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事审判制度：人情与法律并用

2023-08-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民事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适用的是人情与国法并用的原则，采取调处与判决相结合的结案方式。因此，官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于法律之外循用人情，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同审理案件一样，调解过程也是有期限的，一般为五日，如到期不能达成和解，官府就会根据案情检选适合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

为了防止民事案件拖延不决，影响当事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宋朝政府设定了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规定，州县半年之内没有结案的民事案，可以由监司受理。宁宗庆元年间进一步要求地方官府，简单的民事案当日必须结案；如需要追摄证人，县衙的审理以五日为限，州郡十日为限，监司半月为限，各司法机构无故超越审理期限，诉讼双方则有权越诉。

民事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适用的是人情与国法并用的原则，采取调处与判决相结合的结案方式。具体而言，当法律规定与儒家伦理纲常相符的时候，则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一旦出现法律与儒家伦理纲常相矛盾的状况，就突破法律条文的限制，根据纲常礼教做出判决，以达到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

对各级官员来说，儒家伦理是等同于甚至远远高于法律的，确如范应铃所言，“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13]。因此，官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于法律之外循用人情，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如毛永成诉讼赎回田宅一案，本已超出十年的时效，依法应判毛永成虚妄之罪，但主审官吴革认为，毛永成所诉虽不合法，但尚有值得考虑之处。首先是毛汝良典卖之屋与毛永成之屋连桁共柱，如果被买者拆毁，毛永成之屋则不能自立；其次是毛汝良典卖之地中有毛永成祖坟一所，因此毛永成的要求是合乎人情的；最后吴革判决，将屋二间及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兑还给毛永成。这是典型的法外用情的案例。

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可以法外褒奖，对背离儒家伦理纲常的行为则不问是非，严厉处罚。如阿张因为丈夫朱四的舅舅非礼自己，向官府申诉要求离婚。地方官胡颖认为，阿张为朱四妻已经八年，即使朱四身患重病，也应该终身不改。阿张向官府申诉要离婚，已经背离了夫妇之义，而又诬陷舅舅非礼，严重违背了儒家伦理纲常，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但却对阿张处以杖六十的处罚。在这一案例中，胡颖没有适用法律中“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的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儒家纲常中“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的道德规范，对阿张进行了处罚，这显示了儒家伦理道德在处理民事案件中的特殊效力。

儒家传统伦理提倡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认为词讼之兴有损于纲常名教，伤风败俗。因此，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宋代官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往往并不只是为了把某一个具体案件调查清楚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能够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在审案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直接进行判决，而是利用伦理纲常对诉讼双方进行调解，一是官府直接调处，二是官府谕令乡邻调处。

（1）官府调处。对于案情清楚的民事案，直接判决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官员往往亲自向双方当事人陈述道理，晓以利害，以和亲睦族。如刘克庄审理的谢迪悔婚案中，谢迪先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颖，后又悔婚，刘颖将谢迪告上公堂。如依法判决的话，谢迪必须将女儿嫁给刘颖，但刘克庄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法律规定判决此案，而是对双方进行劝导。他一面令谢迪参看法律条文，仔细考虑；一面开导刘颖及其母亲，两家已经对簿公堂，纵使成婚，日后也无颜相见。同时又令乡邻亲戚从中说和，经过六次劝导，两家终于达成协议，调解成功。官府对民事案件的调处，往往能收到比直接依法判决更好的效果，确实达到了教化社会的目的。

（2）乡邻调处。有些官府不便进行调解的案件，则依靠诉讼双方的乡邻亲戚从中协调，由于他们比较了解与诉讼相关的情况，与当事人关系较为密切，因而更容易让双方达成和解。如蒋邦先诉李茂森“赁人屋而自起造”一案，审理官员认为两家既是亲戚，不应为了区区小事伤了两家和气，因此并未依法判决，而是请邻里从中劝和，促成了两家和解。

同审理案件一样，调解过程也是有期限的，一般为五日，如到期不能达成和解，官府就会根据案情检选适合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判决结束后，给当事双方发放“断由”，写清案件的缘由、诉讼请求、双方争议所在、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内容，作为结案凭证和当事人上诉的依据。如果结案后不给断由，司法机关就要受到处罚。

中国古代民事审判制度：人情与法律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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