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史,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创作传统的奠定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诗歌史以文人创作为主流,徒诗艺术高度发达的诗史特点的形成,本段诗史实为关键。一言以蔽之,诗教原则虽奠定于周代,但文人个体创作诗歌的风气,却并未形成。邺下以后,文人诗创作一度式微,诗坛又重返自然吟咏之态势。文人诗传统的确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2024-01-11
在打压武人实力的同时,北宋从建国之日起,历朝皇帝就有意识地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整个国家“崇文”的气氛。如宋太祖公开宣称:“宰相当用读书人。”暗含着新王朝排斥武人担任宰相。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开国初年,科举中第人数尚少。宋太宗继位仅两个月,科举考试就一次性录取近六百人,数量远远超过太祖朝。由于录取数量过多,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担心其中有滥竽充数之人,故而向太宗进谏。但太宗一门心思打算“兴文教,抑武事”,因此,对于臣僚的意见置之不理。宋太宗为了表示“崇文”的决心,大规模重建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太宗还亲率文武大臣到新落成的秘阁登楼观书,宫中原有的“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从宣扬武力的“讲武”到体现重视政事的“崇政”,这暗示了北宋王朝国策的转变。在皇帝若明若暗的推动下,北宋重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武人地位越来越低。武将逐渐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遭到严重摧残,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下,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这一点,在北宋初年宋太祖朝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宋太祖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换军职,辛仲甫回家将皇帝之意告诉母亲,结果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宋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超,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即便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在与西夏作战的关键时期,朝廷为了鼓励武事,下令其与文臣韩琦、庞籍、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兵书的何去非,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著名军事家,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
由此可见,在皇帝有意推动下,重文抑武思想已经成为北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上的优秀人才纷纷涌向文官一途,原本同样重要的武将一途乏人问津。长此以往,无疑会影响到宋代武将队伍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宋代军队在对外作战时的力不从心。此外,宋代推行募兵制度,士兵成分极为复杂,破产农民、地痞无赖,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
宋太祖朝,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宋太宗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真正形成。宋真宗时,继续推行“重文轻武”政策,结果在宋辽交战中,武将群体整体素质表现得极为低下,除少数武将尚称果敢外,绝大多数北宋武将面对来袭的辽军,或躲或逃,毫无斗志。如宋真宗咸平年间,辽军南犯,北宋禁军统帅傅潜统兵十万,却不敢应敌,“闭门自守”。禁军高级军官王荣奉命带领五千余骑兵追击撤退的辽军,王荣不敢进攻,徘徊数日,后为了搪塞朝廷,才不得已率领军队到宋辽界河南岸往返奔跑了一番。由于他担心遇到辽军,下令部下昼夜急驰,最后战马累死了近一半。
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北方战事基本停息,宋廷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更受到冷遇。寇准担任枢密使时,武人曹利用担任枢密副使。寇准一向瞧不起曹利用,两人一旦因为政事发生争执,寇准总是轻蔑地说:“你只是一介匹夫,懂得什么军国大事?”除了在朝堂之上武人不受重视,在疆场之上,武人统帅地位也逐渐让位于文臣。宋仁宗时期,朝廷“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价值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甚至出现了“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6]如此咄咄怪论。据宋代笔记小说《默记》记载,狄青任定州总管时,一次会客,官妓白牡丹趁着酒醉,公然取笑狄青脸上的从军刺文。一个地位卑贱的官妓,竟然敢在公开场合嘲笑朝廷地方高级将领,可见武将不受世人重视之一斑。在此背景下,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发言权。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宋人刘挚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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