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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中国古代史书的黄金时代

【摘要】:《通志》是郑樵私人所撰史书。从史学思想来看,《通志》表现出以下特点。《通志》的内容纵贯古今,横包万象,叙其源流演变,条理分明,庞而不杂,集中体现出“会通”的思想。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通志》是郑樵私人所撰史书。郑樵(1104—1162),字渔仲,他不应科举,在夹漈山(今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巩溪村)中筑屋隐居,读书著述,是一位平民学者。《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二百卷,其中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载记八卷,列传一百一十五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全书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末,“略”的部分下及于唐。大体仿照《史记》体例,将“书”改称“略”,“表”改称“谱”,别创“载记”专记割据时期诸国史事。《通志》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多因旧史,“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其精华在于专讲典章制度的二十略。“略”即正史中的书、志,《通志·二十略》自卷二十五至卷七十六,共五十二卷,包罗广博,涉及社会、制度、学术、文化等众多领域,把中国传统史书的内容和研究领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二十略名称及卷数如下:

在这二十略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名称与内容都本于前史,基本出自唐人杜佑的《通典》,其他十五略则多出于郑樵本人多年研究的独创。《氏族略》记述了氏族的由来,姓代表血统,氏为政权,推出三十二类以区分姓氏,拓宽了姓氏研究的范围。《六书略》《七音略》是关于文字、音韵的学问,将文字、音韵直接纳入文化史研究领域,开启了文字、音韵学研究的新途径。《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几个新领域。《艺文略》将历史文献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大类,包含了不少创见。《昆虫草木略》则强调实地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以求事物真相,在天文、地理、灾祥之外,扩大了对自然史认识和研究的范围。

史学思想来看,《通志》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会通思想。这既包含对客观历史的看法,也包括对编纂史书的意见。会通思想把历史看成有联系和变化的过程,不但有古今的纵向联系,而且有同一时代的横向联系,这就是“上通”与“旁通”的结合。因此,撰写史书时应该“会天下之书”“会天下之理”,全面搜集、考察前人的记载。《通志》的内容纵贯古今,横包万象,叙其源流演变,条理分明,庞而不杂,集中体现出“会通”的思想。其次,对史家任意褒贬的史法的批判。郑樵认为《春秋》是一部纪实的书籍,后儒所谓《春秋》寓褒贬于文字之间的说法是杜撰演绎出来的,并没有事实依据。他对宋代流行的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私心的反映,只能扭曲历史的真相。他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主张客观地记录史实,秉笔直书,让史实自己来说话。此外,郑樵反对空言著述,对当时理学家“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25]的学风提出批评,提倡实学,主张留意典章制度之实,而不应争口舌之短长。

郑樵对前代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史学批评,他推崇孔子,却对《论语》颇有微词,认为它空言著述,对后代的学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对司马迁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史记》是六经之后最重要的著作,“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但指出该书仍有两点未尽如人意:其一是限于客观条件,司马迁所见到的书不够多,因此“博不足”;其二是司马迁写作风格不统一,间有俚语,“雅不足”。郑樵对班固的批评最多,他指责班固《汉书》割断了历史的联系,“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使人们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沿革演变。他批评班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人云亦云,举例说《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的记载源于贾逵、刘歆,最后由班昭结篇。

郑樵对其他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其不足之处。如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范晔陈寿沿袭班固,缺乏创造性;刘知幾不应该尊班抑马;欧阳修《新唐书》的《表》中引用可信度不高的私人谱牒;司马光《通鉴》中纪年办法过于烦琐;等等。郑樵对自己严峻评议前人学术的用心进行了解释,指出自己并非“好攻古人”,而是希望以此打破学术僵化的局面,“开学者见识之门”[26],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

郑樵广泛的史学批评招致不少非难和指责,陈振孙、马端临说他讥诋前人、高自称许,钱大昕、王鸣盛、戴震说他大言欺人、贼经害道。而章学诚却对郑樵的史学批评做出正面的评判,他充分肯定郑樵史学批语的价值,指出郑樵能够别识心裁,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最终成一家之言。他反驳历代学者的责难是少见多怪,不能理解郑樵的绝识旷论,仅仅根据一些细枝末端的疏漏而纷纷攻击,不足以抹杀郑樵的突出成就。

梁启超总结了中国自古以来史学批评的发展与成就,将郑樵和刘知幾、章学诚三人并列。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27]

事实上,三人的史学批评仍有区别,刘知幾着重于史书体例、体裁的批评讨论,而郑樵与章学诚则着重于史学思想。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刘知幾重“史法”,而郑樵与章学诚重“史意”,他们之间的思想旨趣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