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解放战争：百万雄师跨越大江

2023-08-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是编制部分木排，用汽船拖引，输送火炮渡江，协助渡江部队登岸后坚持阵地。10日这天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表示推迟渡江对我极为不利。李宗仁上台后，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

毛泽东指示推迟渡江——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蒋介石秘密转移资金——美国拒绝给国民党贷款——27军渡江侦察记——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定》——毛泽东、朱德发布进军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江阴要塞和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郎溪、广德围歼战——解放杭州

1949年4月6日，粟裕、张震在泰州白马庙三野司令部召集第8、第10兵团军以上干部会，听取各军渡江准备工作的汇报，并部署渡江作战行动。4月8日，粟裕、张震向军委、总前委报告了东集团的准备情况。

“报告”说：渡江的船只都已准备好，配齐了船工、水手，进行了战斗编组，并进行了渡江演习。试验的结果，第一梯队用小船渡江，在无月光或有雾的夜晚渡江最为适宜。“故渡江时应尽量采用偷渡，不成功时则强渡。”现有的50多只汽船集中于主攻方向的10兵团使用，以便尽快输送部队，并作通讯联络之用。

“报告”说：“各军经过教育及实演之后，结合政治教育，解决了渡江作战，减少顾虑（如江无底、无风三尺浪、怕江猪、怕受敌火射沉船只等）。部队中在战术技术上开展了群众性的教育，特别是技术上创造很多。各级干部，尤其各突击部队干部、军师级干部均反复实地侦查观察，研究地形情况，亲自江边实演。各军侦查部队均已过江展开侦查，并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京沪间南岸地形大部经过实地侦查，故渡江作战情况部队一般较有基础，并已实地勘察组织准备炮兵火力，协助突击战斗及封锁敌舰。至此目前部队情绪很高涨，有的部队咬破手指写血书宣誓过江，死也要死在江南，故从开始的右倾不敢、不愿渡江变为积极勇敢渡江。”

“报告”还陈述了渡江作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是如何对付敌人军舰，除以炮兵封锁外，敌舰夜航必须依靠江心的航标灯塔。我军在渡江前先破坏一部分灯塔，或以黑布遮蔽灯光。这样敌舰就不敢行驶，有利于我军渡江。第二是编制部分木排，用汽船拖引，输送火炮渡江，协助渡江部队登岸后坚持阵地。第三是渡江时用红绿色手电筒、报话机、敲钟等多种方式解决联络问题，加强南北岸部队的联系。渡江后采取锥形战术，集中兵力突破，巩固阵地，然后向两翼和纵深发展。⁽¹⁾看来，渡江已是万事俱备，只待4月15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了。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²⁾

总前委、二野、三野负责人接到电报，都着了急。10日这天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表示推迟渡江对我极为不利。邓小平、陈毅汇集各方反应，10日下午电告军委：“（长江）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总前委建议：“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³⁾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上的需要。4月11日他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毛泽东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的主和派正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告诉总前委：“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⁴⁾

渡江行动暂时推迟，全国上下的眼睛都在关注着北平的国共双方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1949年2月初，南京政府委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申报》形容他们的使命是“为和谈敲门”。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林彪等在北平接待，“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考虑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与蒋介石多年的矛盾，毛泽东决定利用谈判，分化瓦解国民党上层。2月18日他指示叶剑英、林彪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最近时期李、白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⁵⁾为了表示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邵力子一行，并与他们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希望南京政府抛开蒋介石，在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的基础上进行秘密谈判。如能达成协议，便组织国共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

上海代表团毕竟只能起到“敲门”的作用，许多具体问题不好深谈。毛泽东托人捎去口信，让李、白的参议刘仲容来谈谈。刘仲容既是李、白的亲信，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有很深的关系。刘仲容传递的信息是有实质意义的。刘仲容动身前，白崇禧向他交代：现在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进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国民党还有飞机军舰，如果中共硬要过江，他们是会吃亏的。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说：“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

1949年3月23日，北方阳光灿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兴致勃勃地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刚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秘密会见了刘仲容。当听到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建议时，毛泽东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如果白崇禧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李、白可以保持其政治地位，参加联合政府。桂系的军队也可以暂时不动，将来协商解决。毛泽东要刘仲容回南京去，向李、白当面转达中共中央的态度。⁽⁶⁾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南京政府：4月1日将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方面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以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

李宗仁在南京听取了邵力子等人的汇报后，准备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等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谈判。刘斐本来不愿意担当这个使命，李宗仁找他密谈，和盘托出他的“底牌”。

刘斐说：“仗是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宗仁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因此，在有利条件下要和，在不利条件下也只有和。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宗仁说：“我有决心。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地方，我想他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联合政府的。”⁽⁷⁾

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幻想“划江而治”，蒋介石比他们要清醒得多。积20多年反革命的经验，蒋介石深知毛泽东绝对不会半途而废，共产党是一定要过江的。他在溪口与国民党军将领保持密切联系，遥控指挥，并为逃往台湾做准备。3月24日，他在溪口接见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年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从未失败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我们过去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你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山地去，以巩固川东门户。”⁽⁸⁾

蒋介石在绝密的情况下，命令汤恩伯为他转移上海的银行资金。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元券”，强行收兑民间金银。连妇女的首饰也不能私藏，一律兑给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储备着价值几亿银元的黄金、白银，汤恩伯征集轮船，将金银全部抢运台湾。开始装载超重，一艘“太平”号货轮在舟山触礁沉没，损失了部分财产。据李宗仁估计，汤恩伯运到台湾的金银约有黄金390万盎司、价值7 000万美元的白银和7 000万美元的外汇，总价值约在5亿美元左右。除了金银之外，国民党还抢运了大批机械、纱锭、纸张、布疋等物资。这些金银物资成为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经济基础。⁽⁹⁾

李宗仁在南京，既没有兵又没有钱，两手空空，什么事也做不成。他积极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政府给他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至少也要5亿美元。李宗仁认为：“此时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南京政权从蒋转到我这一事实给有效用药创造了条件。……如美国国会和白宫领导人目光远大，立即更改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之局势，并提供贷款给我们以制止通货膨胀，整个局势恐已大变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公众对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装部队士气的重新高涨，我们也可能成功地保卫长江，并在政府中有效地实行民主改革，这样我们才能与共产党在谈判中最终求得和平解决，至少可使半个中国得以自由。”⁽¹⁰⁾

这只是李宗仁天真的想法，美国人没有那么傻，他们早已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府丧失了兴趣。4月20日李宗仁派教育部长杭立武前往拜访司徒雷登，询问“假如国民党军队对长江进行坚强的、有生气的防御，阻止共产党渡江，从而重获一般人民的支持，以抵抗共产党的南进，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杭立武又明确地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给予财政援助，以稳定地方货币，或者是否可能给予现金贷款，以应防守国民党统治下领土的军队所需？”司徒雷登非常明白，国民党的钱都在蒋介石手里，再给李宗仁输血是没有意义的。他以外交辞令油滑地答复：“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的库存，现政府如何控制这一切财富，乃是中国内部的问题。”⁽¹¹⁾李宗仁得知后感到极度失望，大骂：“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国共双方开始和平谈判。在这期间，长江北岸我军保持静默，敌军向我方打炮，也不还击。但是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

中集团第9兵团的27军担负从铜陵、芜湖之间的荻港、黑沙洲地段渡江的任务。为了查明敌军江防部署和敌后纵深的情况，27军首长决定派遣一个“先遣渡江大队”过江进行侦察。大队由242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军侦察科长慕思荣指挥，以侦察营的两个连和各师抽调的三个侦察班组成。在过江之前，先组织部分偷渡，2连3班乘一只小船两次夜间到达对岸，抓了三个俘虏回来，其中一个是排长。俘虏供称：江岸一线守备比较薄弱，纵深也无兵力，并交代了登陆地点的工事和地形情况。几次渡江偷摸，积累了经验，鼓舞了信心。宋时轮司令员、聂凤智军长先后听取了先遣队的汇报，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搞清楚，用电台向兵团报告。

4月6日夜晚，先遣队带着充足的枪支弹药、给养、电台、银元，分乘15只小船从北岸出发。国民党军舰的巡逻通常在20时以后结束，在夜色掩护下，亚冰率领一部于21时30分开始渡江，20分钟后到达十里厂、皇公庙登陆点。3班的一条船在南岸碰到敌军的木桩，遭敌火力杀伤，损失较大。亚冰决定迅速上岸，摆脱敌人。他们抢占堤埂后，即沿着内河搜索前进。一路上没发现敌人，部队直奔狮子山。慕思荣带领另一部分以夹江口为登陆点，20时起渡，25分钟后到达南岸。5班的一条船被敌军发现，遭炮火击沉，9人掉进江里牺牲。其余顺利登陆后直插杨山。8日拂晓，两个分队在戴公山以北的牧家亭会师，渡江行动取得成功。

由于渡江时有船只被发觉，亚冰判断我们的意图已经暴露，需要深入山区隐蔽，躲避敌军搜捕，与江南游击队取得联系。他们潜入铜陵、繁昌、南陵三县接合部的张家山，隐蔽休息了两天，恢复体力。然后他们研究了情况，把部队分成三组分散活动，有的去找游击队接头，有的侦察江边敌情，有的外出寻找粮食蔬菜。12日他们转移到泾县的陈担冲，这里比较偏僻，没有敌人，有粮草可以依靠，于是部队在这里隐蔽，等待上级指示。

18日接到军首长来电，说是20日发起渡江战斗。先遣队当夜冒雨出发，在崎岖山路中行进，一夜行军90里，返回张家山宿营地。19日他们又行军90里到黄莲山，与杨鹏同志的游击队会合。军首长指示：先遣队的任务是接应配合80师攻占龙门山、马鞍山，并对繁昌、荻港间敌军进行袭扰，破坏电线，错乱敌之部署。亚冰、慕思荣把伤员、电台留在杨鹏处，先遣队兵分四路，分头破坏敌军在交通要道上的电线。20日18时当江北攻击开始时，先遣队在山顶燃起火堆，为渡江部队导向。江边的敌军看到后方山上起火，惊慌失措。夜里先遣队由黄莲山出发，向龙门山搜索前进。他们一路上割断敌军电话线，但是没有与敌军主力遭遇。估计是我军渡江时敌已向南逃窜。21日拂晓，先遣队一部在龙门山与80师先头部队会合，一部在江边鸡头山与79师会合。他们报告了纵深敌情，聂军长、刘政委在江边接见了他们，表彰他们完成了先遣渡江的任务，为人民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根据27军渡江的素材，加上其他军的事迹，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¹²⁾

国民党军在江北枞阳至南通段设置桥头据点28处，最大的是浦口，驻有两个师。其余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江心洲上，给我军渡江造成障碍。根据总前委命令，在不暴露我军意图的情况下，对敌军据点发起攻击。能拔掉的就拔掉，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包围起来。从3月29日到渡江前，22军攻占枞阳镇，30军包围了西梁山、裕溪口，26军攻占仪征、南老洲，20军先后攻占新老洲、永安洲等地。除长江中几个大江心洲如长生、黑沙、鲤鱼、紫沙洲外，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和江心阵地均被我军扫清。我军歼敌6 000多人，为渡江开辟了前进阵地。

1949年4月的国共北平和谈，与1945年的重庆谈判相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在平等的地位上谈判过，但这一次，国民党是打着白旗来乞和的。4月1日国民党代表团离开南京时，正值西方的“愚人节”，新闻界颇为揶揄地说：“和谈代表团终于在这个说谎的日子里，不扯谎的走了。”形容代表团成员是“满面笑容，心思沉重”。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治中等以礼相待，但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经过一段私下磋商和非正式会谈后，13日中共方面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交国民党代表团研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对谈判程序作了不容更改的规定：正式谈判时间为13～17日，“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¹³⁾

张治中一口气看完了《草案》，不禁大为失望：“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平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¹⁴⁾

1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的首次会谈，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共立场，强调必须首先分清是非，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八项条件，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他强调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战乱的祸根，必须消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一是以和平方法改编。

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方面发言，原则上同意这个草案，但希望修改其中过于“激烈”和“刺激”的词句。他心情沉重地说：“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作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作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毛泽东的原则就是一条，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要如期渡江。14日他致电总前委：“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¹⁵⁾

中共代表团研究了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于4月15日晚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在双方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再三强调：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限定南京政府在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我军就要渡江。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张治中委托黄绍竑、屈武携带文件回南京请示。⁽¹⁶⁾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看到《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众人面面相觑，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沉默，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李宗仁不发一言，让何应钦17日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拍案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完全拒绝了这个文件。在最后关头，李宗仁违背了签字的诺言，在19日上午召集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否决了《和平协定》。会后，白崇禧飞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的将领则认为南京无法再守，纷纷为自己安排后路。

遵照毛泽东14日电报的指示，邓小平、陈毅请中集团指挥员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来总前委研究渡江战役的细节。考虑到长江战线长，水情复杂，全军不宜强求同时渡江。决定以中间突破的方式，由中集团在20日开始渡江，东、西集团则于21日开始渡江。总攻开始后，即不再停顿，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略加整顿，东进追歼敌人。17日总前委把上述部署报告军委，18日9时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在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¹⁷⁾

20日深夜，张治中等才收到南京李宗仁、何应钦来电，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从裕溪口至枞阳镇100公里的长江段水道九曲蜿蜒，江心洲珠串连环，江面较窄，水流也相对平缓，利于我军突破。一旦强渡成功，即可控制南京至芜湖的铁路，抄捷径直取南京。担任第一梯队的是第8、第9兵团指挥的24、25、27军。为了确保突破的成功，谭震林于20日中午来到24军，亲自坐镇指挥。当日天气晴朗，江面上风平浪静，对岸绿树成荫，完全没有大战即将开始的紧张迹象。

20日17时，我军各炮群开始试射。24军的炮火首先向江心的闻新洲、紫沙洲轰击，打掉敌军前沿阵地的地堡。同时掩护我军渡江船只翻坝入江。在渡江作战中，我军的炮兵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榴弹炮、山炮循环射击，摧毁独立的地堡，迫击炮则专打逃窜的敌人。当榴弹炮、山炮修正距离时，迫击炮连续射击填补空隙。对岸敌军炮兵反击，我军立即抓住目标进行压制射击。只见江对岸浓烟滚滚，敌军陷入混乱之中。

在炮兵掩护下，我军突击部队打开大堤的出口，将隐蔽在河道里的船只翻坝入江。黄昏时，空旷的江边已经排满了众多木船，战士们在临时码头上有秩序地迅速登船。尽管要求肃静，也不免嘈杂之声。原定20时开始渡江，但各部队翻坝情况不一样。27军79师19时20分才开始拖船，一小时后235团拖出大部，237团只拖出少部。这时对岸敌军发觉，开始射击。军首长命令已经入江的船立即开始渡江，不必等齐。235团在近21时率先开始了渡江行动。21时24军统一开始渡江，有些翻坝慢的部队则在22时开始渡江。

夜幕降临，江上刮起了风。中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先头船刚过中流，距离对岸300米时，敌军开始炮火拦截。有的船被打穿，战士们用棉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负伤，仍然摇橹不停。我军炮群再次齐射，掩护部队渡江。江心里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一片火海，映红夜空。27军先遣队在山顶点燃火堆，为我军导向。21时，27军79师235团1营3连5班的木船在夏家湖登上南岸，成为“渡江第一船”。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岸，平均渡江时间为15～20分钟。27军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突破。24军先攻占闻新洲、紫沙洲两个大江心洲，然后继续渡过夹江，在铜陵至荻港段突破。25军在大套沟至鲁港段突破。21军占领贵池以北的长生洲。渡江部队纷纷在南岸点燃火堆，向北岸传递胜利的信息。船工们运完第一梯队，马上返回再运送第二梯队。21日凌晨2时，聂凤智率27军军部过江。到21日晨，中集团已渡过10个师28个团，建立了东西长120公里，纵深20公里的江南阵地。渡江战役首战告捷。⁽¹⁸⁾

邓小平、陈毅在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彻夜未眠，紧张地等候前方消息。当听到中集团各军顺利渡江，正在追歼逃敌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电告中央军委。21日晨，张治中等把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后，正在六国饭店里苦闷之时，街头报贩已经叫卖起“号外”。周恩来兴高采烈地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等我军渡江的消息。并希望国民党代表团留在北平，不要再回南京。张治中对国民党当局极为失望，采取了顺应潮流的举动，脱离南京政府，站到人民一边。

21日汤恩伯匆忙飞到芜湖部署堵击，然而国民党第20、88、55军等部早已放弃阵地，仓皇南逃。二线的99军开到宣城，见势不妙也掉头就跑。就在汤恩伯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军东集团、西集团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渡江行动。

东集团第10兵团的23、28、29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七圩港到张黄港一带渡江，直指南岸的江阴。这里是长江下游最窄的地方，江面仅宽1 500米。虽然敌军重兵防御，也阻挡不住我军的强渡。兵团司令叶飞在江边亲自指挥，并随28军第一梯队过江。原定启渡所得时间是21日17时30分，可是白天江上风平浪静。叶飞心里着急，有如天助，到16时左右，江上起风了，而且是顺风。指战员们都高兴极了。一声令下，上千条船扬帆向对岸驶去，最快的仅用10分钟就到达南岸。敌军的火力拦截比预计要弱，可见士气之低落。突击部队上岸后迅速消灭敌军火力点，扩张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23军69师207团2营5连1排乘坐一条机帆船渡江，到天生港附近遭敌军火力拦截，船上伤亡20多人，排长也牺牲了。1班长挺身而出接替指挥，继续奋勇前进，突破封锁，强行登陆。他们歼敌一个连，站稳了滩头阵地，保障后续部队上岸。战后荣获“渡江英雄排”的光荣称号。当天夜里，后续部队一批接一批渡江，有的船一夜往返八次。叶飞上了岸才发现，由于渡江心切，忘了带电台。他只好带着人往前赶路，寻找28军军部。⁽¹⁹⁾

第10兵团渡江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是国民党经验多年的江防重镇，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壕堑，山脚有地堡群，总兵力7 000余人，新式重炮30余门，火力可以控制附近30公里的一段江面。要塞司令戴戎光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应该说，正面攻击江阴要塞，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在我军渡江过程中，江阴要塞一炮未发，使第10兵团得以顺利渡江。这是我党地下工作的又一杰作——策动江阴要塞起义。

1946年夏，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在国民党军任职的弟弟唐秉琳来信，表示想离开国民党到解放区工作。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指示要利用这个关系，建立秘密联络。1947年唐秉琳调到江阴要塞，华中工委将其作为策反工作的重点。要求唐君照“多做上层的工作，要抓实力”。唐君照逐渐发展了唐秉琳、唐秉煜兄弟和吴广文三名地下党员，并要他们设法先后调到要塞。唐秉琳当了炮台台长、唐秉煜当了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当了工兵营长。他们层层发展，在要塞里建立了组织基础，并联络了一批中间人士。

1949年1月，唐秉煜获得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和作战方案，亲自送到江北。陈丕显、管文蔚听取他的汇报后，对要塞工作非常重视。三野开始渡江准备后，江阴要塞工作由三野10兵团直接掌握。粟裕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徵明携带电台，到靖江与唐秉琳等保持密切联系。4月渡江前，王徵明带领29军的四名干部潜入要塞。王徵明当了游击炮团团长的“卫士”，控制炮团，其余的人也分别潜入各部门，控制了要害部位。韦国清政委交代给王徵明等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迎接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就是炮不打，枪不响”。

4月21日夜，三野10兵团开始渡江。当我军炮击南岸敌21军阵地时，21军要求炮台火力支援。唐秉琳命令炮台缩减射程400米，打了十几发炮弹，结果全打到21军头上。我军开始渡江后，戴戎光命令炮台射击。唐秉琳执行命令，但炮弹都没有装引信，只听炮响不见爆炸。戴戎光正骂：“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是打的欢迎炮嘛！”唐秉煜和我军干部冲到指挥所，宣布起义，俘虏了戴戎光。22日晨，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会议，宣布起义，并由三野特纵接管。粟裕来到要塞，亲切接见唐秉琳，说：“你们为大军顺利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江阴要塞调转炮口，封锁了国民党海军退回上海的航道。10兵团迅速通过要塞防区，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铁路。⁽²⁰⁾

当我军炮火封锁长江航道后，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大小舰艇25艘在南京长江下游的笆斗山江面起义。这次起义也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的。林遵是福州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中国海军最初是在福建发展起来的，所以海军军官中福建人最多。1948年底，海防第二舰队被调入长江，官兵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厌恶。这时，林遵的同学、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官员郭寿生受地下党委托来镇江基地找林遵，要他率领舰队起义。林遵认清了形势，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联系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舰长，等待时机。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林遵派人通知我党联系人舰队将要起义，并告知适宜渡江的地域，避免冲突。20日夜我军开始渡江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命令林遵率舰队马上去芜湖，阻止我军渡江。林遵拖延时间，没有执行。22日我军已全面渡江，桂永清又在下关召集南京江面的舰长们开会，要他们当晚冲出长江，逃往上海。“永绥”舰舰长邵仑是起义组织者之一，借故拖延，使各舰未动。桂永清命令林遵马上去南京，带领舰队下行。23日晨，林遵乘“永嘉”舰到达笆斗山，召集舰长们开会。大家听说桂永清已经乘飞机逃走，南京国防部官员也已逃往广州，都大骂起来，谁也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命作战。林遵向大家说明了形势和起义的意向，征求各位意见，结果主张走和留下的各占一半。林遵宣布起义，派人起草文告。几个顽固的舰长密谋后于傍晚起锚，有的舰不明真相也跟着开走。林遵用报话机呼叫，四舰返回，七舰逃跑。林遵派参谋到浦口与35军接洽起义，24日凌晨，第二舰队起义成功。停泊在镇江的江防舰队23艘舰艇也随即投降。这些舰艇，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的基础。⁽²¹⁾

在10兵团渡江时，第8兵团也开始了渡江作战。21日20时，20军自三江营渡江，进攻扬中。因遇逆风，内河大部分船只不能按时起航，只有两个营登岸。他们与扬中守敌三个团展开战斗，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登陆点。22日凌晨，20军有四个团过江，发起全面进攻，守敌仓皇溃逃。34军22日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占领北新洲、瓜洲，直插镇江。35军于21日夜间向江浦和浦口之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攻取敌军主要阵地。22日晨，敌军获悉我军主力已经过江，害怕被歼，逃往南京，江浦、浦口随即解放。

22日的南京已是一片混乱。京杭国道上拥挤着国民党的溃军，向上海、杭州方向争先逃命。南京政府的官员都纷纷登上飞机逃往广州。各航空公司的三十多架飞机紧张空运，据说六小时内就将政府部门疏散一空。李宗仁、何应钦束手无策，只得紧急飞到杭州，与蒋介石商讨对策。蒋介石在机场会见他们，李宗仁对蒋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蒋介石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总归支持你。”除了空洞的许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李宗仁依然无法指挥军队，只好在傍晚回到南京。汤恩伯紧急求见，说共军已迫近城郊，请他务必马上撤离。这一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李宗仁彻夜失眠。23日早晨，他带领少数随从乘最后一架专机起飞，先在上空盘旋两周，似恋恋不舍，然后向桂林方向飞去。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各国外交人员都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南逃，留在南京不走，以窥测动向。⁽²²⁾

23日上午，35军接到粟裕、张震22日24时的电报：“如南京之敌逃窜，则35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35军本来没有渡江任务，手里一条船也没有。接到命令后，全军上下顿时忙碌起来，到处寻找船只。下午103师侦察连在浦口的小河汊里找到一只小划子，经再三动员，船主表示愿意送他们过江。请示军部同意后，103师侦察班长魏继善带着四个侦察兵，在火力掩护下渡江。17时左右到达下关码头，见江边无敌踪影，连忙用旗语制止射击。他们找到下关发电厂，在工人帮助下找到一条小火轮，回到浦口，35军开始渡江。后来找到了火车轮渡船，一夜之间35军就全部到达下关。整顿军容后，开始入城接管。⁽²³⁾

1949年4月24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据外电报道：“共军于今晨3时45分接收南京。军队系由西北门开入，由军官乘吉普车一辆开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烧之司法院大厦开进。共军进城后，迅速占据各要点，并接收各政府机关、银行与公用事业。共军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头，用好奇眼光观看共军。共军散布城内后，即分组排齐坐定，唱歌并听官长训话。”⁽²⁴⁾

35军104师312团首先进入“总统府”，将红旗插在“总统府”门楼上。三个师划分了防区，张贴我军城市政策的“约法八章”布告。以吴贻芳等民主人士组成的南京市民“维持会”协助维护城内秩序，并与我军接洽接收。守卫中山陵的国民党军一个营护陵部队向我军投诚，将中山陵完好地转交到我军手中。

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号外，心情激动。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2日下午汤恩伯下令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后，在江阴、镇江段的国民党51、54军绕过太湖向上海逃跑。南陵、芜湖、铜陵段的国民党六个军向郎溪、广德、杭州方向逃跑。在混乱状态下，国民党军狼奔豕突，完全丧失抵抗力。第7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带少数随从逃到徽州时，因带的银元太多，行动不便，只得忍痛分给17兵团侯镜如一部分，可见这时命比钱重要了。有的部队满载弹药的卡车，走到半路上司机却逃了。国民党军连炸毁都来不及，夺路逃命。

总前委原来估计渡江是一场艰苦残酷的战斗，没想到敌军如此不堪一击。过江后我军没有喘口气，就立即转入追歼敌军的行军作战中。粟裕判断敌军主力将向杭州撤退，22日17时命令中集团的第7、第9兵团以急行军向郎溪、溧阳前进，不为小股敌人迷惑。务必切断南京至杭州的国道，不使敌军主力退到杭州。24日，东集团占领南京、镇江、无锡等城市，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水陆交通。粟裕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部分是山区，敌军撤退中遭受我军追赶拦截，估计要四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可占领宜兴。再南下一两天就可到达长兴，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道路。只要我中集团和东集团加速对进，完全可以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国民党军主力。粟裕、张震在23、24日连续发布命令，要各军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加速前进。10兵团除以29军进占苏州外，28、31军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猛进；20、26军归10兵团指挥，与23军沿丹阳、溧阳之线南下，尾追南京、镇江逃敌；9兵团各军只留30军监视芜湖之敌，中集团各军沿南陵、宣城、广德之线急进。几大箭头都指向郎溪、广德地区。⁽²⁵⁾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干部战士发扬“猛打、猛冲、猛追”和“打得、跑得、饿得”的战斗精神，不顾疲劳和饥饿，顶风冒雨，日夜兼程追赶敌人。有的部队连续四五天急行军，一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非常疲劳。有的边行军边打瞌睡，以至撞在树上、跌到水田里、掉到河里的事时有发生。加上连日阴雨，战士们衣服湿透，感冒的、腹泻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困难都不能阻挡部队的行军，大家都想早一点包围全歼敌人。

25军24日凌晨到达芜湖附近的湾沚，74师的两个团在渡河时发现有一个师的敌人。师首长立即改变决心，停止前进。命令两个团后退，布置阻击。敌军见我军后退，立刻冲上来，企图夺路逃跑。74师与敌军反复拉锯，坚守到下午，25军后续部队赶到，从侧面杀入。敌军立即溃乱起来，在山洼里东逃西窜，国民党第20军军长杨干才死于乱军之中，副军长以下万余人被俘。

23军在25日夜里占领溧阳县城，得知南京方面的国民党溃军正沿宁杭公路向这里逃跑。23军连夜布阵，第二天拂晓，逃敌便蜂拥而至。23军在溧阳城北与敌军展开拼杀。激战一天，俘虏敌军9 000余人。

20军于25日夜到达溧阳以北地区，当天夜里听到公路上有汽车声，但是没发现敌人。其实敌军正在附近宿营，第二天早晨20军准备南下，在老河口突然与数万敌军遭遇。军首长立即决定先消灭敌军再向广德前进，命令58师向南渡、胡桥方向出击，59师向施家桥方向出击。58师174团急行军20公里，下午到达胡桥。只见公路上敌军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正拥挤着向南逃窜。174团不顾敌众我寡，多路突击，杀向敌群，把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敌军不知道我军来了多少部队，人无斗志，纷纷投降。经过两个小时战斗，就俘虏敌军12 000多人。20军结束战斗后，来不及清理战场，又匆匆南下了。

在我军快速追击下，南逃的国民党第4、28、45、66军和51军一部不敢再沿京杭国道撤退，转向郎溪、广德的山区逃窜。为了协调部队行动，围歼逃敌并解放杭州，粟裕决定以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9、10兵团部队全歼被围之敌，第7兵团迅速向杭州进军。24军接管南京，23、35军归还7兵团建制。⁽²⁶⁾

形势发展非常快。26日中集团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郎溪、广德地区，同日东集团的28军占领长兴，27日中集团的27军在吴兴与28军接上联系，封住了“口袋”。我军的23、24、25、31、33五个军围住了国民党五个军，各部队猛冲猛打，“枪声就是命令，敌军就是目标”，开始分割围歼敌人。前线记者刘亮随24军行动，目睹了这场围歼战，并写了如下报道：

“从南京、镇江、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严密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圈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军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首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交枪投降。我军某部三个骑兵与敌军四百余人遭遇，打了一排枪，该部敌人立即全部投降。28日战斗开始不久，数以万计的俘虏已从前线分头押解下来。29日我各路大军冒着寒风阴雨，翻山越岭，穿过丛林，四面八方向被围之敌奋勇攻击，当我突击部队插入敌阵后，敌人不敢迎战，回头就跑，但却无法逃出我军合围的铜墙铁壁，只好纷纷投降。至下午5时许，我各路攻击部队已在包围圈中心胜利会合。战士们密布在山谷及丛林中，捕捉溃兵及收集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物资。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候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记者在一个不满200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十一个之多。此次战斗为时仅两天，八万余敌人全部就歼。”⁽²⁷⁾

与此同时，7兵团的21、22军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日夜兼程向杭州挺进。28日21军占领孝丰，进入天目山区。山高岭陡，道路崎岖，又下着连绵阴雨。部队的后勤辎重都没赶上来，许多战士的鞋子走烂了，只好赤脚行军。虽然十分艰苦，但战士们士气旺盛，5月2日到达余杭。这时，国民党军仓皇向宁波、温州方向撤退，阴谋炸毁钱塘江大桥，阻止我军南下。21军62师在余杭稍事休息，就向杭州方向强行军。3日拂晓，62师越过五云山，突然出现在钱塘江大桥旁。仅半小时战斗，就打垮了敌军守桥部队。敌军慌忙炸桥，只造成轻度损伤，大桥保住了。3日下午，我军侦察部队进入杭州，发现敌军已经撤走，城内比较平静。随后，21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城，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谭震林等领导人也陆续到达，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杭州的解放，标志着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结束。

渡江后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意料之外。陈毅5月10日在丹阳三野干部会议上谈到渡江后的情况时说：“这次部队过江准备两个半月，四月二十日晚上开始渡江作战，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五月三日晚上占领杭州，五月四日占领上饶，并且解放了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整个渡江作战任务便完成了。任务完成得很快，当天晚上渡过长江，三天解放南京，不到两个星期或仅仅两个星期，占领了整个苏南、皖南（上海除外）和浙江大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进军。百万大军（三野六十万，二野三十万加上直属队）携带重武器骡马辎重等，十天内外进军千里，横渡长江天险，粉碎敌人反抗，平均一天进军一百里，普通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样快。敌人在江南设防共有二十一个军，其中十个军被全歼，七个军大部被歼，最多的只逃掉一个团，仅在上海防守的几个军比较完整。这是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先认为渡过长江需要经过三四天甚至于一个星期的恶战，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又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千里。原来准备在无锡、南京要打一下，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果三天就实现了计划，半个月解放苏南、皖南，进入浙江、赣东北，证明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敌人的腐朽，军无斗志，亡魂丧胆，不敢抵抗，缴械投降。解放军的威力发展到最高峰，敌人的战斗意志降到零点，标志着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南京的解放又代表着一个全中国的胜利。”⁽²⁸⁾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461页。

(6) 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

(7)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8) 宋希濂：《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9) 郭旭：《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

(10)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发行1980年版。

(11)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6章第10节。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