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解放战争：战略抉择与反攻计划

陈毅到陕北——毛泽东构思跃进江南——蒋介石调整中原部署——大别山局势日见艰难——毛泽东指示华野一兵团准备渡江——粟裕长电提出战略新建议——毛泽东召陈粟商议大计——决定华野在中原作战

1947年11月8日，华野主力七个纵队开始破击陇海路作战。为了解决部队南下豫皖苏作战的后勤供给问题，陈毅与粟裕告别，乘吉普车离开九女集前线指挥部，前往晋冀鲁豫中央局。沿途他受到华野后方机关和地方党政干部的热烈欢迎，听取山东同志汇报情况，并为后方同志作形势报告。他出山东，入河北，11月24日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武安县冶陶村，受到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同志的欢迎。陈毅与他们具体商谈了华野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得到晋冀鲁豫同志的全力支持，所需物资得到了解决和落实。在平山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刘少奇、朱德听说陈毅到了邯郸，打电话要陈毅来汇报华野情况。于是陈毅又北上到了平山。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刘少奇、朱德告诉陈毅，中共中央正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来电报邀请他去参加。自延安一别，陈毅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他高高兴兴地上路，翻山越岭，过五台、代县、神池，从兴县渡过黄河，经陕西佳县到达杨家沟。由于风雪冬季和路途艰难，他见到毛泽东时已是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了。

陈毅一到杨家沟，毛泽东就让他看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提出了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显示出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宏伟气魄和高瞻远瞩。陈毅读得心情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让陈毅跋山涉水来到陕北，一方面是为了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为了和陈毅商谈1949年作战的战略问题。陈毅用了三天时间，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汇报了自他到山东以来华东野战军作战、山东根据地建设各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对华东的情况表示满意。

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秘密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战略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华野主力于1949年上半年向江南跃进。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设想。早在1947年7月10日，他给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人的电报《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中，最早提出了进军江南的设想：“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的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作为战略出击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华野的一纵、四纵向江南进军。电报说：“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¹⁾

毛泽东的指示，相当具体。他把华野一、四纵的南下，作为整个战略反攻计划的一部分。他设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野主力深入江南，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我军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陈毅、粟裕对毛泽东的指示是认真对待的，但存在很多困难。华野“七月分兵”后，一、四纵前往鲁西南外线作战，就是为南下作准备。但是一、四纵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又赶上雨季，部队减员很多，战斗力急剧下降。陈毅、粟裕8月初带六纵前往鲁西南整理部队，在沙土集打了一个胜仗，才使部队重新振作起来。9月17日，陈粟向中央军委作详细报告，如实反映了华野西兵团的减员状况和急需解决的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经费保障等问题。电报最后说：“如中央最近期内，准备以一、四、六纵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拟将一、四纵开（黄）河北整补一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如无此必要，则拟将两纵分到西南方面，执行游击任务，自行整补。”

中央军委研究了陈粟的报告，9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以军委名义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同意你们提议将一、四纵调往河北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再行南渡作战。”⁽²⁾

局势发展得很快。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9月下旬，陈粟指挥华野五个纵队进军豫皖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中原防御空虚，忙于应付，乱成一团。毛泽东对形势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在10月15日给陈粟的电报中再提南下之事。他说：“战局可能发展很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电报还说：“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到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³⁾

11月20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南下豫皖苏后，脱离后方，连续作战十分疲劳。部队纪律不好，缺乏干部，在开展新区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电报中说：“有些纵队知道不久将去江南，另有些纵队及部队则以为野战军不会久留一地，迟早是要走的，故对地方工作不愿下大力进行。”如果不能巩固豫皖苏新区，进军江南就是一句空话。几天后毛泽东复电粟裕：“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就这样，华野渡江的计划拿起来又放下。陈毅在思想上是拥护毛泽东的计划的，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主张，他几乎没有提出过异议。在去陕北的路上，他沿途讲话，几次提到过江。12月30日他给晋冀鲁豫干部介绍华野作战经验的报告中说：“今年秋天能组织100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能结束战争。”⁽⁴⁾因而，毛泽东与他商讨华野主力过江的行动，他表示完全赞成。

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制订了以固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兵力进剿中原以目的的“分区防御”战略部署。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除以一部分配属8个绥靖区担任防御外，其余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和4个快速纵队，集中兵力对付我军的进攻。这6个机动兵团是：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军）驻商丘，胡琏兵团（整编第18军）驻驻马店，孙元良兵团（整编第47军）驻郑州，张轸兵团驻南阳，张淦兵团驻安庆，裴昌会兵团驻潼关。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心：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⁵⁾

完成上述部署后，蒋介石指示胡琏兵团向大别山区进攻，寻找刘邓主力决战。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寒冬腊月，部队没有棉衣穿。刘邓首长带头，全军上下人人动手缝棉衣。1948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以5个师向大别山区压来，刘邓大军又面临险恶的局面。1月25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我们原拟乘粟、陈谢2月初行动，敌军略有调动，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局面，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5个师主力寻我作战。而粟、陈谢又已改变部署，先向郑（州）潼（关）段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而我在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行分散活动。……但这样下去，部队将继续削弱，士气将大受影响。地方工作将继续受到很大摧残。此种情况，甚为不利。请军委考虑指示。”

1月26日，刘邓继续向军委报告：“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⁶⁾

当时刘邓大军的情况确实非常困难。多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感慨地说：“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纵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⁷⁾

从上述电报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刘邓当时的艰难和他们迫切需要友军支援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扭转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华野过江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次毛泽东是下定了决心，并得到陈毅的同意。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向粟裕发出指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在具体叙述了三个方案的渡江时间、地点之后，电报说：“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粟裕接到电报后，马上与陈士榘、唐亮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长长的复电。电报中将叶、王、陶三个纵队的现状作了如实汇报，说这三个纵队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很不足。部队思想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整顿和教育，所以马上出动确实有困难。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三个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休整一段时间，3月下旬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按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然后休整，到5月中旬出动。粟裕告诉中央，他已派出干部前往皖南探查南下路线，另一批干部前往江北含山、和县、巢湖等地组织船只。

在电报中，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当年他随红7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能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7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他提出自己的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⁸⁾在这封电报中，粟裕已经委婉地表达了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独立思考。

毛泽东、陈毅研究了粟裕的电报，2月1日答复粟裕，并转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同意粟裕的第一方案，叶、王、陶三个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华野其他纵队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陈毅日内动身返回部队。为了调动敌军，减轻大别山的负担，毛泽东、陈毅联名致电华东局：“现在南线最紧，战场仍在大别山。”指示韦国清率二纵南下苏北，与管文蔚的部队合并组建苏北兵团，配合刘邓作战。许世友的部队组建山东兵团，由华东局指挥向鲁西行动。渡江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方案基本上定了下来。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于1948年3月上旬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华野十纵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越陇海路南下，护送补充刘邓野战军的新兵。陈士榘、唐亮率华野三、八纵与陈谢兵团会合，进行洛阳战役。

4月1日，正当华野一兵团整训热烈开展时，陈毅回到濮阳的华野指挥部。他在向华野干部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对华野工作的指示时，4日中央军委又来了指示，要求一兵团整训到5月15日结束，然后开始南下渡江的行动。

这一段时间，粟裕每天都在思考渡江的问题。反复权衡利弊，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中原地域广阔，便于我军机动作战和集中兵力；背靠山东、晋冀鲁豫老区，伤员和补给也好解决。

如果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当然会给敌人以相当大的威胁和牵制。但是行程几千里无后方作战，必然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大量减员，剩下的部队也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即使我军南下，蒋介石也不会把他在中原的主力部队调回南方，这样我军也就达不到预期目的。

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运用，粟裕认为：“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这样想来想去，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能不能把这些意见向中央反映，粟裕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⁹⁾想到这里，粟裕决定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逐级报告，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陈毅回到华野后，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对一兵团干部进行渡江南进动员时，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方针，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陈毅兴致勃勃地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然而在会议间隙，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毛泽东制订的战略决策，陈毅是亲自参与的，也是完全赞成的。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我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陈毅不可能出尔反尔，但是在与粟裕共同作战的日子里，他欣赏粟裕的军事才能，也很尊重粟裕的意见。他没有公开表态支持粟裕的建议，而是表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¹⁰⁾

粟裕也是考虑问题很周密的人。在向中央报告之前，他于4月16日向刘邓发出一封长电，陈述自己的建议，征询刘邓的意见。“请钧座予指正。”

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全面陈述他对战略的意见。电报全文如下：

职对目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7、8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之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1945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区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顽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四个师中之一、二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势将成为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的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 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如中原三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地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 对敌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 对敌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多至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人民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征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七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 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地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三千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被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¹¹⁾

就在粟裕发出这封长电的同一天，刘邓致电中央军委并转陈粟，对粟裕13日的电报表示支持。电报说：“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的电报，对粟裕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长途跋涉，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境内的城南庄。这里是晋察冀军区驻地，聂荣臻司令员热情地招待大家。毛泽东让周恩来、任弼时去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联系，自己则留在城南庄阅读各战区来电。当他仔细阅读了粟裕18日的电报，即陷入深深的沉思中。21日，他以军委名义发出致陈粟的电报：“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25日）至卯世（31日）数日内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¹²⁾

接到电报时，陈毅正在主持华野一兵团的濮阳整训，要作反军阀主义的报告。这次整训意义重大，华野不能没有首长主持。陈毅、粟裕于22日急电中央，表示粟裕24日作完报告后即北上，陈毅不北上。但是毛泽东同日的回电催得更急，要陈粟提前于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陈毅、粟裕也感到事关重大，向部队作完了报告就匆忙动身，于4月30日到达阜平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是粟裕自1934年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后，首次与毛泽东的重逢。1928年，粟裕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与战略战术，给粟裕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粟裕被分配到红7军团，参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了中央红军。在长期独立坚持斗争的生活中，粟裕饱尝了艰辛苦难。今天他又回到中央，心情格外激动。毛泽东见到粟裕，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热烈握手，口中喃喃地说：“十七年，十七年了。”

城南庄会议开了7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详细听取了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战场情况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当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看到中央领导这种实事求是、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作风，粟裕深受感动。5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和华东局，通报了中央领导与陈毅、粟裕商讨的结果：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与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¹³⁾

城南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粟裕听了非常着急，一再表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要求主席让陈毅回华野指挥。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原来，根据刘邓的要求，中央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这与刘邓的建议不谋而合。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同意了粟裕的请求。这样，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身份，与朱德、陈毅一起离开城南庄返回濮阳。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页。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8)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9)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10)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1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62页。

(12) 《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