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际三螺旋大会已经召开了15届,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三螺旋理论的发展。因此,三螺旋理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大学、产业和政府关系的转变过程。但是,在三螺旋模型中,政府角色的发展出了一些共同特征。三螺旋理论自埃茨科威兹和雷德斯多夫提出以来,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应用。这些国家从不同角度对三螺旋理论的应用使其找到了合适的生长土壤,三螺旋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也在应用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023-08-20
(一)三螺旋理论的内涵
三螺旋理论建立在大学、产业和政府三方的交互作用之上。在三螺旋模型中,三方机构不再独立运行,而是日益加强合作,并在合作的不同阶段产生了螺旋结构而非线性结构的联系。三螺旋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假定大学在创新中的角色更加凸显,它可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与产业和政府相提并论;第二,三大机构领域间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创新政策日益成为三者交互的结果而非政府指令;第三,除了履行各自的传统职能外,各机构领域也“承担另两者的角色”。[6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产业和政府机构要互相转换职能,而是强调三方机构在保持自己的原始作用和独特身份时,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并强化另两者的作用。因此,大学继续完成青年社会化和知识传播的独特使命,也发挥一些商业和管理功能。政府是社会规则的终极保卫者,产业是生产性活动的初级来源。因此,产业继续提供产品、服务并做研究,但也越来越多地提供高水平培训。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同时也要让新企业能够利用风险资本。[66]
当三方机构都试图强化另两者的作用时,大学、产业和政府便进入了三方互惠的关系,三螺旋模型往往就发生于此。这样的三螺旋模型既能使每一方的角色得到巩固,又能形成三方交互的螺旋结构,从而做到优势互补以实现创新。三螺旋结构中的创新来源不再是先天性同步的。它们不再按给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而是给参与者、分析者与政策制定者提出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网产生了一个意图、战略与计划的自反性次动力系统,它通过重组与连续协调下面的基础构造来增加剩余价值,从而接近预设目标。[67]一个区域化的三螺旋产生于知识空间、共识空间及创新空间的任意组合或交叉。知识空间通过某一主题的研究资源集合体为区域增长提供基础材料。共识空间意味着相关部门一起合作,形成战略并聚集资源来实施战略,从而推动区域发展。创新空间指用来填补区域发展缺口的新组织机构和战略应用,通常形成于共识空间。[68]区域三螺旋空间并非线性的,从理论上说它们可通过任意顺序得以创造,每一方都可成为另两方发展的基础。强化区域创新的过程可能开始于知识空间,然后以线性模式移动至共识空间,最后是创新空间;也有可能从共识空间或创新空间出发。而随着项目和计划的发展,该过程也可能直接始于创新空间。[69]最终,三螺旋模型将资源、人员和网络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混合实体。
埃茨科威兹曾经用十句话对三螺旋理论进行了表述,这对理解三螺旋理论的内涵有一定启发:
·创新来源于三螺旋机构领域相互间的安排和网络,而非某个单一的驱动力;
·在加快创新步伐时,组织创新的发明、新的社会分工以及新的交互渠道变得与物理设备的创造一样重要;
·线性和反向线性动力学的交互导致了交互式创新模型的出现;
·“知识的资本化”与“资本的认同”同时出现;
·随着不同形式的资本被创造出来并彼此转化,资本表现形式也在新的维度出现,即金融、社会、文化和知识;
·全球化变得分散,并通过大学间的区域网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得以产生;
·在当地政治经济的保障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可能通过将发展策略建立在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源的建设之上而取得快速发展;
·产生于先前跨学科创新综合的新技术中的机遇,持续引发了跨机构领域、工业部门和民族国家的重组;
·大学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学术机构也因这一目的被重新调整或创建;
·早期体制从一个技术范式转移到另一个的潜能被耗尽,这是三螺旋形成的标志。[70]
(二)三螺旋理论的演化
三螺旋模型有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国家集权模式(如图2.1所示),即政府控制着大学和产业的活动;另一个是自由放任模式(如图2.2所示)。这两种模式中的大学、产业和政府有着不同的关系。在国家集权模式中,政府是控制着大学和产业的领导角色,驱动着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大学和产业则彼此分离,只在国家的统一指挥下开展相关活动;而在自由放任模式中,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相互分离、边界分明,通常是在企业的驱动下谨慎地开展交互活动。虽然出发点不同,但这两种模式却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即大学、产业和政府三方的三螺旋交互模式(如图2.3所示)。在这种模式中,三方机构交互重叠,并形成了新的混合组织。
图2.1 国家集权模式的大学、产业和政府关系
图2.2 自由放任模式的大学、产业和政府关系
图2.3 三螺旋模式的社会结构
要实现大学、产业和政府交互作用的三螺旋模式,国家集权模式和自由放任模式都要相应地进行改变。国家集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发展模型,因为它给“自下而上”模式的发展空间太小,创新受到的是阻碍而非激励。自由放任模式由独立的机构领域组成,它们之间边界严明,彼此的关系也受到严格限制。[71]因此,在国家集权模式中,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放松自上而下的控制并创造一个该模式所缺乏的公民社会。一旦人们可以一起创造新思想,那么自下而上的创新就能实现。而在与之相反的自由放任模式中,机构之间相互分离,彼此竞争而非合作,因此需要修正机构领域内外分离的政策。[72]从这两个模式出发都有以下转变:一方面是大学和产业从政府获得更多独立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这些机构领域向更加互相依靠转变。大学、产业和政府通过各种联系,既履行了自身传统角色,又扮演了另两者的角色,这些机构领域的交互是组织创造力的刺激物。组织创新产生于三螺旋间的交互。最终,大学、产业和政府交互作用,既保持自身独特身份,也扮演着彼此的角色,并在混合机构中产生创新。[73]
不过,三螺旋结构和双螺旋不同,它并不稳定。形成三螺旋结构的三条螺线经常不平衡,一条螺线作为创新组织者(Innovation Organizer)充当原动力,另外两条绕其旋转。当三螺旋结构中的另一条螺线取代之前那条成为主线时,充当核心螺旋的组织也随之改变。[74]因此,三螺旋结构中的每一条螺线都可与另两者有关联,并且有望发展成螺旋间在交流、网络和组织方面的新覆盖(如图2.4所示)。[75]
图2.4 网络层面交流和预期的覆盖指导着机构安排的重构
图2.5则描绘了三螺旋的螺线发展:一个纵轴演化与横轴循环的综合体。它描绘了一个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发展的三螺旋循环。宏观层面即三个螺旋体间的循环,微观层面即螺旋体内部的循环。前者可形成合作性的政策、项目和网络,后者会带来螺旋体内部的产出。[76]
图2.5 螺旋发展的三螺旋
在大学、产业和政府的交互过程中,也形成了人员、信息和产出的循环。人员循环会将一个领域的观念引入另一领域,促成合作项目并提升跨机构的理解。它至少有三种模式:单向流动,即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永久变动;双重生活,即同时在两个领域任重要职位,如教授在企业兼职;交替循环,即在超过一个领域相继任职一段时间。信息循环即创新网络。在信息技术时代,合作是以信息交流为基础的,这些交流日益通过从地方到国际的各个层级的网络得以发生。有些信息网络被设计来宣布政府政策和基金来源、大学进行的前沿研究以及它们对新技术和产业的影响;还有来自产业的合作需求。其他信息网络则被设计来支持创新区域。产出循环意味着部门互惠。部门互惠性与创新贡献平等性是重要因素。如果各方贡献的不平衡是消极的,那么创新会有缺口;相反,如果不平衡是积极的,则会刺激其他部门增加投入。[77]
因此,三螺旋模型的发展有四个维度。第一维是每个螺旋体的内部转换,如公司间通过战略联盟形成的横向联系的发展,或者大学承担经济发展使命的假设。第二维是一个螺旋体对另一螺旋体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中制定间接产业政策的角色。当政府出资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处置规则改变时,技术转移活动扩展到大学更广的领域,导致为其服务的学术技术转移专业和信息媒介的产生。第三维是在三个螺旋体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三边网络和组织的新叠加,旨在为高科技的发展提出新思想和新范式。第四维是新合作实体(通常代表学校、产业和政府,相对于传统的代表政府、产业和劳力的欧洲合作模式)的递归效应,这既包括它们最初产生的螺旋体,也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的螺旋体。[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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