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华东解放战争：小到大淮海

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毛泽东制订战役方针——蒋介石改变战略——华野曲阜会议——徐州国民党军摆开“一字长蛇阵”——白崇禧拆台——刘邓大军收复郑州——毛泽东指示华野精心组织战役——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

到1948年7月底，经过两年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则不断发展壮大，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中原、西北解放区也逐渐巩固。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如何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算了算账：“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向前）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报告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描绘出来了。

会议结束后，各战区的中央委员们迅速返回。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刚刚回到华东局驻地，济南战役就打响了。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对中央指示最坚决的贯彻，也大大鼓舞了各战区的信心。

粟裕在南线指挥阻援战斗，由于徐州方向敌军的畏惧不前，阻援兵团没有仗打。利用这段时间，粟裕认真分析了敌情，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的支持，建议即举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¹⁾

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领导人（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 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 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 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电报要求华野“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召开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²⁾

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是黄百韬兵团。这个计划可以称之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

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野、中野负责人，强调指出“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他要求华野做好充分准备，对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的纵队迅速完成整补，出动的时间可以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

毛泽东的指示已经显示出中央军委要华野打大战役的意图，他将电报同时转告中野，也有两支大军协同作战的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0月9日，当饶漱石返回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曲阜后，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张震等召集各纵队首长举行作战会议，研究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问题。根据前方侦察情报，黄百韬兵团已经回到新安镇集结，准备堵截我军南下，这样，华野24日电报提出的先夺两淮，再打海州、连云港的方案已难实现，需要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会议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对黄兵团进行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的力量组织打援。与会者多倾向于第二方案，粟裕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收复华中地区，开辟淮海资源，暴露津浦线南段，孤立徐州”。他说：“我们歼灭黄兵团后，直取两淮，进逼长江，威胁南京。敌军现在有三个兵团，我们如果能歼灭黄兵团，再歼援敌三分之一，就能收复淮海广大地区，使敌军防线收缩到沿江一带。所以此次战役意义极大。”在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的基础上，粟裕作出部署：苏北兵团移至鲁南补充棉衣，一、四、七纵主攻新安镇，六纵攻郯城，三、八纵于运河阻援，九、十三纵威胁徐州，十纵为预备队。最后饶漱石讲话，要大家在连续胜利之后切忌骄傲轻敌，要仔细研究，头脑冷静，把下一个战役打好。⁽³⁾

10月12日作战会议结束，粟裕将会议情况和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并附带说明，因华野部队需要补充棉衣，请将战役开始时间推迟到10月28日。就在报告发出当晚，华野首长收到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于11日发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对战役的设想和部署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针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主力集结于徐州附近，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那样的部署，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和阻援，对付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以赴东援黄兵团，这样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鉴于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可能东进，毛泽东指示刘邓陈迅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铁路线，牵制孙兵团。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指示后，又接到华野12日的电报，经过考虑，毛泽东14日复电华野，对战役作了更具体的部署。他强调打援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徐州以北、西北和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时间歼灭黄兵团”。他强调要“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并以刘邓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就进攻郑州、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停留于郑州、开封之间，不能东援，以配合华野作战。⁽⁴⁾

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更大、更稳妥的方案。这样，淮海战役不再是华野单独执行的任务，而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执行的任务。当然，谁也没有预见到淮海战役后来会打到那样大的规模，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方案，不仅局限于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主力。这就使原来设想的“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开阔了华野、中野的眼光，使他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10月14日夜里，华野首长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济南只留下渤海军区地方武装看守，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决定华野全军于10月31日进至临沂、邹县一带集结，11月5日开始攻击。10月15日，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华野各纵队目前的位置和行动方向。电报中说：“昨晚召集各纵首长研究军委14日电示，均认为一面集中主力围歼黄匪，同时展开主力一部自各方进迫徐州外围要点，滞留、迟阻援敌于运河右岸、徐州间地区，以此种攻势钳制手段争取裕余时间，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歼敌顺利的部署方案，布置最妥慎。大家拥护军委此种指示。”电报中补充建议：除以五个纵队围歼黄兵团外，以八纵、十纵主力袭占韩庄，控制运河桥梁，进逼冯治安部驻守的贾汪；以三纵、七纵抢占台儿庄、万年闸，迫使冯治安部起义或于运动中歼灭之。17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⁵⁾

就在我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集团也没有闲着。济南在短短几天就被攻克，对国民党军是极大的震动。作为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更是深深自责。当初他建议蒋介石集中兵力，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共军攻击某一城市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济南失守后，杜聿明仍然坚持这个做法。他考虑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眼下他手中握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机动兵团12个军，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3个绥靖区5个军，加上中原地区的黄维兵团和徐州的特种部队、二线部队，共计24个军，70万人。杜聿明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在9月下旬，他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集中机动兵团，互相靠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一旦抓住战机，则快速迂回包围；如正面攻击情况不利，则在炮火和坦克掩护下，与迂回部队共同夹击共军。

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后，交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刘峙原则上同意，但认为杜聿明使用的兵力过多，徐州防务空虚。尤其是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将李弥的13兵团两个军调来守徐州，将冯治安部调往贾汪、台儿庄、万年闸前线。国民党军保存嫡系，将杂牌部队推上前线的做法，令冯治安部队极为不满，埋下了起义的导火线。

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⁶⁾

如果国民党军先于华野开始行动，淮海战役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就是这样地巧合，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出发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一同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在积极进行战役准备的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野于10月5日至24日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加强纪律教育。这是华野继濮阳整军之后，又一次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重要会议。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他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任务。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他引用任弼时同志在九月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毛主席在报告中对加强纪律性提得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1. 今天的战争规模扩大了，在大规模战争中，需要各方面互相配合，互相协同，如果纪律性破坏了，任何一个师、一个纵队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就要使我们军队遭受损失，使整个战役遭受损失。大规模战争要保证胜利，非加强纪律性，非统一集中不可。2. 今后要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作战，如果要弄清各个部队的一切然后才打仗，是不可能的。为了战争胜利，不问你是任何部队，只要是共产党的部队，都要坚决服从指挥，不准借口违抗。3. 今天的界限已不存在了，地区上已经打成一片。过去的分裂是敌人造成，是客观事实，要求独立坚持作战。而今天客观上打成一片，便要求统一集中。不管你是哪个部队哪个地区，都要统一于中央的领导。过去过早强调集中是错误的，现在不集中就是严重的错误。……因此，在今天要求全党全军绝对的统一集中，特别是对执行党的任务、对革命工作不许讲价钱，反对无纪律、闹独立性的倾向。”

饶漱石在报告中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问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⁷⁾

曲阜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华野师以上干部都认真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华野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和浪费现象、无政府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检查，研究了改进措施。这是一次发扬民主的会议，参加会议的纵队首长回忆：“曲阜会议，确实解决了大问题。开了20天，师长政委都参加，是华东局直接主持的。部队经过土改、三整三查后，有个别纵队也想在这个会议上民主一下，好多人提意见。这个会有三个体会：1. 总的说从上而下是把自卫战争开始从思想上、组织上的原则问题搞通了，从上而下发扬了民主，作了自我检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 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这问题在高级干部中的确严重，我们听了很惊奇。我们只是有些本位主义，是思想问题。粟裕提出今后一定要反对本位主义，我们保证做到。3. 关系问题。个别党委关系不好，在这个会上还拍桌子，要指名检讨。总之会议收获是大的，从上而下，解决了民主问题，统一了认识，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反对本位主义，建立了党的统一领导，解决了团结问题。曲阜会议的中心很明确，反无组织无纪律，为淮海、渡江战役作了准备；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深，每个纵队都写了决议，每个干部都写了保证书。”

曲阜会议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通过这次会议，华野全军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增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位参加曲阜会议的纵队首长这样说：“曲阜会议，贯彻毛主席的四句话，强调组织性纪律性，部队整体观念更强了。在这次会议上野战军首长都作了检讨，对我们教育很大。这次会议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我们是革命军队，服从上级一向是没有问题的，但互相配合有问题。曲阜会议后，在淮海战役中打碾庄圩，四纵某师政委就主动到我们这里研究商量，如何共同歼灭敌人。打碾庄圩八纵、九纵从南门一座桥进去，互无干扰。八纵67团先打进碾庄圩，后来九纵说是他们先打进去的，也没有发生争执。及至战斗解决，八纵押运俘虏离开战场，那时天已经亮了，敌机来袭，好多俘虏纷纷逃到九纵那边去，也没发生什么问题。这些都是贯彻曲阜会议的成就。”⁽⁸⁾

曲阜会议期间，徐州方面国民党军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鉴于济南失守的教训，认为“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南京国防部于10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等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共军可能会进攻徐州，或进攻蚌埠进逼江淮。与会者坚持“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定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对华东共军采取“攻势防御”。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调黄维兵团东进，策应徐州国民党军的行动。

10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开始调整徐州方面的部署，将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调往涡阳、蒙城地区；邱清泉（第2）兵团调到砀山地区；黄百韬（第7）兵团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李弥（第13）兵团在运河以西的曹八集；台儿庄、贾汪是冯治安的第3绥靖区部队；海州是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部队。此外，命令驻确山的黄维（第12）兵团出周口，策应徐州方面作战。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在徐州方面是沿陇海铁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他们的意图是依托坚固据点，可以及时调动，进可攻，退可守。

当时，杜聿明正在葫芦岛指挥东北国民党军作战，没有参与徐州方面的决策。当他得知徐州方面的部署后，大为不满。他的感觉是：“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⁹⁾

不仅是杜聿明，白崇禧也意识到国民党统帅部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蒋介石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部队与共军决战，白崇禧10月30日从汉口来南京开会，也满口答应承担指挥职责。但他与李宗仁和桂系将领研究之后，第二天开会时突然改变态度，坚决不肯指挥徐州方面的行动。只同意将黄维兵团调给徐州配合作战。与会者对白崇禧的出尔反尔感到不解，猜测白崇禧是怕蒋介石做成圈套，准备在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也有人认为是李宗仁、白崇禧合谋拆蒋介石的台，如果战败就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大战尚未开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显现出来了。⁽¹⁰⁾

中央军委依靠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情报系统，准确地把握着国民党军的动向。10月14日，我军获悉徐州附近的敌军有所调动，估计是准备进攻鲁西南（这就是杜聿明的计划）。中央军委经过分析认为：如果敌军真的北上，对华野的淮海作战将是非常有利的。毛泽东当日电告中野、华野：刘邓主力暂缓攻击郑州，华野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后来华野发现敌军没有大规模的行动，只是加强了新安镇一带的防务。10月20日，华野召开第三次作战会议，再次调整部署。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力量由原来的五个纵队加强到八个纵队，阻援部队由原来的一个纵队增加为两个纵队，以三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吸引徐州敌军，策应阻援部队作战。23日，华野发出作战预备命令，淮海战役的时间从11月5日开始，各纵队由原驻地开始秘密南下。

10月22日，郑州国民党守军根据南京的命令，开始撤退。刘邓部队抓住时机歼敌一部，收复郑州。开封守敌也同时撤退，中野随即占领开封。25日，毛泽东指示刘邓要中野主力南下蒙城，直取蚌埠。刘邓表示他们在永城、涡阳地区集结，无论是打孙元良还是攻蚌埠都更有利。毛泽东批准刘邓的计划，同时要求华野在进军中要注意隐蔽作战意图，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对黄百韬的主攻和对邱清泉的佯攻最好在同一天发起，使敌军难以判断。

10月28日，华野首长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战役计划又作了必要的修正并报中央军委。最后确定的作战部署是：以一、二、六、九、十二纵及鲁中纵队、中野十一纵共七个纵队主攻新安镇，消灭黄百韬兵团；四、八纵和苏北的十一纵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分割黄百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七、十、十三纵出台儿庄、贾汪，歼灭或促使冯治安部队起义；三纵和两广纵队归中野指挥，向商丘、砀山出击，牵制邱清泉兵团。

10月3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谭震林，同意华野的作战部署，强调战役应在11月7日或8日“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毛泽东对战役寄予厚望：“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局面便可展开。……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¹¹⁾

这时，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廖耀湘的重兵集团已在辽西全军覆没。蒋介石惊慌失措，马上考虑到徐州的危机。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徐州，与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等商议徐州作战。邱清泉说鲁西南发现共军大部队，先头已到曹县、成武。黄百韬则说郯城以北有共军主力南下，可能要向他进攻。众将领一致认为，徐州“剿总”各部队在陇海线上的“一字长蛇阵”态势不利，必须调整。于是顾祝同拟定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线两侧，作攻势防御。11月6日，南京国防部正式下达命令：徐州以两个军固守；黄百韬兵团撤到运河西岸，海州方面的第9绥靖区和44军撤至新安镇归黄百韬指挥；邱清泉兵团在永城、砀山集结；李弥兵团在灵璧、泗县集结；孙元良兵团在蒙城集结。这样，国民党军把原来的“一字长蛇阵”改变为沿津浦线两侧布防，各兵团相对靠拢。

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行动迟了一步。就在他们刚刚开始调动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3) 《华野作战会议记录》，参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2册。

(6)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7) 《解放战争时期三野首长报告、会议文件选编》。

(8)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记录，1962年4月。

(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10)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