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解放战争结果：司徒雷登告别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毛泽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35军战士闯入司徒雷登住宅——中共中央强调外交政策——司徒雷登看到我军纪律严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美国政府拒不承认新中国——白皮书提供反面教材——司徒雷登晚景凄凉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城时，在上海路一座白色楼房内，一位美国老人在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 L. Stuart），1876年出生于一个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庭，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教。1919年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长期担任校长，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并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由于他在中国的资历，马歇尔推荐他于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尽管司徒雷登表面上是一个“民主派”，但在政治上是支持蒋介石，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他一方面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方面又积极为蒋介石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1948年底，国民党的腐败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司徒雷登终于对蒋介石失望了，他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1949年3月，我军渡江的形势已经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认为自己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保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与共产党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派人士的反对。4月22日我军渡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司徒雷登住处劝他南下广州，遭到司徒雷登的婉言谢绝。当天在南京的外国使团开会讨论去留问题，大家都看美国人的态度，司徒雷登表示不走，英、法、印度等国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具有特殊意味的是，苏联驻南京政府的大使罗申反而随李宗仁政府南下广州了。主持南京接管工作的柯庆施在南京解放后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上不无幽默地说：“一向支持我们的苏联驻华大使在我军渡江前，随着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去了；而一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¹⁾

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重大问题。1946年马歇尔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对美国是存有一些希望的。但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事实，迫使毛泽东与美国划清了界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毛泽东概括地比喻说，这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²⁾

1949年1月，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详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这次会谈对今后中苏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毛泽东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³⁾在全会的总结中他又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⁴⁾

这些情况，司徒雷登当然不知道。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使他与共产党方面开始了接触。4月25日早晨，35军某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带着几个战士，出于好奇，进入了司徒雷登的大使馆。司徒雷登回忆：“在六点半钟，我因听见我卧室的门被推开而觉醒，看见有好几个武装的兵士进来。我大声问他们想要作什么，他们就退出去了。其中有一两个带着怒气喃喃自语。我从床上迅速起身，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就有十个至十二个武装士兵回到我的卧室来。他们的发言人颇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逛着玩，并没有什么恶意。又问我懂不懂他的话。当我回答说我完全懂他的话时，他又重申他的保证。但见到我不十分热诚欢迎他们，就领着其余的人走了出去。”⁽⁵⁾

但是美国国务院把这件事看得甚为严重，借新闻报道大作文章。4月27日的《申报》以“共军检视美使住宅”为题引用美国新闻处的报导说：“荷枪之共产党兵士十二人，曾于上午六时四十五分侵入司徒雷登之住宅，彼等询问仆人住于该处者有多少中国人与多少外国人以及大使在何处。彼等走入司徒雷登之房间，第一个走入者高声怒气说话，惟其他之人则较有礼貌。兵士在卧室中徘徊，检视物件，并谓室中器皿最后将归人民，因此等器具系应属于人民者。”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向共产党当局提出有力之抗议”。

虽然美国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但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没走的消息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4月24日南京刚刚解放，毛泽东就催促总前委“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他们尚在途中，就发生了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的事情。26日，毛泽东从广播中得知这件事，立即给总前委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违反纪律行为，迅予查究。”“南京现为各国大、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陈邓饶立即注意此事，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袁仲贤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⁶⁾

刘邓陈到达南京后，即严格检查违反外交政策的事件。5月5日华东局、总前委通报了几起事件：

35军某营长、教导员率士兵6人进入美大使馆，并直入美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美方以大使馆不受检查为理由，该营长以此系检查地方，有权进入为理由，引起争吵。

我军在奥国大使馆门口的卫兵不准人进出。恰有两个奥国人驾驶汽车出来，该卫兵令其停止，该两奥人不停止，仍开车外出。该卫兵即连放两枪，两奥国人见势不妙，即返车进入大使馆内。

我军在法国大使馆的卫兵遇法大使由私宅到馆内办公，被阻止不准进去，进去又不准出来。

35军政治部秘书率一管理科员到某国使馆去打房子，引起争吵，群众围观。经军政委何克希路过瞧见，阻止作罢。

35军有几个同志走到某国大使馆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

《通报》指出：“我军未奉命令，毫无事故，仅因为好奇随意闯入私人住宅，任何时候均属错误。就是对本国人住宅亦是错误的。特别闯入外侨住宅，因语言不通，更易招致误会。对外国领事馆驻地，依国际外交公法是不受检查的，故更不应擅自闯入。”“我军对各大使馆、领事馆派岗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外侨，不是去妨碍其进出自由。把保护了解为看犯人样的看管或监视是错误的。故今后决定对各国使领馆无必要时不派岗哨，只派部队在附近警戒巡逻，防止特务暗害。在我军指定范围内，一般不妨碍其行动自由。”⁽⁷⁾

这些事件，是35军缺乏城市接管和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所致。公正地说，35军进入南京后纪律是相当好的。第8兵团的总结中说：“35军进入南京，在保护工厂、看管物资方面真正做到原封不动。该部某机炮连在小北门看管仓库，战士宁可吸着自己的黄烟，对于仓库里满藏着的香烟、罐头食物、葡萄干等均丝毫未动。”⁽⁸⁾总前委在30日给军委的电报中也说明了这一点：“35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35军的情况更好。”⁽⁹⁾4月29日，粟裕命令24军前往南京接防，35军调往杭州归还第7兵团建制。

24军进入南京前，专门进行了三天城市政策教育。兵团首长亲自作报告，首先对营以上干部交代政策，如保护外侨、看管物资、巩固团结等问题，然后在连排干部战士中进行教育，制订措施。在进城前先派部分同志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深入教育，接受35军的教训。在开进南京途中，部队筹粮、筹草，宁可忍饥挨饿到远处筹，不向驻地群众借粮，避免引起恐慌。72师担任后卫，一路上替兄弟部队清理欠款，用华东粮票换回不少空白条子和山东粮票，赢得群众赞扬。71师在南京市区担任警备，纪律严明。⁽¹⁰⁾

司徒雷登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给南京带来的新气象。自从入宅事件过去后，南京市军管会加强了对外国使馆的保护。司徒雷登回忆：“所有的外国人总是被阻止离开他们的住处，据说这纯粹是一种谨慎的措施。共产党特别关心我，所以我完全不离开我的住宅。”他在楼上可以看到外边的活动，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纪律使他很受感动，相比之下，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道：“共产党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军官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简朴而勤劳，受了严格的纪律训练。当他们进入南京时，这一切都很明显。差不多对于民众完全没有不应有的举动，他们向老百姓借用了许多东西，但十之八九把这些东西完全还清，或赔偿。……他们的士气甚为旺盛，操练和训话每天都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空地上不断举行。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层得到了看得见的证据，和许多听得见的证据。”⁽¹¹⁾所以，他希望能与共产党接触，建立关系。

4月下旬，黄华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他是原燕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离开北平时，周恩来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并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他到南京不久，司徒雷登就派秘书傅泾波来联系。5月7日，黄华会见了傅泾波。傅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次国民党撤退，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的同意。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会见，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调换个人好些。黄华表示：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空言于事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¹²⁾

黄华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作了七条指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即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作者注）。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来说，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¹³⁾

毛泽东的指示详尽明确，表现出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的诚意。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他会晤。黄华问起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事情，司徒雷登反应平静。但黄华没有向他道歉，而是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但作为外侨，自将保护其安全。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要求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撤走驻青岛等地的军舰和陆战队。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美方确实有了实际行动。5月20日总前委在上海战役开始前电告粟裕、张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处黄华同志作个人的负责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舰。”⁽¹⁴⁾这个通报打消了三野部队的顾虑，以猛烈炮火封锁了黄浦江。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申请去上海处理美国侨民的事务。南京市委请示中央，6月3日中央答复：“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提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¹⁵⁾

6月6日黄华再次约见司徒雷登。谈了赴沪的手续问题后，双方谈到了相互承认的问题。司徒雷登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表示：“当一个显然地获得中国民众支持，或至少赢得民众承认的新政府出现时，而那个政府又拿出证据来，证明愿意、而且也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那么大家自然会讨论此项问题。但在那阶段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够坐着等候。”司徒显然对中共不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权耿耿于怀，也表示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和观望态度。⁽¹⁶⁾

6月8日傅泾波来见黄华，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他需要了解中共高层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司徒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希望得到同意。黄华汇报中央后，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得知后非常高兴，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候批准成行。

中美建立关系的机会被美国政府破坏了。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美国国会中掀起一股反共、反华浪潮。右翼势力追究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中原来对中共态度友好的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迫害。在此情况下，艾奇逊不敢批准司徒雷登赴北平的请求，而是在7月2日来电要司徒雷登尽快回国。这无疑给司徒雷登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司徒雷登极为失望。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登上专机，从南京取道东京回国。⁽¹⁷⁾

司徒雷登回国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叙述了自1844年美国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公布了大量机密文件，来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为美国政府扶植国民党政策的失败推卸责任。司徒雷登在夏威夷看到白皮书后，大为震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白皮书昭告世界，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失败了。一方面不肯承认美国政策有任何错误，一方面又尽力把所有的过失全部归咎于中国国民政府。白皮书指出美国的政策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为那不祥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并且用暗示方式宣布：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国民政府的生存所作的各种努力，均将结束了。”⁽¹⁸⁾

司徒雷登与中共中央接触的失败和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发表，使司徒雷登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地步，他成了中美双方攻击的目标。白皮书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告诉大家美国在内战的幕后都干了些什么。毛泽东抓住这个“教材”，连续写了四篇评论，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政府的决裂。最精彩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豪迈自信的语言，曾经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司徒雷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又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双重打击下，他心力交瘁，四个月后突发中风，从此瘫痪在床。他从美国政界消失了，也很快被美国人遗忘了。他在病床上始终怀念着中国，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临终前的遗嘱，就是把他的骨灰埋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但是这个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¹⁹⁾

(1) 钱辛波：《我认识的司徒雷登》，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部分第18节。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5)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7) 《几个违反外交政策的突出事件和应接受的教训》，载《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8) 《第8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0) 《第8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

(11)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2) 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1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294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6)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7) 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18)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9) 钱辛波：《我认识的司徒雷登》，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