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决战华东解放，向江南进军

2023-08-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7日总前委在萧县蔡凹开会后，刘伯承、陈毅立即北上向中央军委汇报。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全军开始休整。粟裕指出，首先要熟悉江南的民情。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

华野贾汪会议——三野整编——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求和——毛泽东重申把战争打到底——长江天堑——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江南的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总前委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毛泽东已经在构思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了。12日他致电总前委，要他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的渡江计划”，然后请刘伯承将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毛泽东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野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7日总前委在萧县蔡凹开会后，刘伯承、陈毅立即北上向中央军委汇报。12月底刘、陈到达西柏坡后，参加了1949年1月6日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负责人在一起研究1949年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会议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正规化、整顿纪律、解放区建设和经济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北平解放后，即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全军开始休整。当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指示电《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传到华野后，华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扩大会议。贾汪会议是总结淮海战役和部署1949年华野任务的一次重要会议。20日，粟裕代表华野前委作了题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粟裕充分肯定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和指战员们不辞艰苦英勇作战的优良作风。强调指出这次会议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过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粟裕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政策和纪律问题。他长期在江南作战，对江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告诉大家：到江南首先要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肃群众纪律。他说：“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

怎样执行政策呢？粟裕指出，首先要熟悉江南的民情。他举例说：“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事情是山东人所想不到的，例如：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很多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吃的，还穿得好，还烫发。中农有时也吃几个菜，我们不能把两三个菜上桌子的人家都看成地主。总之，我们到了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政策纪律也应该有所不同。”

粟裕说：“过了江，外界的繁华奢侈也会引诱部队。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北有句俗话，‘到了兴化心就花’。估计我军到了苏杭、南京、上海，心跳眼花的人一定有。中央特别要我们加强教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顽强性，不间断地进行。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

粟裕指出：“打破家乡观念，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部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如今家乡解放了，有的不愿意远离家乡。俘虏兵过了江，巩固便是大问题。不仅北方人到南方会开小差，南方人回到南方也会开小差。因此，对部队要进行教育工作，消除家乡观念，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粟裕特别强调了纪律问题：“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特别是部队打下城市以后，认为‘我们打天下，别人坐天下’，见到政府人员住洋房，点电灯，放暖气，坐沙发而不满，产生平均主义思想。甚至有的把沙发、皮箱割坏，将电灯泡及玻璃打烂，这就不仅是农民意识，而是一种流寇行为。”“有些部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军管会管制，不遵守城市治安秩序，强拉车子，强占房屋、车厢，抢购物资，争先入城搞东西，不服从军管会，甚至打骂政府人员等等，都是军阀残余的行为。特别是交通运输问题，最近部队拦车、打车、扣车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求从今天起在二十天内禁绝这些事情继续发生，五天内要查明向前委报告。”⁽²⁾

贾汪会议认真研究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整编的指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关于部队整编和统一组织编制的问题，中央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考虑了。会议《通知》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³⁾经过认真研究，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在贾汪会议上粟裕传达中央关于编制的规定说：“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粟裕说：“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35 000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1949年1月22日，陈毅回到华野参加贾汪会议。26日他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精神，并就形势、任务部署、政策等问题作了总结报告。在陈毅、粟裕主持下，华野部队进行整编，对高级干部进行人事调整。在报请军委批准后，华野于2月9日发布整编命令，改称第三野战军。野战军的编制和负责人是：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

第一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

第三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6个军，两个纵队，共581 000余人。

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辖第21、22、23、35军。

21军（原第二纵队）：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22军（原第三纵队）：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23军（原第四纵队）：军长陶勇，政委卢胜。

35军（原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辖第24、25、26、34军。

24军（原第六纵队）：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

25军（原第七纵队）：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

26军（原第八纵队）：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

34军（原江淮军区部队与何基沣起义部队合编）：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辖第20、27、30、33军。

20军（原第一纵队）：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

27军（原第九纵队）：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30军（原第十二纵队）：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33军（原渤海纵队与张克侠起义部队合编）：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辖第28、29、31、32军和两广纵队。

28军（原第十纵队）：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

29军（原第十一纵队）：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

31军（原第十三纵队）：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32军（原胶东纵队）：军长谭希林，政委彭林（1949年2月15日改编，两广纵队调出后归10兵团建制）。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1949年3月调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凯。

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⁴⁾

三野整编过程基本上是顺利的，但也有不少风波，尤其是35军的组建。吴化文部队济南起义后，为了体现政策，基本保持了原部队建制，主官也没动。淮海战役初期一直在后方整训。第三阶段粟裕命令吴化文部南下参战，在宿县集结作预备队，实际上没有参加战斗。淮海战役结束后到曹八集休整，正逢全军整编。上级把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吴部缩编为三个团，35军每个师里有吴部一个团，鲁中南纵队两个团。但军长仍然让吴化文当。鲁中南纵队在解放战争初期与吴部是死对头，听说与吴部合编，鲁纵指战员表示强烈反对。说这是“包办婚姻”、“强迫婚姻”。陈毅出面做工作，在贾汪会议总结时说：“华野编16个军，4个兵团。鲁中、渤海、江淮三个纵队不编，充实三个起义部队。这样合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鲁纵的人还是不服，后来召开全军干部大会，吴化文痛哭流涕检讨自己历史上的罪恶，矛盾才慢慢缓和下来，完成了整编任务。⁽⁵⁾

老纵队改编主要是编制和人事安排的问题。有的纵队在淮海战役中缴获很多，兵强马壮，舍不得把多余的人、枪补充给其他部队。有的对干部任命不满，闹情绪，发牢骚。这时又要陈毅来做工作。陈毅在贾汪会议总结中严厉批评了这些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他谈到干部任命时说：“第一要反对攀比，不要比党票，不要比军龄、党龄，不要比本事。第二不要提不信任案，不要认为党不信任你，认为你受了委屈。第三不要抱小资产阶级立场，怀疑什么个人作用。第四，干部的安排可能是有缺点的，不会百分之百是完满的；但这个名单是正确的，经过反复研究的，是比较妥当，很谨慎的。希望同志们拥护，不准说长道短。”

谈到部队编制，陈毅说：“编制表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员装备，比较充裕的纵队不能超过。凡是人数超过的纵队，一定要老老实实拿出来补充不足的纵队，不得打埋伏。但是不能拿编制标作为武器向前委要，也不能因为一时没法补充就认为编制表是不必要的。编制表是为了不使部队穷富两极分化，所以我们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我们前委一致同意拨两万俘虏给中野，充实中野，以便在一起并肩作战。两广纵队名义仍然保持到两广，有号召作用。可以归兵团指挥，也可以直接指挥。可以补充一个师打回两广去。”“在编制上不准同志们去比，几十万军队是不能去比的。为了满足这一方面，一定要牺牲另一方面。五个指头不能一般齐，有长有短好做事。有马的就骑，没马的就走路，不能大小事都说理由。”⁽⁶⁾陈老总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不能不听。制度一旦定下来，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到1949年3月底，三野整编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也对下属军区和部队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重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统一编为警备部队，配备充实了各军区的领导干部。

淮海战役结束时，平津战役也大局已定。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当时国民党军主力有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华中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陕西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汤恩伯集团虽然兵力最多，但许多部队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或是遭受我军沉重打击后到江南整补的，战斗力不强。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局面，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不仅国民党内，就是美国人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大维将军就看透了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他在1948年11月16日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自从我到职以来，没有一次战役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据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以及其他许多足以破坏士气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战斗意志的完全丧失。”巴大维明确地告诉美国政府：“蒋委员长已经丧失了他在政治上的和他的群众的支持，——无论政府迁到哪里去，共军终究将压倒政府。”鉴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巴大维建议停止对蒋介石军队的援助并撤回美国顾问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是这个态度。蒋介石发布求和的元旦文告后，曾指派其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949年1月8日致函美、英、法、苏四国大使，请求他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者。1月12日美国政府的答复是：“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目前情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停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⁷⁾

司徒雷登在幕后频繁活动，支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取代蒋介石。司徒雷登委托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转告行政院长孙科：南京政府的惟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的下野又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当面去问司徒雷登：“傅泾波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司徒雷登回答：“作为美国大使，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助议和。”得到美国的支持，白崇禧在武汉连续发出议和电报，逼迫蒋介石下野。他甚至威胁蒋介石，如果蒋坚持不下野，桂系军队将退出华中，将长江开放给共军，实现局部和平。这一来蒋介石真坐不住了，如果白崇禧这样干，整个局面将不可收拾。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宗仁）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都不表态，实际上都盼望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⁸⁾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接替南京政府的权力。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去杭州，回他的奉化老家。国民党新闻这样报道：“总统今着长袍马褂，临行前对此紫金山之革命都城，颇示恋恋，而送行人员亦多神色黯然。”⁽⁹⁾

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革新面目，23日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电报中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指1月14日毛泽东声明中提出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进行谈判的八项条件。——作者注），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进行和谈。”

国民党一面高喊和平，同时又不肯放下武器。1月24日国民党“军事观察家”声称：“政府方面系谋取和平，并非投降。长江为国军之最后防线，如共军仍继续近迫，则战争殆仍难免。”

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多年斗争总结的经验。无论国民党当局高喊和平还是积极备战，都不能改变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月15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地说：“我方提出的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与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¹⁰⁾

1月1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中野：部队休整到3月底为止，在此期间“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遵照中央指示，华野一面进行整编，一面开始了渡江的准备工作。2月4日，粟裕指示各兵团派出侦察部队，到长江边进行实地侦察，任务包括江边地形和船只情况、渡江地点的选择、敌军江防部署、沿江两岸道路情况等。2月9日，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开会，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会后给军委的报告说：“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为最好。”“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11日军委复电，同意3月底渡江的计划。指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¹¹⁾

渡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渡江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革命是取得全国胜利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考虑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渡江的准备工作比以往的任何战役都要复杂得多。

首先要熟悉长江的水情。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中下游江面由西向东逐渐放宽。湖口至芜湖间宽1 000～1 500米，南京段宽2 000～2 500米，镇江至江阴段宽约3 000米，江阴以东宽达万米。江身弯曲，其中芜湖至江阴段形成一个大弧形，水流受潮汐影响较大。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水量渐涨。进入梅雨季节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由于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真正如同一条“天堑”，横在我军面前。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过几次渡江的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因北方士兵不服水土，流行疾病，又不习水战，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北魏初年，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下，在陆战中连续击败南朝军队，进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眼望波涛汹涌的长江，这位擅长骑马的少数民族君主丧失了勇气，叹道：“嗟乎，天之所以隔南北也！”调头回中原去了。金军在完颜亮指挥下大举攻南宋，南宋文臣虞允文指挥精干的水师舰队，在采石大败金军，保全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而几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如西晋灭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渡江作战的成功，都是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北方军队在充分准备后，从长江中下游多点突破，并以水师顺江而下协同作战取胜的。历史上的渡江作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实情况是，我军既无空军，也无舰艇，渡江主要依靠木帆船，和曹操的时代差不多。以木帆船冲破国民党军舰、飞机、大炮构成的长江防线，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三野部队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后，产生了许多活思想。少数人麻痹轻敌，看到长江说：“长江最宽五里，爬也爬得过去。”有的说：“准备什么呀，敌人在长江边上那些破烂的部队，还经得住我们打吗？长江那么长，敌人哪里守得住！”但多数干部战士思想上顾虑很大。27军的山东干部说：“打济南打潍县，不管城墙多高，咱都能打过去。山地平原都不怕，到了水上就没办法。”战士们反映：“遍地是水，怎么进行土工作业？”炮兵担心水网地带炮拖不上去，电话兵顾虑没处架电线，通讯员顾虑村庄零散容易迷路，侦察员顾虑不好隐蔽。总之，原来平原作战的一套都要改变。许多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很不习惯。主要反映是南方水多、雨多，饭吃不来，生活不习惯。有的编成顺口溜：“南方好，南方好，说话不懂，吃饭不饱，走小路，睡稻草，泥泞路滑走不了。整天没太阳，天气真不好。”“吃大米，长脚气，光见水，不见地。”山东、苏中许多干部，对过江思想上存有疑虑。有的想回家，不愿南下。⁽¹²⁾

针对这些情况，3月初三野部队南下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宋时轮兵团在无为、和县地区，陈士榘兵团在浦口外围，叶飞兵团在江都、泰兴、靖江间，开始渡江准备和水上演习。历史经验证明，要想渡过长江，首先要使北方士兵熟悉水性和水面作战的技术。各部队利用湖泊、内河天天练习上下船只、乘船、划船、游泳、救护、堵漏、救生器材使用。水上作战动作演练水上射击、打敌舰、登陆、滩头阵地防御。这些技术训练完成后，部队开始训练渡江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的战术训练。陈毅曾对《大公报》记者杨刚讲述我军水上练兵的故事：3月中旬，巢湖沿岸的老百姓天天看见成群成队的解放军围在湖边，专门上船、下船，下船、上船。走走跳板又下来，下来又上去。把船摇出去，没多远又摇回来。不但战士们是如此，连武器也如此。天天把枪炮搬上各式各样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摇船撑船，日日夜夜地干。解放军如同疯了一样，专做这些老百姓看来毫无道理的事。就这样，几十万北方人学会了跑跳板，在船上坐得住，站得稳。他们学会在一百吨的木船上放些什么武器，在二百吨的船上又放些什么样的武器。以后他们练渡湖，使用了一个师在一点钟内乘顺风渡过了巢湖。巢湖湖面比长江宽好几倍，北方人因此知道了过长江无非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用找“诸葛亮”方法，找了几百个船老大，讲驾船、风向、水性的道理。老百姓都自愿替解放军驾船渡江。每个军在一个月内使每只船培养了两三个水手，这样飞渡长江的翅膀就完成了。陈毅强调：“这次坚韧卓绝的渡江准备，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军，把浩荡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这是奇迹。这些都是广大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共同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智慧与血汗的结晶。”⁽¹³⁾

在渡江时，我军面临的是国民党军的立体防御。国民党军拥有空军、海军和相当数量的火炮。敌军企图在我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军、空军配合下，在江面上大量杀伤我军，阻止我军登上南岸。所以在渡江准备中，要考虑到一旦船被击毁，我军战士能够自救和泅渡过江。林彪在3月18日给军委写了个报告：“关于渡江的技术问题，去年7月我在松花江边休养时略为注意研究。我曾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而不致倾斜沉没，然当时系徒手。但估计如以全副武装亦必照样浮，至多再将木板略加宽长一点即可。……在不能使用船只（目标大易击沉）或无船只的条件下，在敌前渡江，估计使用此法甚有效。”⁽¹⁴⁾军委将电报转给二野、三野，各部队都准备了三角板。有的用草绳扎成“救生圈”。尽管后来渡江时我军很少有船沉没，这些简陋的泅渡工具对稳定战士渡江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渡江要有船。国民党军撤退时，已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江南或就地毁坏，我军筹集船只需要从内河、湖泊的老百姓手中征集。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群众工作。船是渔民、水手的命根子，征集的地区多数是新解放区。要老百姓连船带人支援渡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7军3月份到达安徽无为县后，即开始调查，征集船只。地方同志说能找到上千只船，水手也能保证配齐。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许多船民都把船藏了起来，27军在附近三个县才征集到400多只船，与需求差距很大。于是27军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调查组，沿河巡检漏报船只。有的从小河岔找出来，有的从水底捞出来，有的从部队演习船中查出来”。这样，27军集中了515只能用于渡江的船只，基本保证了一梯队两个师的需要。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各部队努力下，到4月渡江前三野共筹集各类木船20 977只，其中用于渡江作战的有8 302只，同时动员了19 000多名船工随船参战。

随船的船工、水手多数加入了封建帮会。以地域分为“淮帮”、“芦江帮”、“无为帮”等。帮头有很大的权力，帮与帮之间也经常打架。船上的风俗习惯完全是封建迷信的一套，如在船上不准说“翻、沉、滚”三个字，我军送的锦旗上写着“一帆风顺”，他们嫌“帆”“翻”同音不吉利，都不肯要。我军宣传“翻身”他们不愿意听，要说“解放”才行。还不能在船上大小便，筷子不能平放在碗上。船老大和水手都重义气，好出风头，喜欢人家奉承夸奖，愿意见“大官”，愿意听“大官”讲话。对这些习俗，不是几天就能教育过来的。我军干部在政治教育上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团结为主，通过控诉国民党对船民的压迫摧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宣传我军的伟大胜利，开展立功活动，在船民中培养积极分子。解决船民的家庭困难，进行救济，使其安心服务。对船只情况进行登记，损坏赔偿，保证船主利益不受损失。通过多种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工作做到实处，调动了广大船民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写了决心书，按上手印，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送解放军过江，不畏缩不逃跑。不但不破坏船只，而且尽量保护与自己修补。⁽¹⁵⁾

渡江的木船是从江北各地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为了保护好它们，实现战役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不可能过早把船只摆在江岸边。如果把几千条船摆在江边，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船只都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汊里。内河的出口则被敌军严密监视，因此我军的船只在战役开始时不能从内河进入长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邓小平政委在新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讲：“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的劳作才完成的。”⁽¹⁶⁾

25军集结在无为东南的姚王庙地区，他们掘渠翻坝，苦干加巧干。221团负责疏通汤浦到贾家桥的河道，开始没经验，上来就挖。结果前挖后塌，四天的工程干了七天。后来总结经验，挖出的淤泥要翻到远处，如果把淤泥翻在岸边，很快就会塌陷到河床内。对于容易坍塌的淤泥地段要事先打上木桩，防止坍塌。河床内有积水，要先筑坝将水车干。如果贪图省事，在水中挖泥，效率极低。翻坝也要讲技巧，原来是人海战术，前拉后推，蛮干而无功，一个连一夜只能翻六条船。后来研究了办法，在坝上开一丈多宽的口子，坝口略高于江面水位。将船从渠道中拖出来，地上铺竹片作“轨道”，减轻阻力。推船时两边力量平均，组织若干人在船尾用力推，使船头抬高，速度快而省力。翻坝时先过小船，将坝口翻滑，大船就容易过去。到战役发起前，一个连一夜能翻上百条船。⁽¹⁷⁾

在二野、三野抓紧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考虑到更多的问题。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役，更重要的是渡江之后如何有效地占领和接管江南的诸多城市，把战争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保持江南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新中国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2月8日他给邓小平、陈毅发出一封电报，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3月仍需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¹⁸⁾

过江的准备工作不仅是二野、三野部队的事，还牵涉到解放区的方方面面。中央决定，我军渡江后，在江南新区统一使用人民币，取代国民党的“金元券”和其他伪币。赶印大量的人民币交给渡江部队，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副主席派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刚刚解放的北平调查国民党留下的印钞机和印钞纸张，计算钞票印刷能力。调查的结果是以现有能力，无法满足需要。2月9日总前委会议后刘邓陈给中央的报告，要求“现洋及人民钞票3月初就要用，应携带数亦应赶运”。在前方催促下，北平和东北的印钞厂日夜忙碌，赶印人民币送往前方。⁽¹⁹⁾

东北、华北的解放，切断了江南国统区煤炭等资源的供应渠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导致上海等城市的经济状况和市场供应日趋恶化。粮食、煤炭、汽油储量日减，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问题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果让国统区经济完全崩溃，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没有煤烧，我军接管这样一个烂摊子，不利于稳定局面。2月7日，国民党当局委托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13日毛、周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中央指示华北局和有关城市负责人认真办好这件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海轮船运送30万吨面粉到秦皇岛港，换取10万吨开滦煤，于4月16日回到上海。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彭真、叶剑英等：不仅要恢复南北通航，而且要恢复电讯、邮政和银行汇兑的正常往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²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我军顺利接管江南城市，维持江南新解放区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野、三野落实中央指示，开始进行政策教育。2月11日，毛泽东通知各大区和野战军负责人来平山开会。粟裕因病在济南住院，刘伯承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谭震林等匆匆上路。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报告，这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革命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会的中央委员个个心情激动，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担负的使命和任务。会议闭幕后，中央召集座谈会，酝酿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粟裕等17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以饶漱石等11人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饶漱石为书记。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定下4月10日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3月21日，总前委、华东局负责人陆续到达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研究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²¹⁾

在长江的那一边，国民党也在日夜忙碌。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在前台，鼓吹与中共“和平谈判”，改组政府，发布新政策，以示“革新”。蒋介石在奉化老家遥控国民党军队，指示汤恩伯等在长江布防，企图阻止我军渡江。1月25日，蒋介石刚“下野”4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上海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与台湾相呼应。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7“绥靖区”指挥第20、66、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之106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6兵团及张耀明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28、45、99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1“绥靖区”指挥第4、21、51、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54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52、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还有20几个师分布于浙赣铁路沿线和浙东地区为二线部队。海军林遵的第2舰队分驻镇江、上海、安庆等港口，沿江巡弋；空军飞机约300余架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机场，支援陆军作战。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按照通常的看法，共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国民党军在江北的连续失败，上下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汤恩伯一面对下级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一面又对心腹说：“从湖口到上海790公里，光靠18个军防守是不够的。”他的副司令万建藩也抱怨：“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上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²²⁾

尽管信心不足，国民党军还是在江南大兴土木，修建工事。江阴要塞是长江下游第一军事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大修工事，搞得民不聊生。《申报》记者李天行曾随第1绥靖区督察团到江阴视察，只见“要塞以外，沿江一带，西起武进交界的桃花港，至东乡常熟境的金鸡港，迤逦曲折，沿江120华里长的沿江工事，战壕、碉堡、沿江公路、路基、桥梁、涵洞，都次第完成。‘一切为前线’，‘第一是军事’。江阴75万民众，声嘶力竭，已扛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县长对大军云集的治下，也喊出了‘不得了’的呼吁”。就连江阴县的“议长”也对督察团诉苦说：“江阴民众担负江防和供应，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实在吃不消了。只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求政府体恤人民，尽力减除一切不必要的痛苦。例如贪污、诬陷、栽赃、吊打……，一切无谓的节外生枝，都应解除。”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诉苦，令督察团十分尴尬。⁽²³⁾第1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对此十分恼火，决心杀鸡给猴看。苏州西区有个刑警探长万斌，是个地头蛇，人称“万阿大”。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没人能管。一次他因倒卖西药分赃不均，被人告发，关在监狱里。万阿大满不在乎，认为凭他的关系，几天就能出狱。偏偏赶上丁治磐前来视察，听人汇报此事，大发雷霆，当即命令：“明天把万斌枪毙了吧！”临上火车前，丁治磐又命令把万斌拉到火车站来枪毙。万阿大被押出来时，还以为要出狱，一路说笑。当宣布他的死刑时，万阿大才知道不妙，高呼“长官救命”。行刑士兵连开三枪，这个当了10年探长的恶棍，当了主子的枪下鬼。《申报》记者以“丁治磐怒杀万阿大”为题报道此事，但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什么重刑也治不住了。

最离奇的是，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李宗仁竟然不知情。一切军事都由蒋介石牢牢控制，就是白崇禧也只知道蒋介石对华中江防的指示，汤恩伯对白也保密。所以在研究长江防御时，南京国防部与汤恩伯发生激烈争吵。汤恩伯根据蒋介石保存实力的指示，要将主力放在镇江以东。国防部三厅厅长蔡文治坚决反对，他根据全盘作战考虑，主张防守重点应在芜湖一段，以保证南京的安全。汤恩伯明知国防部的人有道理，也不予理会。相反他还悄悄调走江阴要塞的重炮，来加强上海的防御。到了这样的时刻，国民党内部还在尔虞我诈，真是不打败仗才怪。

邓小平、陈毅等出席完七届二中全会后，与刘伯承、粟裕在总前委驻地蚌埠孙家圩子连日开会，根据渡江的准备情况和获得的敌军情报，研究渡江战役的方针和部署。3月31日，由邓小平亲自修改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分析了敌情和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定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8兵团指挥20、26、34、35军，第10兵团指挥23、28、29、31军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江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7兵团指挥21、22、24军，第9兵团指挥25、27、30、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²⁴⁾《纲要》向各部队下达后，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指挥渡江作战。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5) 石惠南：《35军与南京解放》，载《渡江战役史事新探》。

(6)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三野首长报告会议文件选编》第3册。

(7) 参见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8) 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9) 《申报》1949年1月22日。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438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12) 第9兵团政治部：《目前部队思想情况简报》，1949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