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人们称为“宋四家”。然而“宋四家”的说法在宋代并没有人提出,它的出现最迟是在元朝的时候。所以,蔡襄的书法在当时被誉为当世第一。他也同苏轼一样,在书法上主张发挥个性,认为“随人做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的书法风格在“宋四家”中最为全面,笔法变化也最为丰富,又因其善取百家之众长,故人称“集古字”。......
2023-08-20
两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北宋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皆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后人评论说:“苏醖藉,黄流丽,米峭拔,而蔡浑厚。”[7]他们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蔡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蔡襄兼擅各种书体,行书尤为突出。他的书法端庄大度,“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8],体现出一种雍容娴静之美,在宋四家中最为端谨有法度。蔡襄曾认真摹习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又对盛唐以来诸书法名家广泛涉猎,从而认识到唐代以后被奉于典范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诸家书法,其结构字法皆出于王氏父子,为后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晋书风韵。晋书简远高雅的格调和自然的情趣正与宋代尚意书风相合,蔡襄的书法也就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前奏,为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开辟了道路。他的代表作《自书诗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始稳健端严,行中带楷;渐次变为行书,流畅自如;最后更纵情挥洒,由行而草,起伏跌宕,恰如一湾小溪变成流泻的飞瀑,个人情绪直接倾泻在笔画之中。
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他兼采众家之长,尤善行、楷,他在书法创作上能摒绝古法限制,将诗、书、画融为一体,把字形、笔法、章法和气蕴、意趣结合起来,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创造出一种骨厚肌丰、洒脱纵横之美,他的书法真正达到了意境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过程中,苏轼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重视以书达意,认为只有“意造”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苏轼的传世作品有《赤壁赋》《洞庭春色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手写诗稿,通篇行草书体,笔画较粗,多用侧笔,字体、章法宽博遒逸,随意率性,书势随诗情而起伏,一气呵成中夹以参差错落、大小短长之变,情随笔运,堪称书法抒情的佳作。
黄庭坚初学周越,后又师法苏舜元、颜真卿、怀素、张旭等人,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擅长行、草,书风奇拗,以险为胜,恣肆纵横,风韵洒脱,与其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字内紧外松,笔势伸张,尤善点法,常变画为点,借助坠石奔雷般的笔势表现激越昂扬的风神。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帖》《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以行书和行草书为多。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诸上座帖》是黄庭坚以狂草笔法录写五代僧文益的语录,此帖笔画飞动,结体雄放瑰奇,笔势飘荡,意态开放。点画或减缩为点,或延伸连绵,动静揖让,似随意而为,又合于法则。帖后以行书自识,行草照应,相得益彰,是黄庭坚书法中的上品。
米芾,字元章,世号“米颠”或“米狂”。他家中古帖甚多,借此之便,多摹习历代真迹,涉猎甚广,终于博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他的书法功力甚高,用笔劲健疾速、纵逸豪放,极具个性,其书一出,“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9]。苏轼曾称赞他的书风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也称其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10]。米芾的代表作有《多景楼诗帖》《蜀素帖》《虹县诗卷帖》等。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蜀素帖》多用渴笔,更显笔法清健,端庄洒脱,恣肆中见出沉厚。董其昌跋此帖曰:“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巨作。”
宋四家以外也出现过一些书法名家,如徽宗赵佶、蔡京、蔡卞等,在四家之外发展出自成一体的书风。蔡京、蔡卞兄弟书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他们的成就超过了蔡襄,但最终因为蔡京弄权误国,兄弟二人为世人所轻。徽宗赵佶也是一位书法名家,创造了“瘦金体”的独到书风。其他如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虽不以书法闻名,但书法也都别具一格。南宋书法整体上不如北宋,甚至尚意书风也逐渐削弱,流于技术化、专门化,虽然也出过一些书法名家,但没能取得北宋那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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