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与研究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先秦文学中《尚书》、《春秋》等史书初步彰显了叙事文学的特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则进一步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左传》叙事详略得当，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利用白描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记叙故事化。[7]这一说法其实早已言明史著的叙事特征。中国的叙事研究即以中国文本为主的叙事研究以及对传统叙事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一向以抒情文学为主，在漫长的文学史中，诗词歌赋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叙事文学不发达，至于最初的原因，王锺陵先生从文明发展中神话特征的角度对此作了精确的分析，他说：

在荒莽的动物神身上，世俗生活内容难以渗入；神系狭隘、神职贫乏模糊，则难以发生横向的交织关系；因而，大大限制了中国神话中故事性因素的发展。……由于神际关系的贫乏，他们的本质规定性大多并不丰富……当巨大的神话意象世界终于解体以后，它留存在先秦典籍中的大都是吉光片羽式的碎片，可以睿哲思、助议论，却难以推动叙事性文学的阔大构建。因而，中国叙事文学的长足发展还有待于来日。^[1]

先生以相当诗意的语言分析了中国早期神话中叙事因素的贫乏及其深层次原因，认为是神际关系的贫乏导致它们难以发生横向的交织关系，因而限制了故事性因素的发展，这一说切中肯綮。中国的神话不像西方神话那样有体系，而是呈现出零散性、片段性的特征，即使是神话宝库《山海经》，其叙事也是片段的，是吉光片羽式的碎片，此书虽然记录了很多神灵，但是这些神灵分占山头，各自为政，并不隶属于一个系统，也没有西方那种像宙斯一样的主神统帅这些散兵游勇。袁珂说《山海经》中大都只有神的存在而无神话，他认为此书故事情节完整的神话“实在并不多见。检核起来，不过是七八段罢了”^[2]。再加上中国早期的实用理性观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等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神话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和二度创作，而是停留在原生神话的状态。鲁迅曾引用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说法解释中国神话不发达的原因：“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悬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3]一方面是地理条件导致中国人务实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儒家中的实用思想遏制了神话的流传和发展，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后世人们对神话的解读往往从实用理性出发，注重神话中“神”的真实存在，如郭璞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倜傥之言，莫不疑焉。”^[4]过于理性的追问必然会对神话叙事的发展和虚构性叙事造成阻碍。

对于中国早期故事诗的缺乏，胡适认为中国先民“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5]，他将后来的南方作品《楚辞》与北方作品《诗经》对比，认为南方文学里的神迹和想象力比北方的要丰富，以此证明他的地域影响说，他的说法与鲁迅所引地理影响的说法大致相似。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最终担当起中国早期叙事功能的是史传作品。先秦文学中《尚书》、《春秋》等史书初步彰显了叙事文学的特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则进一步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左传》，被后人称为先秦叙事艺术的高峰，唐代刘知几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6]。《左传》叙事详略得当，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利用白描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记叙故事化。早期的历史著作大抵都有文史哲兼通的特质，《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且有一定的哲学意味。汉史之后，文、史分流，史书中的文学性逐渐减弱，史家们一方面限于才力，另一方面限于史书客观写实的体例需要，在史书撰写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对文学性的追求，后世史书的叙事特征总体上看也不如早期史书显著。然而我国特定的纪传体传统，注定了史书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既要叙人写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叙事艺术。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7]这一说法其实早已言明史著的叙事特征。

汉代文学中，史书是集大成的文学样式，它渊源于先秦的历史散文，又吸收了哲理散文的精华，更融汇当时的文体——汉大赋，《史记》、《汉书》分别代表着西汉、东汉两个时代叙事艺术的最高峰，研究它们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特征，是研究其文学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叙事”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已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往往也写成“序事”。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8]；《三国志·魏书十三》云：“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9]；刘知几《史通》中列出了《叙事》一节，极力强调史书的叙事功能；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今滕》《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10]中国史官制度的建制历时久远，源远流长。“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1]综上可知，传统的“叙事”主要是指对事件的叙述，是以史传文为主的，史传文可说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代表。中国的叙事研究即以中国文本为主的叙事研究以及对传统叙事理论的研究。

《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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