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演变阶段：两宋时期学术变革与哲学发展

2023-08-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两宋之交，社会历史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连带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变。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以他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陆九渊与朱熹二人的哲学思想，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一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在思想体系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围内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两宋之交，社会历史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连带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自元祐更化起，王安石新学开始受到打击，钦宗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遭到取消，新学日益衰落下来。政治改革的失败、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使人们开始反省自身，力图通过加强内在的德行修养来解决时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宋学进入了内在的演变过程，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力求通经致用的义理之学蜕变为注重反躬内省的性理之学，宋学走向沉寂。熙宁、元丰年间兴起的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适应局势的变化和人们的需求，逐渐兴盛起来，在南宋分为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派系。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立的则有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派又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福建南剑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朱熹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余年，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著书、讲学之中。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它不仅是宇宙之本体、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准则和礼仪，都是理或天理的体现。他通过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等逻辑环节，论证了理的绝对至上性和普遍必然性，从而建立了庞大的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其基本观念是“心统性情”说。他认为性与情是心的两个方面，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而心是统摄性情的总体。此外，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思想，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是纯粹至善的，而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相杂构成的，所以有善与恶的两重性。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道德伦理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是“理欲”“义利”之辨。朱熹将“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与本体论、政治论联系起来，进一步阐发论证，成为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环节。他进而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总纲领，对二程“灭私欲”“明天理”进行了发挥和修正。所谓“义”，即按天理的要求做应当做的事情，而“利”则是人的私欲，对待义利应该坚持“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提出了自己的“格物穷理”说，他吸收了二程相关学说的部分内容又对其有所发展，使自己的学说具有较多的辩证法思想。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释老，集周敦颐的“太极”阳阳、二程之“理”、张载之“气”为一体，融会贯通，建立起广博繁杂的包括自然、人生、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内的逻辑体系，不仅在更广阔的领域内丰富、发展了哲学内容，而且对这些范畴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辨析精详，把古代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明理学发展至朱熹，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其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六七百年学术思想的走向。朱熹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首屈一指的。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以他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本体论方面，张栻一方面继承二程的理本论，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这就构成了他与程、朱观点的不同之处，程、朱论“心”的地位和作用，只限于性与情中，并最终受制于理，张栻则把“心”的主宰性放大为“贯万事、统万理”，以至主宰万物，从而呈现出“心学”的思想倾向。义利之辨向来是宋代理学家重视的问题，张栻把明义利之辨看作治学的首要途径，这是他对宋代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张栻认为，义、利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人欲之间的对立，援天理于义，援人欲于利，这是张栻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这种方法，他引申出其“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论，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然合理性，达到了巩固等级秩序的目的。在人性论方面，张栻则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重论。张栻在南宋思想家中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以“理”为万物之本，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可以被看作是“理学”向“心学”转向的发端人物。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曾在贵溪象山居住讲学，自号象山居士，世称象山先生。他构建了与朱熹思想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是最高最具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2]，将宇宙和心等同起来，这一主张奠定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提出了“心即理也”的著名命题，将“心”提升到本体地位。“心”取代“理”成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和主宰。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本心”，只要反省内求，认识本心，万物之理便能不解自明，从而提出了一条“切己自反、反省内求”的认识路线。与此相应，在道德修养方面，陆九渊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说教主张，认为只要修养本心，格除物欲，便能达到本心的清明。陆九渊与朱熹二人的哲学思想，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一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在思想体系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围内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吕祖谦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婺学”，也叫“吕学”，后人为与同起婺州的陈亮永康学派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华学派”。吕祖谦的哲学思想兼取二程、朱熹、陆九渊之长，又受陈亮、叶适事功学派的影响，具有调和折中主义的因素。余英时把吕学称为“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13]，就是指吕祖谦学术中不主一说、兼采众长的特点。在本体论方面：他一方面继承二程的哲学思想，将“理”或“天理”作为他哲学的最高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心”的作用，企图调和理学和心学两派的分歧，以缩小或削除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既有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也有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在实际上他的思想更偏向“心学”，较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受叶适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又多少含有一些唯物论的因素，这表明吕祖谦之学不主一说、调和折中的色彩。在认识论方面，他一方面倡导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另一方面又拥护陆九渊提出的以“明心”为主的“直指本心”说，又汲取永嘉、永康学派某些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强调对客观事物要“精察”，致使其认识论驳杂而矛盾。在人性论方面，吕祖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又吸取张载、二程“气质之性”的观点，以说明恶从何来，在本质上与张、程、朱大同小异。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吕祖谦的思想中多了一些经世致用的因素，他提倡治经史以致用，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这是吕祖谦与那些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家相区别之处。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浙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的学术思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师承，多自读书交游而得，他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过从甚密，学术上互相启发。陈亮早年攻读四书，留意于性命之说，后觉与理学格格不入，于是独树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实现了其学术思想上的较大转向。陈亮的宇宙观与程朱理学不同，针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了“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的重大命题，把天地宇宙的一切看成物，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事，事物是宇宙间唯一的客观存在，强调道贯通于事物之中，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批判了理学家所谓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的道。在陈亮的哲学思想中，务实二字是最突出的特征，他反对程朱理学空谈性命之说的流弊，力主务实，主张言论、学说、意见等不能脱离实际，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说一阵而束之高阁。他以“实事实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朱熹就义理与功利、王霸之分、动机与效果等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的务实哲学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生机，使实学在我国哲学发展的源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理学批判者的先驱，陈亮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人称水心先生。叶适是与陈亮齐名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叶适提出了“物之所在，道则在焉”^[14]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道寓于物中，不能离开物而存在，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了解物就不能获得道。道虽然广大，能总结一切理，贯通一切事，但最后还是要归之于“物”，这样才不至“散流”。以此为基础，叶适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他批判了理学家“格物穷理”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和目的应该是客观事物，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离开客观事物就没有人的认识，不能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事物，认识是否达到极致，需要以客观事物来检验。与陈亮一样，叶适也注意事功，他认为义理与功利是相联系的、统一的，义理不能离开功利，义理只能在功利之中，如果没有功利，所谓道义就是一句无用的空话。叶适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对当时流行的理学禁欲主义道德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我国伦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华、永康、永嘉三派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在事功观点上基本一致，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事功学派吸收了北宋新儒学的精髓，强调实际，务实效，与理学在天理观、义利观、历史观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成为南宋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事功学派反对空言，多引史事作为立论的依据，从历史中寻求济世之道，因此其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深的造诣。所谓事功学派，只是由于以上三派在重事功、务实学方面的一致追求而将之归为一派，实际上，各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多有不同主张，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

文治昌盛、武功不竞，这是后世学人对于宋朝历史特点的总结。应该承认，宋代的学术文化确实超越了前代，实现了儒学的再一次繁荣，达到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高峰，开此后元明清学术的先河，影响直至近代。由于理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后世往往用理学来取代宋学，忽视了两宋时期诸多学派的异彩纷呈，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宋学的一种误解。宋学兴起之初，诸派相互辩难，以经世致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追求，促成了宋学的兴盛。南宋以后，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剧变洪流中，学人在外部的挫折下转向反躬自省，学术的发展逐渐与社会现实脱离了关系，文化的发展转向内在的沉淀。脱离了实际，宋学也就失去了其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转向保守僵化。南宋中晚期，理学占据了官学的主导地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起高度精致、完整的理学体系。然而，理学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预示着其未来发展空间的局促，开启了其走向衰落的大门。

宋学的演变阶段：两宋时期学术变革与哲学发展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