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评述

（一）诗词

1.诗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诗歌已产生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于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二者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良传统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将由朝廷乐府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也称为乐府。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的精华。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情感感伤，语句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炼，钟嵘《诗品》卷上誉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赞其“实五言之冠冕也”。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以“三曹”（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充满浓烈的悲剧色彩，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恶，“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其中阮籍、嵇康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开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文坛呈现繁荣局面，钟嵘《诗品序》载：“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诗人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唯左思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八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陶渊明出现，才打破了玄言诗一统天下的局面。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平淡自然。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开创的田园诗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颜延年、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谢朓受其影响，长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歌行体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风格迥异：南朝民歌清丽柔婉，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质朴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靡诗风，为唐诗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模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深沉，风格沉郁顿挫。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诗风奇崛险怪。此外，独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诙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人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的诗歌。杜牧擅长七绝，伤春惜别，咏史怀古，清丽俊爽。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其“无题”诗，情思朦胧，意蕴隽永，具有一种凄艳之美。

宋诗的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取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称“西昆体”。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词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理性的倾向愈益明显。王安石长于用典，好发议论。对北宋讲坛影响最大的是苏轼、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诗说理抒情，挥洒自如，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诗宗杜甫，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其诗瘦硬生新，号称“山谷体”，开创了江西诗派。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宋末，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篇成为宋代诗坛的绝响。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其诗内容丰富，尤擅七律，意境沉郁。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的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拟古和返古各成派别。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桢、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圣唐”。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尊唐崇宋。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稍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

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的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以学问为诗，唯郑燮反映民生疾苦、袁枚直抒性情等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外忧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

2.词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词风浓艳细腻、绵密隐约，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其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曰：“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情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词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多写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等词人的作品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给宋初词注入了新的活力。柳永多慢词长调，对宋词进行第一次革新，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放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怀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和周邦彦。秦观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铸词笔调多变，刚柔并济。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词风典丽精工，是婉约词的集大成者。南宋初期女词人李清照的“易安体”词，言浅意深，本色当行。张元干、张孝祥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辛弃疾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于柔、刚柔相济，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以姜虁、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成就最突出者有姜虁、吴文英，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现复兴局面。词人众多，流派纷呈。清初，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工于小令，长于白描，语言清新，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南唐后主李煜。陈维崧是阳羡词派之宗，风格接近辛弃疾。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标举淳雅。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强调以内言外，主张比兴寄托，影响深远。

（二）散文

散文在古代是指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先秦散文包括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

殷商时期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尚书》是目前能完整传世的最早著作，它实质上为商周时期的史料汇编，以文诰誓命为主。到了周期，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作品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战国策》的作者不可详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通过分国记事，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学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论语》是孔丘及其弟子日常言行的简短记录，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主要记载孟轲的言论。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墨子》体现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庄子》是先秦最富诗意的说理散文，想象奇特，恢诡谲怪，变化万千，极富文学趣味。《荀子》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说理透辟。《韩非子》结构严谨，锋芒锐利，大量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深刻。《吕氏春秋》是秦国相邦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和逸事。它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集合了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晁错和邹阳的文章或论秦之得失，或针砼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晁错的《守边劝农疏》《论贵栗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要总结古代文化，给大统一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析，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使先秦历史散文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中唐时期，韩愈大力反对浮夸的骈文，提倡写作古文，并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一时间古文创作佳作迭出，影响巨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论述、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古文运动，他与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澈在古文运动中均各有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北宋的历史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具有历史与文学价值。

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则主张尊唐宗宋。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提出了“性灵说”，要求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则主张“独抒性灵”，晚明张岱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涉及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张岱小品文的杰作。

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散文流派，因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槐、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主张，“义”即内容纯正，“法”即文辞雅洁。姚鼐将其发展成为“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代表作品有方苞的《左总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三）赋

赋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体，在两汉盛极一时，由于大多数文人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创作，使其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原本是《诗经》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即铺陈描写。赋作为文体的名称，始于荀子的《赋篇》，最早的赋体作品是楚国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兼具讽谏意义，与汉赋更为接近，但疑为后人伪托之作。赋体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战国后期，其是在战国纵横家散文和楚辞的影响下形成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颂”，接近散文，但又汲取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如华美的辞藻和夸张的手法。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汉代往往将辞赋连称。西汉初期的骚体赋，抒情浓郁，句尾多缀有“兮”“些”等楚地方言词。汉族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是骚体赋的杰作。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枚乘，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创作的《七发》，虽未以赋名篇，但结构宏大，文辞富丽，运用主客问答形式，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大赋又叫作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鸿篇巨制。从武帝到宣帝的九十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赋有九百余篇，大部分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其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事，新兴都邑的繁荣，宫室园囿的富丽堂皇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生活等。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文选》所载两篇《子虚赋》是其代表作，代表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赋的开头用问答体，设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为客主，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做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于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声威。在赋的末尾，作者让汉天子在享乐之后反躬自省，委婉地表达了惩奢劝俭的用意。赋中大量运用华丽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主客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奢华，充分体现了汉代大赋的特点。其后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以及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著名的大赋作品。

东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文人普遍受到压抑，促进了抒情小赋的出现，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是其中的杰作。抒情小赋形制比较短小，文字清丽，多通过咏物来抒发作者的怀抱和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的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政治。由鸿篇巨制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的统治阶级生活变为抒写个人的胸怀情志，这在汉赋发展史上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此后还有骈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几个发展阶段。

从魏晋时期开始，受骈文的影响，赋体文学日益骈化，作家大量运用对句，且更加追求工丽，于是便形成了骈赋，又称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其特点是对偶精工，用典巧妙，辞藻华美，音韵自然和谐。曹植的《洛神赋》被视为骈赋的奠基之作。此后，陶渊明的《闲情赋》、江淹的《恨赋》、谢惠连的《雪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都是著名的骈赋。

在唐代形成的律赋，把汉魏以来赋体文学中讲究骈骊声韵的形式推到极致，以声韵整齐、对仗工整和开阖扣题为其基本特征。律赋在唐代主要运用于科举考试，在文学上的价值不大。

作为赋的一类，文赋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文赋结构别致，议论纷呈，句式散文化，往往融叙事、状物、抒情、议论为一体。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是文赋的代表作。文赋的出现，为赋体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琐屑的言谈及无关政教的小道理。作为文体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虽然含义不同，但古代小说作品一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里并未成为文学正宗。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先秦两汉可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汉书·艺文志》首先把“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列于诸子之末，并著录了15家小说，共1 380篇，这些作品基本已亡佚。现存著录最早的小说有《燕丹子》《西京杂记》《列仙传》《神异传》《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大多见于《隋书·经籍志》，前人著录时多称汉人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战乱，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玄学逐渐发展兴盛并深刻影响士大夫的生活，此时道教和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记录神奇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此外，随着个性意识的增强，出现了以名士容貌和言谈为表征的记载人物逸闻琐事的志人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为出名。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自觉意识更为积极，形成了新的小说体式——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留下了诸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杰作。鲁迅称其“叙述委婉，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元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宋元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说话”艺术更加兴盛，产生了话本，话本即说话艺人讲故事的底本。宋元话本的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其中，《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已具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雏形。宋元话本以其鲜明的平民意识，浓郁的生活气息、丰盛多彩的情节和生动明快的语言而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从宋代开始，白话小说逐渐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史略》）。

元明之际，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走向成熟，代表作是“四大奇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代表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为中心，通过三国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展现了一幅幅精彩的历史画面，刻画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水浒传》以宋江36人为基础，写了108位兄弟结义的英雄传奇故事，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西游记》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磨难，笔调诙谐幽默，引人入胜。《金瓶梅》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以西门庆一家为代表的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揭露了明代后期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二拍”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描写对象由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了商人、手工业者、妓女等，不论是叙述技巧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以“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成就最为突出。

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两部长篇巨著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达到最高峰。《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展现了封建社会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代表封建社会的四大家族必然走向没落的悲剧命运。《红楼梦》结构严密，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代表了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儒林外史》以讽刺封建科举制度为主题，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并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儒林外史》结构新颖独特，讽刺手法委婉含蓄，成功塑造了众多读书人的形象，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清代短篇小说以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最为著名，小说内容绝大部分叙写神仙狐鬼妖魅故事，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行文洗练，在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基础上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近代小说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关注现实，出现了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为代表的谴责小说。这类小说抨击腐败，直指时弊，形成了近代强劲的批判现实的文学思潮。

总之，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后，不论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

（五）戏曲

戏曲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起源于原始歌舞表演，汇集祭祀、歌舞、倡优、诗词、说唱艺术等诸多养料，是融唱、念、做、打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舞和祭祀。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专门以滑稽娱人为业的俳优。汉代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戏，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拔头》《代面》《踏摇娘》。唐代流行由先秦时期的优伶表演发展而来的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经过漫长的孕育，到了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发展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宋金并存时期，在宋杂剧的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宋杂剧和金院本是中国戏曲的雏形。

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表现形式，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浙江温州（古称永嘉）一带的民间，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合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元素形成的，以体制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其特点，已初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有《张协状元》《官门子弟错立身》、“荆刘拜杀”（元代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的合称）、《琵琶记》等名篇。

元代，成熟于金末的元杂剧（北杂剧）风行一时，几乎与元帝国命运相始终。元杂剧的内容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主题明确，人物鲜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手法相结合，结构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元杂剧以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为代表，形成了《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赵氏孤儿》等经典剧目。

明清传奇源于宋元南戏。明中叶到清初，传奇代替杂剧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传奇曲词典雅，体制庞大，表演上则日趋成熟，多用昆曲演唱，唱腔优美。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了明清传奇的辉煌。

清中叶以后，花雅之争带来了戏剧发展方向的又一次改革——由以剧本创作为中心转向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由以雅部为中心转向以花部为中心，各种花部地方戏蓬勃兴起，折子戏总集《缀白裘》收录了大量的经典名句名段。地方戏带有新的时代特征，题材广泛，贴近生活，由于经过无数艺人的琢磨和长期的舞台实践，许多都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剧目，如《拾玉镯》《玉堂春》等。道光年间，由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组成的京剧正式形成京剧曲文质朴、通俗、本色，不同于杂剧传奇曲文的典雅华美，以角色唱、念、做、打的舞台表演艺术为主。京剧到了近代，经过无数艺人的不断努力，逐渐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一种剧种，《四进士》《群英会》《定军山》等优秀剧目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