦理意识增强，因此，《史记》中时有剑走偏锋、过于偏激之论，《汉书》中则以沉稳内敛、遵循规范为美。班彪曾批判《史记》是“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6]。姑且不论其评价是否准确，这些言语至少可以说明，班彪父子在著《汉书》时有意识地避免了这种倾向，他们以儒家思想看待人和事，以儒家的观念评价人物，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正统思想，因而在著述中更自觉地担当了劝善惩恶的功能。

而在关于晁错的评价上，张辅更是明显犯了错误，他认为《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因而《汉》不如《史》。其实对晁错深加讥刺的是司马迁，他不喜欢晁错所学的“申商刑名之学”，论赞里以“变古乱常，不死则亡”^[7]之语来评价晁错，将晁错之死视为理所当然、自取其咎。班固却将之改成“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8]。在行文和选材上，《史记》简略叙述晁错一生，《汉书》则收录了晁错的几篇论世之文，突出他的用世之才。可见毁贬晁错的正是司马迁，而不是班固，张辅颠倒论之，其态度之轻率为后人不满。徐复观分析此论大约是在清谈风气盛行、人不乐读书而好随意立论的情况下产生的^[9]，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因袭和原创，张辅也没有仔细考核，他只知道《汉书》多因袭《史记》，却不知《史记》也有所本（关于《汉书》对《史记》的因袭将在下编“叙事体例”一章中详述，兹不赘述）。而且仅说班固因袭司马迁，而看不到班固对《史记》的整理与取舍，是无法客观论证两书优劣的。

综上所述，张辅的“史汉优劣论”过于主观，多属想当然之论。他的论述相当简短，系印象式的点评，走马观花，泛泛而论，没有具体细致的材料作支撑，他对晁错的论述更是妄加臆测。尽管如此，张辅评价的标准是后世评判的基础。繁简、选材、因袭都是后世评论者反复涉及的主题，因此，对张辅评论的辩驳与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后世评论。

除张辅外，晋代尚有几位评论者，他们的评论也有可观之处，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云：

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10]

葛洪从取材、评论上称赞司马迁及其《史记》，对班固之论作出批判，指责班固为“纯儒，不究道意”，这段话体现了他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身份，故而很自然地支持司马迁的先黄老而后六经。

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的论赞中谈及《史》、《汉》时说：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11]

范晔既肯定了《史记》的“文直而事核”，又肯定了《汉书》的“文赡而事详”，认识到二者各有优胜之处，可谓同褒。对于班固讥刺司马迁的话，范晔为司马迁作了辩护，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从善恶是非的角度批评班固议论时“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最后他论及班固叹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结果自己也没能幸免，认为两人皆具大智慧，然都不能以智自免。发人深省的是，前车之鉴未远，评论了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家范晔，后来同样身陷刑戮。可见后人评论前人，往往轻易，及到自身，还是难以逃脱厄运。不过比较而言，作为史学家的范晔，比之其他评论者，其观点要客观一些。他没有简单地评判两书谁优谁劣，而是认为各有优点。在随意褒贬的唐前评论中，范晔之论相对来说要客观一些。

此外，对于两书的语言，评论家们也有所洞察，南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赞《汉书》“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余味”^[12]。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文选》时，选取了《汉书》中的《公孙弘传赞》、《高祖纪赞》、《成帝纪赞》、《韩彭英卢吴传赞》等四篇，《史记》却无一入选，也同样体现了南北朝文学对《史》、《汉》语言的认识和取舍。

唐前“史汉优劣论”的评述特点大致可概括为：

（一）多主观论断和印象式评论，少客观公允之论，如张辅之论；

（二）多着眼于作者本身遭遇及思想评判，少着眼于作品本身，如傅玄、葛洪、范晔之论；

（三）《汉书》研究者明显多于《史记》研究者。

要之，唐前的《史》、《汉》研究主要局限于叙事的繁简优劣上。应该指出，在最初的阅读和流传中，简单地以优劣评价两书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称他们为研究者还为时过早，作为最早的阅读者和评论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有欠客观，简单的论述没有说服力，研究方法也流于粗疏，但这些直观式的评论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后世的人们对他们的观点或者进行批判，或者表示认同，或者更进一步发现此时期尚未发现的问题。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审视中，两书的价值不断地得到新的认识，《史记》和《汉书》才站到目前这样崇高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看似琐碎而浅薄的议论在《史》、《汉》比较研究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

《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揭示唐前史汉优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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