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入世: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中国入世: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摘要】:迄今,中国“入世”虽然已经18年,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对WTO认知不足的现象,尚未全面肯定中国入世的巨大成就。“我认为规则意识提高是中国‘入世’后的最大收获,规则意识仍然不足也是中国入世后最大的憾事。”一些舆论对中国“入世”和维权仍然停留在激情强于理性的层面,不利于中国恪守WTO规则,承担参与全球治理的重任。

根据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经过长达15年艰苦不懈的“复关”和“入世”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作为中国从事WTO研究的领军人之一,薛荣久不仅是中国入世历程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

1999年,薛荣久带领四位年轻教师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编世贸组织培训教材。其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上飞机前,他收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传,内容是学术会议主持者请他在会上专门讲一个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是冲突还是吻合?”薛荣久想婉拒这么敏感的题目。“到了纽约,当晚在美国著名教授巴哈瓦蒂的家宴上,会议主持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洁·思诺女士告诉我,从中国邀请参加会议的除去我,还有龙永图等两人,但他们不能前来参会,再次强调要我讲讲电传上定下的题目。我推掉的想法落空。”

回到宾馆,来不及倒时差,薛荣久结合平时关注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心得,连夜写出英文发言稿。第二天上午,薛荣久作了20多分钟的发言,主要观点是: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4年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刚开始转型,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与WTO规则存在差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规则的吻合比重会越来越大。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善于学习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把市场经济发展好的经验学来,再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可能创造出高于当代的世界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为世界做出中国的贡献。”薛荣久的一番演讲,承认了我国的不足,肯定了进步,同时展望了未来,极具说服力,受到与会者的赞赏。会议主持者洁·思诺女士在总结发言中说,“薛教授释解了我们的担忧”。

这次经历给薛荣久感触很深,他对世贸组织的研究亦从经济贸易层面深入到国民素质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上。

薛荣久教授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暨薛荣久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

加入WTO后,中国从初期蹒跚学步的新成员,已经成长为举足轻重、对各个谈判领域都能发挥影响的核心成员,逐步由适应WTO规则走向引领WTO规则制定。然而,对于我国“入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始终存在争议。“入世”之初,有媒体惊呼是“狼来了”,薛荣久认为“这种观点扭曲了中国‘入世’的意义,应当是竞争和合作的伙伴来了。”薛荣久阐明,“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我们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把相应的权利让对方享受。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应对得好,会把挑战变成机遇,应对不好,把机遇也变成自己的挑战。关键在于我们中国政府怎么做。‘入世’后有人提出中国政府职能要弱化,我认为不是弱化,而是转化。从原来计划经济下的管理办法,向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办法转变。”事实胜于雄辩。在加入WTO仅10年后,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国计民生大为改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和实力极大增强。

迄今,中国“入世”虽然已经18年,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对WTO认知不足的现象,尚未全面肯定中国入世的巨大成就。每当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投诉出现,中国相当多的舆论与媒体不是按照WTO规则判断贸易争端的是非曲直,分析中国本身产生贸易争端的诱因,而是认为对中国的“双反”调查似乎都是歧视中国、不友好,搞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言辞过激现象。

一些知名学者、教授以“外加式”的方法,以自己的学识去理解和评论WTO,归结中国入世后的得失。在未知原委情况下,他们对WTO成员对中国的贸易投诉,有的义愤填膺,用情绪化的语言上纲上线,出现误导,造成社会不安。中国加入WTO十周年时,有个别学者竟然提出中国应退出WTO,认为中国“入世”深陷“坏的贸易”的论调,薛荣久经过研读其文,认为该文从立论、论据和结论都存在严重偏颇,特予辩驳。

“我认为规则意识提高是中国‘入世’后的最大收获,规则意识仍然不足也是中国入世后最大的憾事。”薛荣久主张,出了问题不要随便扣帽子。一些舆论对中国“入世”和维权仍然停留在激情强于理性的层面,不利于中国恪守WTO规则,承担参与全球治理的重任。

薛荣久深感现在研究任务很重,世贸组织可谓博大精深,涉及理论、政策、实务、法学、谈判、外交等各个方面,有很多问题需不断探索。“规则研究要非常深化,非常细致。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既不能一味肯定,更不能盲目否定。应采取‘先内后外’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内部情况搞清楚,我反对‘外加式’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