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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金石学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古代文字和文化成果

【摘要】: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刻于铜器者称为金文,刻于石碑者称为石刻。汉唐以来对金石文字的注意以及对古礼、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为金石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赵明诚《金石录》同样是宋代金石学确立时期的代表作。郑樵《金石略》对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从《集古录》《金石录》到《金石略》,金石学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确立起其作为新兴专门学科的地位。

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金”主要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古代铜器铭文中往往称为“吉金”。“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古代石刻有时又被称为“乐石”“嘉石”“贞石”。刻于铜器者称为金文,刻于石碑者称为石刻。

对金石的研究在我国早已出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录石刻六篇,将石刻资料修入史书。梁元帝萧绎集《碑英》一百卷,《四库提要》称之“为金石文字之祖”,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汉唐以来对金石文字的注意以及对古礼、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为金石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对金石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而用于历史研究,则是宋代的事情。

宋代涌现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石著作,保存了大批古器图形和金石刻辞,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建立了金石研究的一套方法,标志着金石学的确立。欧阳修长期搜集金石刻辞,前后积至千卷,为防止脱漏,于是编成《集古录》一书。此后,经过不断考订,又撰写跋尾四百余篇,分为十卷,成为流传下来最早的金石学专著。该书可以与史书、文集等文献资料相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他在《魏贾逵碑》跋尾中指出,《三国志》中所记贾逵被郭瑗所杀一事与碑文不符,颇为怀疑《三国志》的记载并不属实,并指出裴松之所注贾逵的享年亦与碑文相异,显示出该书在正误补缺方面的价值。

赵明诚《金石录》同样是宋代金石学确立时期的代表作。赵明诚是徽宗朝宰相赵挺之之子,他长期访求古器石刻,得金石铭刻二千种,于是模仿《集古录》的体例,撰《金石录》三十卷。该书前十卷按时间顺序排列目录,后二十卷为跋尾,共五百零二首。赵明诚很重视金石铭文的史料价值,其跋尾对于铭刻与正史不符之处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对金石铭文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反映了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其妻李清照将该书进奉给朝廷,并在其后附上自己撰写的跋文,以浓郁的感情叙述了他们夫妇搜集金石文物的经过,为该书又增添了一抹亮色。清代学者李慈铭评论李清照的跋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38]

南宋郑樵撰写《通志·二十略》,金石是其中之一。他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人们对金石认识的一次总结:一方面,他强调金石之物“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指出了金石文物在考史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阐述了金石之物在教育风化方面的作用,后代人通过金石文物,直接接触到古人的制作,等于直接受到古人的熏陶,感受到古人的风仪,就会得到感化。

郑樵《金石略》对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从《集古录》《金石录》到《金石略》,金石学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确立起其作为新兴专门学科的地位。

搜集金石、研究金石在宋代学者中已成为一种风尚,也留下了众多金石类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对金石铭文、图像进行考订的专著,如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二是对金文石刻进行辑录考释的金石目录,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隶续》等;三是对金石文字进行摹写、考释的专著,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