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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徐霞客寻找妙高寺

【摘要】:第二日与朋友分别后,徐霞客顺着古道继续前行,找寻妙高寺。警察随即抓住凶手,为杨维骞、杨维骧兄弟。第二种说法为朱德、周恩来的回忆和叙述。而且,古语“杀人偿命”,可杨维骞只被判有期徒刑9年5个月,杨维骧被判有期徒刑1年11个月,缓刑3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缅甸成立,又称飞虎队,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负责训练。

徐霞客与黑林铺 徐霞客(1587—1641)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旅行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他献身于旅游探险和地理考察,足迹遍布明代设置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云南是他晚年“万里遐征”西游的终点,也是他一生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省。自明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十日入滇,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东归,他在云南游历考察达1年9个月。他在云南展开扫描式的探险旅行,往来如织,行程3000余千米,创下了他在一个省徒步旅行最长的纪录。云南也是《徐霞客游记》记载分量最重的省,全书现存62.8万字,《滇游日记》达25万字,占总数的四成。在他的云南之行中,足迹也曾踏上黑林铺,记述了黑林铺的山水风光。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他从黄土坡来到黑林铺,考察了海源寺和寺左面石山上的西华洞。随后来到在筇竹寺,在此处与昆明名士金公趾等人相会,并在前礼部尚书严清的孙子严似祖的盛情邀请下留宿筇竹寺,与当时的主持体空长老结下情谊。第二日与朋友分别后,徐霞客顺着古道继续前行,找寻妙高寺。他孤身一人行走在密林深处的玉案山中,几乎迷失方向,后顺着黑林铺古道来到沙朗天生桥,沿着沙朗河进入富民县。在他的日记中对这段经历有着详细描述,对黑林铺一带的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村落集镇、道路交通、桥梁关隘、寺庙宫观以及气候物产、风土人情都做了生动描写,向世人展现出明代黑林铺的风土人情。

范石生遇害始末 1939年3月17日午后,当范石生照例乘坐黄包车外出行医。行至在西城脚下时,骤然响起一阵枪响,范当即倒在血泊中,当场去世。警察随即抓住凶手,为杨维骞、杨维骧兄弟。有关刺杀范石生的凶手究竟为何人,有两种最普遍的说法。第一种为国民党提供,刺杀范将军的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朋友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第二种说法为朱德周恩来的回忆和叙述。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蒋介石,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济深、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石生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1939年范在昆明被害,传闻为蒋介石的阴谋。直接杀人凶手杨维骞称,当时只有他一人开枪,但现场的车夫供词称看见两个人开枪;旧《云南日报》说杨维骞开了3枪,检察厅验尸后说是4伤,但是装殓尸体的两个工人证明范身上共有12伤。而且,古语“杀人偿命”,可杨维骞只被判有期徒刑9年5个月,杨维骧被判有期徒刑1年11个月,缓刑3年。由于该案扑朔迷离,在民间也闹得沸沸腾腾,轰动一时。

西南联大教授与惠家大院 惠家大院位于龙院村,建于1910年。为三进院,有4座两层小楼和几间平房,共有大小20多间房屋,它的主人是宣威人惠我春。1906年,惠我春考入云南陆军小学堂任国文教员,后成为云南讲武堂国文教习。1915年,他与李华林一起创办《义声报》,任总编辑,后改为《民治日报》,他任主笔。唐继尧下台后,他辞去主笔一职,回龙院村居住。抗日战争时期,为保障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安全,惠我春腾出自己家的部分住房,以及院内空地供教授们盖房居住。从1940年秋天起,先后居住于惠家大院的有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物理系教授赵忠尧、赵九章,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所长任之恭,研究员范绪筠、叶楷,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研究员余瑞璜,算学系主任杨武之,教授赵访熊、姜立夫,外文系教授吴达元、杨业治以及之前就在此居住过的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共14位。这些教授大部分都带有家属,大大小小约有四五十人之多,十分拥挤。除了后来建盖的梅贻琦住房以及余瑞璜所住平房两间外,其他都是三四家人共住一栋上、下各三间的楼房,每家不过一两间住房,每间房屋约有20多平方米,用木板或篱笆可以分隔为前后两小间。其中杨武之全家8人、吴有训家6人,更显拥挤。杨武之的大儿子杨振宁当时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假日也随同父母在此居住。

西南联大教授们在惠家大院居住的这段时期,条件简陋,物资不足。由于当时物价飞涨,食物紧缺,教授们就自己种菜吃,但即使如此,教授们依然以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创作出了众多科研成果。吴有训率领金属学研究所在大普吉,解决了兵器弹簧丝的研制以及铜、锌、铅的冶炼技术问题,所进行复晶体散射X射线理论的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赵九章在油灯下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理论(动力)气象学》教材及《大气物理学》《高空气象学》等讲义,撰写了《海洋不稳定吹流之理论》等一批论文,使战时昆明的气象学研究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余瑞璜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安装起高压变压器、摄制劳埃照片器、粉状晶体照片器、转动晶体照片器等重要设备,并研制出中国第一个连续抽空X光管、自制了石英管和真空抽气机,建成金属学研究所的X光实验室;任之恭完成了秘密军用无线电话的特种设置的研制,使无线电话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又进行了无线电测位图的设计与实验,利用超高频电波,使其由一金属表面反射再依测量时间方法,得知电波所经过之距离,在微波波谱领域,做出先驱性的贡献;范绪筠发现半导体中导电电子密度可能偏离其正常值相当大的现象,并定量讨论了两个物体接触处附近的势位和电子密度分布,对于固体电子学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的广泛应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3年后,日机的轰炸日渐减少,分散居住于农村的教授们先后搬回城里居住,只有清华特种研究所的余瑞璜、范绪筠家在此居住。1946年5月,余瑞璜一家最后搬离惠家大院。

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 193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大后方重庆、成都等地进行持续轰炸。1940年10月,蒋介石紧急召见在昆明的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希望美国能够协助中国,加强美国驻华空军。陈纳德前往美国,购买了100架P40战斗机。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命令,准许陆海军的后备航空军官、士兵参加中国志愿航空队,以民间身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缅甸成立,又称飞虎队,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负责训练。10月中旬,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完成作战准备,第一批20多架战斗机也组装完毕之后运到仰光。12月18日,志愿队总部和第一、二中队经缅甸腊戍飞往昆明,进驻巫家坝机场。在他们到达昆明后的两天(12月20日),10架日本飞机进犯昆明,“飞虎队”初战告捷,在首次对日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一战成名。1942年7月4日,美国政府决定将在华的美军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军陆军正式编制,改编为第23战斗机大队,又称驻华航空特遣队,编制上隶属于驻印度的美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任准将。自成立至此,飞虎队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1943年10月,中国空军中美混合飞行联队在桂林成立,在陈纳德指挥下转战各地,成为抗战后期中国空军的主力。1945年7月,陈纳德卸任,云南宣布将昆明市区通往巫家坝机场的路更名为“陈纳德路”。8月,陈纳德从山城重庆启程返回美国,重庆万人欢送,对这位异国英雄表达感谢。

驼峰航线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全长800多千米,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7000米。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驼峰航线”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4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前后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千米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是中美两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共同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的空中通道。它的开辟是两国飞行人员共同创立的世界航空史上的英雄壮举。驼峰飞行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英勇牺牲,飞越驼峰天险,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运来了对日作战的急需战略物资,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牺牲于驼峰航线的先烈将永远活在中美人民的心中。驼峰航线也架起了中美人民之间一架友谊的桥梁。1947年,美国成立的驼峰飞行员协会,多次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驼峰飞行员协会组织代表团来华,故地重游,在昆明郊野公园驼峰飞行纪念碑前举行二战驼峰飞行纪念仪式。

西南运输处和南侨机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中、华南相继失陷,日军逐步对华实行海岸线封锁,企图彻底切断中国抗战军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切断抗日军民获取外援的途径,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西濠口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负责抗战后方的物资运输。西南运输处成立后,建立了庞大的运输车队,起初是利用香港、广州的港口,后转向利用越南海防港,运送输入输出的物资。该处在驻广州期间,成立最早的机工训练所,竭力招募培训汽车驾驶及维修人员,无奈当时可招募的此类人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通过该处驻新加坡分处主任陈质平,致函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希望利用他在南洋华界的影响力,在华侨中帮助中国政府代为招募一批熟练的机工,回国服务。陈嘉庚先生很快就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向侨居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800余万华侨发出了著名的《第六号通告》。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难时刻,久居海外的赤子心系祖国,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华侨子弟纷纷到各地的筹赈分会报名。随着战局的发展,广州面临失。1938年9月,西南运输处迁昆明,并在昆明西郊黑林铺建立西南运输处,主持通过越南及缅甸的运输工作。1939年春,首批南桥机工经越南西贡、海防、河内、老街等地抵达云南昆明。至1940年末,先后有9批3200余人参加回国服务团,他们被分配到黑林铺西南运输处工作,成为该处从事驾驶和修理的主力军,在整个抗战后方的各条运输线(主要在滇缅公路上)服务。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和抗日的其他战场,出生入死地抢运军需物资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有1000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在机工互助会和陈嘉庚先生的努力下,1946年,国民政府同意复员归国抗战的南侨机工,分别在云南、重庆等地登记复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