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根据农时来规定案件起诉、受理、判决时限的法律,称为“务限法”。宋代官府受理民事案件存在严格的规定,司法机关开拆司吏人负责接收百姓诉状,对于符合起诉要求的诉状,相关司法机关必须受理,否则要受到处罚。......
2023-08-19
证据是查清犯罪事实、认定罪行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古代,涉案人员的口供,即言辞证据,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司法机关为了获得口供,往往对涉案人员进行严刑逼供,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有鉴于此,宋朝政府除了制定一些措施来保护证人的人身权利外,还把物证的地位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证人是案件的知情人,在宋代以前,司法机关为了获得证人的口供,往往肆意逮捕、拘禁、拷问证人,牵涉无辜,骚扰百姓生活。宋朝政府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首先,各司法机关如需要证人到庭做证,不得擅自派人拘拿,必须要将证人的详细情况及案件通报证人住地的主管机关,得到许可才能带人。其次,司法机关录完证人口供之后要及时释放证人。徽宗宣和元年(1119)规定,羁押证人最多不得超过五日,否则相关人员要受到处罚。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体现了宋代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文明的进步。但在实际审案过程中,“州县多将干证无罪人与正犯一例禁系,动经旬月”[11],随意迫害证人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物证是指可以证明犯罪人犯罪事实的相关物品,包括实物证据和书证两种。在宋代,书证包括契约、遗嘱、债券、簿历等,主要用于民事案件。实物证据则有犯罪工具、罪犯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等。《宋刑统》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罪犯的口供,也可以根据物证定罪,表明物证的效力已经超过了口供。宋代一些法学著作中也对物证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如南宋法学家郑克的《折狱龟鉴》,书中极力强调物证在审案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物证优于人证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即使犯人已经供认犯罪事实,也要查找相关证据,以免造成冤狱或牵连无辜。如仁宗时,张亦为洪州观察推官,属县发生了一起盗贼纵火案,一直未能破获。三年后,官府抓到一名盗贼,其承认前案是自己所为。但官府并未就此定罪,而是继续追查他的纵火工具,由于发现案犯提供的纵火工具与实际不符,最终查明前案并非他所为。这是宋代重视物证的一个典型案例。
宋代对证据特别是物证的重视,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证据观念,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狱的形成和牵涉无辜,反映了宋代司法制度的进步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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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9
而若放眼自中央的权力结构来看,它是对权力部门的制约,构成了官僚体系的制衡结构中最外的一层。在民政体系中,三省之间存在分权制衡;在权力部门中,民政与军政体系之间存在分权制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台谏作为专职监察部门,对权力部门进行制衡。这是宋代权力平衡之大要。......
2023-08-29
物证的真实性在诉讼中进行同一性判断才能予以确立,物证必须是真实的,在诉讼过程中保持同一性,才能具有证据能力。物证的收集程序决定了物证的合法性,物证收集过程的审查判断主要针对收集物证的行为有无相关笔录、清单,搜集物证的侦查人员有没有履行证据收集的形式要件,所搜集到的物证信息标记是否完整。......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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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1
据说孝宗对光宗很满意,以为“英武类己”。孝宗成为“太上”以后,李氏数度不敬,孝宗尝欲废之,谋及史浩,为所劝阻。光宗以为天谴,忧惧不宁,遂致“心疾”。李氏干涉的还不止于政事,光宗与父亲的关系,也在她的掌控之中。绍熙四年九月,光宗已有半年不到重华宫,群臣趁他生辰之际,坚请“过宫”。光宗犹豫将行之际,被皇后拉回。不外乎是将宋光宗与唐高宗、中宗建立联系,直接想到“武韦之乱”。......
2023-08-29
宋代的“祖宗之法”是宋代政治文化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范畴,其重要性已逐渐为研究者所认识,并积累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尽管“祖宗之法”在宋代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政治话语,但主流的“祖宗之法”毫无疑问是作为士大夫政治理念的祖宗之法,而不是帝王统治术意义上的祖宗之法。宋朝士大夫对于“祖宗法”“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的明确提及,始见于宋仁宗亲政之后。......
2023-07-04
五代时期,军阀混战,政治黑暗,文化跌落到最低谷。所以,宋学的兴起必然推动政治改革运动的开展。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庆历新政失败后,改革的呼声并没有平息。从第一项变法措施出台,王安石就遭到了士大夫的一致反对。面对朝廷内部高级官员的一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决心毫不动摇。......
202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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