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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内外因分析

【摘要】:图0.1大学生就业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图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人们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尤为关注。图0.2大学生就业创业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图(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大学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大学就业创业研究的纵向梳理

就业和创业本是两种相关的社会现象。广义上,创业是就业的一种。因此,本研究不对就业创业做分开论述。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它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家政策的变迁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最初的相关文献多属于中外比较研究,主要研究国外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到20世纪80年代末,始出现探讨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学术论文,其研究多集中在大学生就业心理和性别等问题造成的小范围大学生群体就业困境上。其原因在于当时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生就业困境不具备普遍性、时代性和代表性;也正是由于研究范围较小,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太多关注。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国家就业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学术界的关注点也在慢慢转变。

其实,早在1984年上海就开始试验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双向选择”。到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施行,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才开始普遍关注。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稳定规模”进入“适度发展”时期,此时国家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开始进行。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和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对大学生就业“供需”模式的调试、大学生就业观念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就业指导工作从组织(高校)对组织(政府)的接洽转向组织(高校/用人单位)与个人(大学生)的互选等方面。到9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大学生进入市场进行自主择业,于是探索大学生的自由择业模式和就业指导制度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从心理学人口学(性别、生源地、地域等)、学科专业等方面探究大学生就业困境成为研究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每年以百篇计。

图0.1 大学生就业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图

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人们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尤为关注。从2002年到2003年的短短一年间,探索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学术论文陡增,从200多篇增加到600多篇。此后,这方面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长,2005年突破4位数,峰值出现在2009年和2010年,论文数达到5000篇以上,之后基本上稳定在不低于4000篇。截至2017年10月,期刊网上收录的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学术论文达到40000余篇,当之无愧地成为学术界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

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已有研究进行纵向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最初对大学生就业现象的研究比较单一,并没有将创业问题纳入其中,更谈不上将其视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这与我国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的限定和支撑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绝大多数人——不仅是大学生本人,也包括政府和企业相关人员——都认为大学生群体与创业的相关性甚微。20世纪90年代末专门探究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论文出现,[1]此后,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与创业结合起来研究的论文逐年增加。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人们对大学和大学毕业生的认识越来越紧跟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类论文逐渐成为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图0.1和图0.2来看,关于大学生创业的论文数量与研究大学生就业的论文数量的增幅基本一致,因此本书将两类论文统合起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将就业视为创业的总体统计指标,一方面将创业视为就业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书中第四至第七章的4个实践案例集中体现出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好的就业离不开创业的努力,创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两者之间还有互相促进的关系。

图0.2 大学生就业创业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图

(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大学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本书而言,这里的特殊性并非指由民族成分带来的不同之处,而是主要强调其地域性、文化心理特性以及由风俗习惯造成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上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逐渐成为教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专业学者的研究热点。以下将主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研究视角

就研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地域、性别、家庭、专业、院校、民族成分等六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1)以地域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涉及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还包括西北、西南两大地区。此类论文基于一个共同的研究背景,即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预期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已有文献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现象的研究最为丰富也最有代表性,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少数民族学生由于自身原因、地方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等,在就业质量和就业范围上都不尽如人意。[2]此外,对西北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充分。[3]可见,就地域范围进行的相关研究,对民族地区划分的范围都比较大,研究较为宏观,尚未覆盖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小城镇;而这些中小城镇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学生更容易与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相对接,这正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重点。

此类论文还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跨区域流动。已有研究认为,跨区域的各族人口流动应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实施策略上,有研究认为可通过跨区域流动和迁移,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各族劳动者均匀分布和相互“嵌入”,改变传统以族群为核心的聚居模式。[4]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迁移者在城市民族特色经营的企业中,“亲缘关系”比“民族特色”显得更重要;“民族特色”更有可能脱离“亲缘关系”而成为独立的就业竞争优势。[5]可见,这类研究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跨区域就业创业,甚至不惜将其与民族特色相分离。这不失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对整个民族地区来说,其经济发展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因此不宜作为长久之计。此外,跨区域流动的障碍也有很多。例如,户籍管理制度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不明确或被排除在外;劳动力市场障碍,地方和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偏见;宗教信仰及思想观念的障碍;语言、习俗方面障碍等等,[6]都让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跨区域流动的策略变得不太符合实际。有很多研究探讨了如何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政策的完善,如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减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歧视;改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负面刻板形象;在全社会普及各民族风俗文化的宣传教育;培育多元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建立和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利益表达机制;积极发展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关的社会组织,形成利益协调社会机制;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完善社区服务网络等。[7]可见,已有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回到生源地或者外地人口留在民族地区就业的情况,而这正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即让民族地区留得住人、引得进人,做好当地产业、城市需求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的工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族人口流动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2)以性别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

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性别特征是研究其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研究对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探讨所占比重较大。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自我评价有一定偏差;求职、就业中缺少必要的学习、包装和训练;择业倾向性有待调整;职业技能急需提高。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中提出的解决策略有:培养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塑造复合型人才;调整择业观念;加强基本职业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外语和计算机的学习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等。[8]就上述现状和策略来看,已有研究并没有凸显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具有的就业上的劣势或优势,她们所面临的就业困境很大程度上具有少数民族大学生或者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普遍性。尤其是随着国家鼓励创业就业政策的推行甚至是对少数民族某种程度上的倾斜,性别因素的区分意义较为有限。这类研究有不少比较研究的成果,引介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就业策略,其国别借鉴意义大于性别区分意义。

(3)以家庭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

此类论文主要区分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贫困生的家境特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贫困生绝对数量多、贫困程度重,且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中西部地方院校。他们以家庭经济困难为主要身份特征,多有畏难、悲观失望等情绪。特困生更容易出现自卑和缺乏自信,择业时重实惠、求稳定,有较强的“补偿”和“回报”心理。他们的就业状况多表现为就业成本高,就业过程艰辛,待业时间长。即使能就业,就业层次也大多较低,平均收入较少。尽管这类学生的升学率上升,但就业率却逐年降低,他们的就业期望与就业现实反差极大。不论是现实状况,还是主观意愿,这类学生都更倾向于回到西部偏远地区或生源地就业,去东中部发达地区的就业意愿较低。[9]此类研究对影响少数民族贫困生就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就地区因素来说,经济欠发达,供给的就业岗位偏少;对就读高校而论,专业结构调整滞后,课程学习与就业实际需求的差距过大;基于学生个人而言,择业观念陈旧,择业就业综合素质极为欠缺,又不能很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盲目就业情况较为严重。[10]已有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对高校和学生两方面的改进策略上,如加强对高校少数民族特困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加大就业指导力度;强化少数民族特困生的生存及耐挫折教育;积极开展心理咨询、就业辅导等。[11]需要注意的是,此类论文在讨论如何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困境时,大多没有走出教育领域,主要强调高校或者学生自身提升能力以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而本书是将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放在教育领域之外,结合当地经济产业、城镇建设、教育发展综合解决,针对民族地区贫困、民族学生贫困、城镇产业供需不合理、民族院校专业结构有待调整、学生回到生源地意向明显等突出问题,寻求产、城、教共同发展的解决策略。

(4)以专业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

此类论文主要研究艺术专业、体育专业、美术专业、商学/金融专业以及师范专业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就业中遇到的问题。研究认为,随着毕业生人数激增、就业双向选择政策不断深化和劳动力市场化机制等多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受教育背景、专业选择和专业知识水平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12]不仅如此,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行业就业结构的适应性不够,地方高校专业的自我发展、专业设置与行业的规模及发展状况不适应,使上述专业的就业前景堪忧。[13]有研究特别指出,如果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科选择和专业成绩等方面较汉族学生都不占优势,必然会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极易激发带有族群背景的民族情绪,有可能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14]从所涉及的专业来看,此类论文大多关注应用性强、民族特色突出或者实用价值较大的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问题。显然,结合学校特色定位,在“双一流”建设中强调优化学科设置和打造特色专业背景下,通过调整专业结构提升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率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这为本书探究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结构和城镇发展规划对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5)以高等院校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案例。

已有研究对民族院校的理解有两种:一是以“民族大学/学院”命名的高等院校;二是位于民族地区的院校。以民族大学/学院为案例的研究更常见,而对非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有所涉及但论文数量很少,多集中在北京或省会城市中的民族院校,对民族地区中小城镇的民族院校关注不够。

数据显示,2005年9月,我国民族院校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在73%左右,除少数高校外,有近30%的毕业生不能实现一次性就业,就业率、就业质量都与全国重点高校有非常大的差距。[15]究其原因,民族院校教育教学模式陈旧和国家扶持政策缺位是重要因素。一方面,民族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使其毕业生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扩张导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提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国家缺乏解决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的优惠政策。[16]再者,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就业受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产业发展与教育衔接不够等全国高校大学生普遍面临的就业困境的综合影响,[17]民族院校的竞争压力和就业劣势更为明显。相关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分为政策、高校和家庭三个层面。首先,政府应出台助力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法规,使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品牌文化打造与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够紧密结合;其次,高校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抓好职业生涯规划,拓展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指导体系,鼓励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建立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进一步增强为民族院校毕业生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的意识,建立健全毕业生的跟踪和反馈机制;再次,学生所在家庭应更新教育观念及就业态度,培养多元化的就业观念,提高就业竞争力,转变毕业生的就业观念。[18]

本书拟在此类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民族地区高校如何结合当地产业转型、城镇建设的需求,解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问题。事实上,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无论是否是民族院校,都与当地的民族特质息息相关。民族地区院校能够且应该与民族城镇更好地融合、共同发展,寻求共赢。

(6)以民族成分为区分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

尽管本书所搜集的相关文献均以“民族”作为关键检索信息,但正如上文所界定的那样,此处的民族并不特指“民族成分/身份”。以民族成分作为主要区分特征分析就业问题,主要关注的是由民族成分造成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并非仅就民族成分与就业状况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以及维吾尔族等民族。研究指出,蒙古族相较其他少数民族在整体就业上有一定优势,而回族在工业、商业、服务业中存在优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中维吾尔族的比例几乎是最低,而其作为农民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除了柯尔克孜族。[19]还有一类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虽没有突出某个民族身份,但实际上是以民族身份进行区分。[20]这类区分淡化了民族成分,尊重特殊的民俗民风。

通过对已有文献从以上六个视角进行归类与整理,本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性别和民族成分等特征的区分价值在逐渐减弱。其原因,一是政策补强淡化了民族成分,补足了性别劣势;二是民族大融合使民族特征不再被过分强调。性别特征和民族成分等都不再具备明确的筛选性。于是,民族地区、民族院校(主要是民族地区的院校)、专业背景、家庭背景成为被强化的区分视角。本书将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与当地民族院校对接,并辅之以高等院校随环境变迁而具有民族特色的专业建设,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这也正是本书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从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城镇发展需求和教育特色相融合的角度寻求解决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困境的根本途径。

2.研究内容

就研究内容来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已有研究大致从就业现状、就业对策、就业心理、就业质量、民汉就业对比、就业指导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对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的研究。

对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的研究有调查描述、问题分析和成因梳理等。调查描述多以就业困境呈现为主:一次就业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就业过程艰辛,等待就业时间长,就业层次较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专业不对口情况严重;学生自身对就业情况认识不够充分,就业期望值过高,功利化倾向较重,且就业选择盲目性大,缺乏就业主动性;基础文化差异大;职业技能欠缺等。[21]同时,就业环境在恶化,结构性(地区性、行业性)失衡日渐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拉动就业有限;高校自身定位不明,忽视民族地区、民族学生的诉求,有的地区和行业甚至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歧视现象,特别是在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择业空间狭小,他们特有的优势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中很难体现。[22]

对于就业困境的形成原因,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六个方面,按程度大小排位依次为:社会环境因素、知识与能力素质因素、就业期望值因素、专业因素、家庭和社会关系因素、职业规划因素等。[23]少数民族大学生感受到的来自知识与能力素质、就业期望值、职业规划等三个因素的压力较汉族学生大。[24]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变革造成的:历史上,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基础教育十分薄弱,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优惠招生政策,把落实民族政策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生源质量不高,文化基础落后于其他学生,综合实力较差。高校自身并没有为大众化教育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职业技术教育不完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缺乏相应的指导,从而减弱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加剧了就业压力。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不是问题,在入学及分配制度上都享受政策照顾。不论学生自身实力以及现实表现如何,都是统一安排就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高校大学生就业政策实施“双向选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适应就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日渐落后,造成认识上的误区和思想、行动准备不足等状况。[25]

上述文献对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研究成果,为本书集中探讨调整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刺激民族聚居的中小城镇的行业需求、挖掘民族院校的民族特色三方面互动共建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调研形成的数据也作为本书的素材,为基于“产城教融合”理念下搜集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典型案例提供了现实依据。

(2)对解决民族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对策研究。

这类研究往往将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放在一起,之所以单列出来,是因为其侧重点不同,提出对策的角度也不同。就提出对策的维度来看,包括就业前指导、就业中指导和就业后分析。已有文献从政府、政策方面提出的解决途径包括:强调政策支持与引导,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借助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广泛发动、引导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就业岗位;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对中小学师资的培训,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汉语、英语和计算机的教学,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基础知识水平和基本技能;对在校的家庭困难少数民族大学生发放补助金,设立专项奖学金等。从高校和学生方面提出的对策包括:高校需加强针对性教育和就业指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应做好就业的心理准备、就业中的行动准备以及就业后的职业规划。[26]

此外,该类文献中还有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提出的对策建议:政府要充分考虑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族人民的现实能力与文化特色,以促进就业创业为基本目标,充分利用国外就业市场,实行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劳务输出,拓展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夯实民族基础教育,加强少数民族预科教育;通过立法加强对民族教育的支持和保护;依托民族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编写乡土教材;既尊重又改造各民族毕业生的择业文化。[27]

已有研究还剖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及其所在院校在面对就业市场转换时的就业难点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首先要对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水平进行新的评估,借评估促进改革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其次,要促进学科专业设置的合理性,使之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相适应、相吻合,从而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完全适应社会需求,从容地接受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再次,要根据学校的具体实际,开展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就业指导工作,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28]

(3)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分析。

这类论文的分析多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意识、就业意向、就业观念以及对就业方式、就业渠道、就业技巧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上。有研究认为,从自身能力及素质提升的角度出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因为来自社会条件落后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边远山区,自然环境条件闭塞,造成缺乏面对现实生活的自信,在竞争压力过大的就业市场中适应能力不强,表现力较差,很难应对“双向选择”就业制度带来的竞争压力。[29]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少数民族大学生表现出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焦虑凸显和依赖心理明显等就业心理问题。[30]为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困扰,政府应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工作力度,营造关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氛围,不断健全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在政策、法规、制度上予以保障;高校方面,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而言,加强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加强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的教师队伍建设,专业教师应掌握教育学、人力资源、心理学、社会学等背景知识;家庭教育方面,应及时更新就业观念,鼓励学生结合当地需求进行职业规划,不做不切实际的就业设计,并积极探索创业模式;学生个人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应借助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就业能力,如积极参与教师课题、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和实践锻炼等。通过学习期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客观分析自己的专业技能、通用技能、性格爱好等,认清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增强自身的心理素质,积极面对就业困难,不断提高就业能力。[31]

(4)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质量进行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设立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创举,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院校已成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政策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32]因此,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形势越发严峻的现实,做好民族院校的就业工作,提高民族院校学生的就业质量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工作、心理和价值观,并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形成潜在影响;第二,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是衡量民族院校办学水平及就业指导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第三,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对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都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33]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存在过高的就业预期,从而导致薪资待遇、工作环境、行业偏好、就业地域等成为影响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具体体现在就业岗位与专业对口要求较高、工作地域具有家乡偏好、择业和薪资水平期望不尽合理、专业能力不足以及行业偏好影响择业取向等方面;应采取精心选派专职辅导员,进行针对性就业辅导、鼓励学生返乡创业、加大就业政策倾斜度等措施。[34]

(5)民汉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比较研究。

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就业差异的根本表现是劳动力纵向分割的差异,即少数民族毕业生在诸如高精尖技术或金融等对人员素质有着较高要求的领域,就业非常困难。[35]相关专题研究特别指出,由于藏族劳动力的汉语能力和实际教育水平与其他从业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城镇发展或产业升级中处于不利的地位。[36]也有学者认为在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分布上的差距,出现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化。[37]另外,少数民族如果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就很难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这就要求民族高等教育具备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趋同化的就业能力。[38]

此类研究也包括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的比较。研究发现,内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专门的教育、管理部门;缺乏帮助其尽快适应学习、生活方面的指南或辅助项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餐饮设施及服务仍存在问题;政策倾斜反而培养了部分民族生的学习惰性。为此,学者们指出应该设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学生部门及顾问;分阶段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工作;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餐饮服务;改单纯的政策倾斜为政策激励,激发民族生的学习积极性;拓宽民族生的交流渠道;疏通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渠道。[39]

(6)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设置的研究。

已有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相对于许多非民族地区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教育比较薄弱,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因此就业指导课程的合理设置更为重要。[40]通过对就业指导课程现状的了解,有研究发现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现有的辅导课程不能充分引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课程评价不高,课程没有在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中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其结果是讲课老师满腔热情,真正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虽然经过了就业指导教育,但学生在就业时还是不知所措。[41]解决的对策探讨集中在教育时机、教学时间、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征和需求,体现出全过程教育、集中教学、特色教育和素质观念提升等民族特点。[42]

这类研究中还有少部分特意区分了以民族语言和汉语言进行的“双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研究认为,由于各地区的语言条件和教师队伍基础不一样,语言教学模式的转型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双语教育”并不是将单一的“汉语教育”改变为“少数民族学汉语,汉族不学少数民族语言”的单向语言学习模式,而是鼓励形成双语教学模式,培养合格的双语教师;安排不能适应双语教学工作要求的教师转岗;补充和提高少数民族语文的相应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加强现代科技知识的民文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翻译介绍工作等等。[43]这些都意味着从教学语言的使用上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身民族特色的了解和认同,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为了提升就业率,也是为民族文化传承奠定基础,为国家多元文化兴盛提供前提条件。这也正是本书在构建产业升级、城镇发展和教育转型三者融合时着重要考虑的文化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