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成果

一、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之家世生平以及有关写作《史记》的资料主要见于《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班固之家世生平以及有关写作《汉书》的资料主要见于《汉书·叙传》以及《后汉书·班彪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

（一）司马氏虽然曾经辉煌过，但到司马迁时，家世远远不如班固家显赫。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追述司马氏世系，说“司马氏世典周史”^[1]。在司马家族中，曾出现过一些显赫人物，如秦国的名将司马错、司马靳，主铁官司马昌、汉市长司马无泽、五大夫司马喜等，到父亲司马谈，家世已经衰落。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官位不高，主要掌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以及做一些文献保存的工作。他决心效法执掌天官的远祖重黎，以修史为己任，重振家学。

比较而言，班固家世要显赫得多。班固的七世祖班壹为避乱迁到楼烦（今山西雁门），有马牛羊数千群，是秦汉之际的边地富豪，当时的人们羡慕他，效法他的名字，取名多用“壹”字。自五世祖班长开始，班氏步入仕途。班固的曾祖父班况由荐举“孝廉”升为郎官，后有功升为农都尉，由于政绩突出，得以进入朝廷升为左曹越骑校尉。班况女儿成帝初年被选入宫，受到宠幸，封为婕妤，班婕妤文采超群，常“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2]。班况有三子，即伯、斿、穉，班固的大伯祖班伯能讲说《诗经》、《尚书》、《论语》等，是当时著名的儒学之士。二伯祖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穉，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此时，班氏一门家世显赫，谷永云：“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3]班氏之富贵在当时首屈一指。

班固父亲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4]。班彪性好著述，专心于史籍，曾作《王命论》，力图以天命符瑞之说论述刘氏之正统地位，著名思想家王充是他的学生。综上可知，班固出身于显贵的家庭，他的思想和学问甚至文风都与其家世紧密相关。

家世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往往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和班固都曾在撰史过程中下狱，但遭遇不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下狱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5]，不得不惨受宫刑；班固则得到了弟弟班超的上书援助，最终得以释放。受宫刑对司马迁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及世事的见解，《史记》张扬恣肆，直抒胸臆的特征与此经历相关；班固虽然前后两次下狱，第一次下狱，只是让班固下笔更加谨慎，第二次因窦宪事牵连下狱时，《汉书》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所以后面这次下狱对《汉书》的影响不大。

（二）两书写作过程中的作者遭遇不同。司马迁的仕途生涯比较简单，先是郎中，这个职务使他得以亲近武帝，也为他奉命出使西南、见证封禅提供了机会。父亲死后，司马迁作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秉承父亲遗志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惹怒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被下蚕室、受腐刑。宫刑给司马迁的打击是致命的，他曾想到死，但又念及父亲司马谈的遗命尚未完成，遂决定隐忍苟活，并以古往今来忍辱负重的事例鼓励自己：“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6]在前贤的激励下，司马迁将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了《史记》，终于写出《史记》这一煌煌巨著。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上比太史令高，实际上这个职务历来由宦官承担，与闺阁之臣无异。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之世相终始。^[7]

班固之仕宦属于因祸得福型，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告班固私改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下京兆狱。幸而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他上书辩白，当时的官吏也将书稿送到了京师。明帝看后，赏识班固的才华，封为兰台令史。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明帝命他将未完的《汉书》续写完毕。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以固为中护军，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记汉德威，由班固作铭。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党羽图谋叛乱，被和帝得知阴谋，被迫自杀，班固因此免官。班固的家奴曾侮辱过洛阳令种竞，窦宪事败，班固亦受牵连，种竞趁此机会逮捕班固，班固死于狱中，终年六十一岁。

（三）思想影响不同。汉初尚黄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8]，尝撰“论六家之要旨”一文，批评儒、墨、名、法、阴阳五家，肯定道家，这表明他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9]，他十岁时开始学习古文，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良好的教育经历为他以后从事史官一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司马迁是深受黄老和儒家的双重影响的。

班固则出身儒学世家，班彪的《王命论》以及班固的《白虎通义》和《汉书·五行志》都借助经义附会出一套为刘氏政权辩护的符瑞天命说，这也是《汉书》比《史记》思想和文风更为正统的主要原因。

（四）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志而撰史，但情况又有差异。司马迁是遵从父亲遗命著书，《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死前“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0]司马谈之遗嘱反复论及作史之必要，他从三个方面训示司马迁，首先是重振家学，其次是继承父志撰史扬名以显父母，再次是时代的召唤。因此，司马迁之作史是肩负其父和时代的双重期待的，这也是他后来身受宫刑而不肯轻易赴死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作史动机上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受父亲影响。班固的父亲班彪有感于《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虽有扬雄、刘歆、阳城衡、诸少孙、史孝山等人续史，但其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11]，于是潜心史籍，旁搜博采，作出《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12]。但是班固与司马迁不同的是，班固自幼就显示出文学才华，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载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3]。“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14]建武三十年，班彪去世，班固从洛阳返回故乡，时年二十三岁。居丧期间，班固着手整理班彪的《〈史记〉后传》，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开始编写《汉书》，时年二十七岁。可知，班固继承父志乃出于自发自觉，不像司马迁那样受父亲郑重嘱托。

（五）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研究成果，汪高鑫说司马谈对《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具体表现在：1.司马谈的功名意识和他强烈的歌颂盛世、著史留名的欲望影响了《史记》的成书；2.“司马谈利用太史令职务的方便，非常重视资料收集工作。据《太史公自序》言，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逸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15]，“但是由于后来成书的《史记》130篇，只有载录于《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旨》一文被标明为司马谈所作，这就使得我们对《史记》中究竟有哪些篇章为司马谈所作而感到扑朔迷离”^[16]。张大可说：“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三十七篇。”^[17]由于明确的证据不多，现代学者们对《史记》中哪些篇章为司马谈所作并不确定，但应该承认《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两人的成果。班固的《汉书》明确吸收了班彪《〈史记〉后传》中的内容。班固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补作，又命马续辅助班昭完成《天文志》，赵翼说《汉书》“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18]。陈其泰说：“《史记》的成书，凝聚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汉书》的撰写，则是班固父子兄妹一家学术的结晶。”^[19]虽然如此，两书的主要功劳还是得归功于司马迁和班固两人。

郑鹤声曾总结《史记》之所以为良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曰游历，二曰全孝，三曰孤愤是也。”^[20]此三因皆与司马迁之生平经历息息相关，也是司马迁与班固人生观和写史观分歧之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二、《史》《汉》成书后的不同遭遇

现代被视为史书丰碑的《史记》、《汉书》在问世后遭遇截然不同。《史记》成书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先否定他的是汉武帝，“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21]。宣帝时，才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22]。为《史记》补叙的褚少孙也是宣帝时人，《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23]《史记·孝武本纪》注云：“韦稜云：‘《诸凯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24]可知此时《太史公书》尚未广泛流传，褚少孙能看到《太史公书》得益于他的博士身份，他对《史记》的研究以及补叙丰富了《史记》的内容，算是较早的研究者。

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25]。汉代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对纵横之术不予提倡，《史记》因记载了先秦纵横术而被统治者视为禁书。

到了东汉，得以阅读《史记》者仍然不多，一般为皇帝赐书阅读，《后汉书·窦融传》中载：“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26]；《后汉书·循吏传》载明帝：“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27]；东汉桓灵时，《太史公书》才开始被称为《史记》。桓帝时《执金吾丞武荣碑》，灵帝时《东海庙碑》都提到《史记》。《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28]，将《史记》五十二万言删成十余万言，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史记》文字的反感。

两汉之际，续补《史记》的甚多，都是在《史记》断限以后续写。《史通·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29]续作者中成就最大的是班彪，他续写了六十五篇，后由班固纳入《汉书》。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曾对《史记》的个别字词作过考证。汉末张昶著有《龙山史记注》，晋代徐广作了《史记音义》，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即在此书基础上完成的。

《汉书》之遭遇与《史记》截然不同，《汉书》成书后，很快受到人们的推重，“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30]，“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昭成之”^[31]。东汉许慎、延笃、服虔、应劭等都曾注疏《汉书》，《隋书·经籍志》记载服虔有《汉书音训》一卷，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

魏晋时期以“后汉书”命名写东汉史的著作甚多，较著名者有吴谢承《后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薛莹《后汉书》、晋司马彪《续汉书》、晋袁山松《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以及晋袁宏《后汉记》等。刘宋时期，范晔又写《后汉书》，传至今世。这些以“后汉书”命名的著作的出现，表明了《汉书》影响之深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首领也开始受到《史记》、《汉书》的熏陶。《世说新语·识鉴》载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32]可知少数民族首领亦好读《汉书》。赵翼总结：“《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33]赵翼指出刘渊父子兄弟皆好读中原书包括《史记》、《汉书》，刘宣对《汉书》之《萧何》、《邓禹》等篇章推崇备至，直至“反覆咏之”。

《隋书·经籍志》记载，直至唐朝，注释《史记》的只有裴骃、徐野民、邹诞生三家，注《汉书》的则有二十种，如：

应劭《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

服虔撰《汉书音训》一卷。

韦昭撰《汉书音义》七卷。

梁刘显撰《汉书音》二卷。

夏侯泳传《汉书音》二卷。

萧该撰《汉书音义》十二卷。

包恺撰《汉书音》十二卷。

晋灼撰《汉书集注》十三卷。

齐陆澄撰《汉书注》一卷。注《汉书》一百二卷。

梁韦稜撰《汉书续训》三卷。

陈姚察撰《汉书训纂》三十卷。撰《汉书集解》一卷。撰《定汉书疑》二卷。

蜀诸葛亮《论前汉事》一卷。

晋刘宝撰《汉书驳议》二卷。

项岱撰《汉书叙传》五卷。

梁孟康《汉书音》九卷。

刘孝标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

梁元帝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34]

大体上看，唐前《汉书》研究者要多于《史记》研究者，《隋书·经籍志》载：

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35]

唐代刘知几总结学者们研究《汉书》的盛况：“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36]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少诎。至宋郑渔仲、刘会孟又抑扬过甚，不足凭也。至明诸论陟，差得其衷。”^[37]

要之，《史记》的成书主要是私人撰述，司马迁忍辱负重，不畏强权，敢于秉笔直书，一定程度上刺痛了统治者的神经，导致它最初的流传并不顺畅；《汉书》的写作则得到了统治者的授权，是班固一家秉承官方旨意而写的，其文笔也符合当时和稍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审美观，因此，它最初的流传比之《史记》要顺畅得多。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5页。

[2]《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卷九十七下，第12册，第3984页。

[3]《汉书·谷永传》，卷八十五，第11册，第3460页。

[4]《汉书·叙传》，卷一百上，第12册，第4205页。

[5]《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30页。

[6]《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00页。

[7]注：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史学界尚无统一看法，本书采用王国维说，这是学术界较有影响的说法。

[8]《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288页。

[9]《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29页。

[10]《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295页。

[1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4页。

[12]《后汉书·班固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3页。

[13]《后汉书·班固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0页。

[14]《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0页。

[15]汪高鑫《司马谈与〈史记〉》，《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16]汪高鑫《司马谈与〈史记〉》，《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17]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8]（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19]陈其泰《〈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0]《史汉研究》，第5页。

[21]《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卷十三，第2册，第418页。

[22]《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37页。

[23]《史记·龟策列传》，卷一百二十八，第10册，第3225页。

[24]《史记·孝武本纪》，卷十二，第2册，第451页。

[25]《汉书·宣元六王传》，卷八十，第10册，第3324、3325页。

[26]《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十三，第3册，第803页。

[27]《后汉书·偱吏列传·王景传》，卷七十六，第9册，第2465页。

[28]《后汉书·杨终传》，卷四十八，第6册，第1599页。

[29]《古今正史》，《史通通释》卷十二，下册，第338页。

[30]《后汉书·班固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4页。

[31]《后汉书·曹世叔妻传》，卷八十四，第10册，第2785页。

[32]（南朝宋）刘义庆著，（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识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6页。

[33]《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上册，第164页。

[34]（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第4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5、936页。

[35]《隋书·经籍志二》，卷三十三，第4册，第957页。

[36]《古今正史》，《史通通释》卷十二，下册，第339页。

[3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乙部史书占举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