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1945-1949：华东决战，进军豫皖苏

毛泽东鼓励华野进行无后方作战——华野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新区的生存问题——开仓济贫和筹款中的偏差——陇海路破击战——粟裕汇报新区工作问题——临颍政工会议解决土改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致信粟裕：土改不能性急——平汉路破击战——战略形势的转折点

土山集战斗我军进攻胡琏的11师没有成功，附近的国民党各部队积极向11师靠拢，企图在曹县、城武地区与我华野西线兵团决战。为了争取主动，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过早决战，陈毅、粟裕决定放弃对11师的进攻，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兵分两路越过陇海线南下，开始了向豫皖苏地区的进军。

豫皖苏地区，当时指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北京至汉口）以东地区。这片地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2 000多万。虽然大部分城镇乡村处于国民党当局统治之下，当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国民党中原地区的兵力完全被调动打乱。蒋介石、白崇禧将中原主要兵力调去围困大别山、堵截挺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兵团，徐州方面的敌军除了进攻山东解放区外，机动部队只能沿着津浦、陇海线运动。在豫皖苏广大地区，除了保安团队和少量守城部队，几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成为辽阔的空间地带。这给华野西进兵团远程挺进，开辟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制订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时，一再要求华野克服困难，大胆南下。1947年9月3日他指示陈粟：“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只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¹⁾

实事求是地说，华野西兵团南下之前的状况确实是很差的，是在连续行军作战之后，部队大量减员、弹药物资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开始大行动的。作为华野指挥员的陈毅、粟裕不能不为此感到担心。9月17日他们发出一封长电给中央和邯郸分局，反映了部队的实际情况。电报中说：“一、四两纵鲁南行动迄今，各此战斗减员共计9 000余，另非战斗减员达13 000余。主要是雨季经过滕东频湖水洼地区，部队拉手牵绳通过，人马淹没冲走不少。而敌方前堵后追，我则且战且走，俘虏成分大批逃跑和掉队落伍。而解放区新战士和民夫担架女同志等，多未落伍，近日还有回来找部队的。另外鲁南地区土改不深入，地方党数次自由撤出，使部队缺乏人民援助，无粮食，吃以西瓜生菜度日。故减员最大，已伤元气。”“三、八、十各纵每纵减员约在4 000到6 000人左右，不算大，战力一般保持。六纵减员亦在4 000左右。故目前我们初步作战只能以三、六、八、十4个纵队作骨干，给一、四纵队以整补时间。”总计全军人数为13万2千人，连民夫在内是16万人。

电报又说：“部队因7月初西靠，本拟分进敌后，掉头东西合击，故未作长期转移准备。弹药仅随身携带，卫士材料仅带一月，故已用罄。单衣被服未发齐，沿途又破坏很多，故目前部队缺乏被子，病员很多，每纵千人至二千人以上不等，均是疟疾、痢疾。又无药吃，秋凉夜冻，病员更增加。河南地区无法开医院休养，随队拖得更苦，这是我军最严重的威胁。”“经费仅领冀南票8万，现在为止，只有两日菜金了。不得已拿携带的北海票支用，亦不能支持很久。此地河北交通不能确实保持，故难保持经常接济。……部队因西进，脱离土生土长的根据地，到此转移频繁，诸感不便，故普遍有回山东的要求。”⁽²⁾

沙土集一仗的胜利，使华野西兵团的士气大为高涨。部队得到一些补充，改善了困难的局面。陈毅、粟裕不失时机地鼓励部队向南挺进，开辟新的解放区。在土山集战斗结束后他们给各纵队发出指示：“我军第一步，在路北全歼57师，给5军、75师、11师以沉重打击，起了配合全国反攻的巨大作用。现在我军第二步，越路南下。其任务是彻底消灭各县区保安团队，攻占能攻占的县城，初步发动群众，打开路南广大地区的局面，开辟豫皖苏鲁大解放区的初基。……第二步作战任务完成，必更使蒋匪阵线混乱，更有力配合和推进全国反攻形势。为此我军路南路北的全体指战员，应人人奋勇肩负起此一光荣的巨大任务，人人负责研究当地情形，作到学会打仗，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筹粮筹款，我们的胜利就会更大、更多。”9月27日，华野西兵团兵分两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

陈毅、粟裕率领第三、四、六纵队经砀山、马牧集越过陇海路后，三纵向睢溪口、宿县、灵璧方向进军；四纵向夏邑、永城、蒙城方向进军；六纵向亳县、太和、阜阳方向进军。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一、八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经民权越过陇海路后，一纵、十二纵向内黄、杞县、尉氏、鄢陵方向进军；八纵向睢县、淮阳、西华、商水方向进军。宋时轮指挥十纵、晋冀鲁豫十一纵在成武、定陶地区牵制国民党5军、75师，掩护主力南下，尔后在鲁西南与敌军周旋。

华野各纵队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分散行动，划定地域，以歼灭和扫荡小股国民党地方军队和反动武装为目标，长途奔袭，往返作战，机动歼敌。各纵队展开后，迅速占领了十几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区。

毛泽东获悉华野主力南下，非常高兴，9月30日指示陈粟：“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你们与士榘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³⁾

华野部队进入新区后，国民党地方部队和伪政权人员望风而逃，也引起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逃亡。我军很快就面临生存的问题，首先是粮食供应。叶飞回忆当时的情况：“进入陇海铁路以南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部队开到村庄，老百姓逃跑一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怕抓丁，怕抓夫；也有的是受了反革命宣传欺骗而逃跑的。但是这一地区究竟是有我党我军影响的，我纵连续攻下杞县、尉氏、鄢陵等城镇，摧毁了国民党政权，歼击了保安团队，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才安定下来。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吃饭是个大问题。没有政权，没有兵站，需要自己筹粮。部队到一个新地方，靠后勤人员去弄粮食远不够，于是一个连队起码要派出一个班去征集粮食。后来我们发现农村的粮食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上，这就对我们征集粮食提供了方便，比到每家每户去征集省事多了。我们宿营时，往往选择有地主的村庄，一到就开仓济贫，把地主的粮食留一半分给贫苦农民，以此发动群众。这些地方正是当年李闯王活动过的地方，我们也像李闯王一样开仓济贫，办法很灵。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群众来报信：某村某寨有某地主囤粮若干担，恳请解放大军速去驻扎，解民倒悬。因为部队去住了，他们可以分到粮食。粮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办法有副作用，缺乏调查研究，易于侵犯富裕农民的利益，易于给游手好闲的流民钻空子；而且一扫而光，第二次部队经过时就不易筹粮了。”⁽⁴⁾

不解决生存问题，我军在新区就站不住脚。华野首长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0月1日，华野政治部下达《关于我军进入新区解决给养的指示》，指出：“我军进入新区和群众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给养。要粮食，要烧草、马草、马料，要买油盐菜。这些问题解决的好，不但我们可以吃上饭吃上菜，而且使群众拥护我们。否则将会把群众捣翻，反动派借此钻空子，饭也会搞不上嘴。”当时，华野政治部对筹粮、筹款的方法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例如筹粮主要靠从地主、富农家借，或没收；买菜和煤油则可以用粮食换，或用带来的解放区货币折价购买。

实际上这些规定基本没有执行或无法执行。我军所到之处，地主逃之夭夭，找谁借粮？再说部队是流动作战，在一个地方住不长，谁相信借粮会如数归还？华野南下时是抓住时机匆匆南下的，对一些政策问题，如城市政策、工商政策、乃至土改、锄奸等问题，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和动员。因而部队散开之后，就各行其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偏差。

例如，一纵政治部在1947年12月16日下达《关于驻村工作的指示》，根据基层部队的反映，制订了若干政策。其中反映了一些情况，表现出在农村的过火行为。关于追缴地主武装及金银财宝问题，《指示》说：“此区地主武装比较普遍，个别单位已搜出有很好的步枪，甚至轻机枪等，并搜出多年积存的金银财宝，所以各单位应注意此点。但目前一般情况是：我们部队一到，地主恶霸都已逃掉，使追索无对象。因此，当打前站或部队进入宿营地时，应指定部队首先包围地主住宅，将其全家人口扣押，追出其所藏武器及金银财宝，但不应因追财宝致用军刑而轻易处死地主。估计地主财产的大小，罪恶的轻重，而决定没收其大部分或全部。然后调查粮食浮财，进行济贫搞粮等工作。”

关于开仓济贫和筹粮，《指示》中说：“在开仓济贫中，应尽可能留下细粮。除本单位食用外，应尽量设法搬运一部分到根据地储存。其他如布匹、棉花、黄金及贵重物品等，应通过群众方式，作为支援本军的财物。各单位伙食改善应有一定限度，不能大吃大喝，恣意浪费，使群众产生不好的影响，收获任何货币、金银器物，无论多少，一律按级缴呈，不得自私自用。”

关于征用地主的大车、耕牛问题，《指示》说：“目前发现拉走地主耕牛为数不少（如有的一个伙食单位即有七、八头之多），还有在中途无法带走者，到处抛弃。因此决定：凡属地主的耕牛及大车一律应发给雇、贫农，如该庄群众不敢要时，应拉出该庄发给别庄群众。”“各部队运粮食无力解决运输力的时候，可用地主粮食换取民间运输力帮助运送。”“现各部队单位已拉来之地主大车、耕牛，不得沿途随便抛弃，并禁止宰杀。”

《指示》最后说：“目前各单位的驻村工作一般的完成了任务，但还有个别单位不注意执行政策，不注意群众的基本要求，往往有和群众争粮争物争牲口的现象发生。有的单位自己把要的东西拿了之后，把剩下的向群众一推，‘老百姓你们要东西快去拿’，也不教育，也不组织，为了纠正这些与群众对立的弱点，各单位须深入检查，配合土改学习，检查阶级思想，检查群众观念，检查执行的政策与工作，给以纠正。”

一纵发生的问题在其他部队也存在。六纵曾就1947年10月南下初期，部队分散在亳县、界首等地筹粮筹款时一些过“左”和违反政策的行为写了一份检查，总结经验教训。

《检查》说：“南下陇海路时，情况紧急，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战斗行动。到达亳州后始提到新区工作。当时上级交代是三大任务：第一消灭土顽；第二发动群众；第三解决部队给养及物资困难。对后者则指示不能依靠后方运来物资，冬衣要在新区解决。以后通知棉衣不筹，但夹被、棉花、袜子必须自行筹办解决。在政策方面，转来邯郸中央局关于开展新区工作政策指示。但部队已分散，不及研究，组织准备更无计划，我们是在这样情形下开始工作的。”

关于没收地主资产，《检查》中谈到他们在亳州、界首没收商业店号和作坊的事情。“大地主经营的商店作坊，如界首汪殿魁的糟坊，所谓‘亳州八大家’的酱坊、绸缎店等（这同样表现在农村中，如大地主的油坊、糟坊也一律没收的）。这是没有把大地主的土地财产与其所经营的工商业区别开来，当时认为地主很大，既没收地主财产，则其工商业也就予以没收了。”

关于筹款，《检查》说：“为了解决部队需要，是以筹办冬衣为名，向工商业资本家进行劝募征借。开始到亳州时，找到商会会长，以商量态度筹款。但撤离时款未交来，将人带走后交给当地县府（后来知道竟被县府打死）。后来部队要自行解决夹被棉花，因之凡到一较大城镇，布匹棉花几乎全部征借，筹款要求就大就急。如新蔡一城，在六家商号要筹款二亿四千万（旧币），几天内实征得二亿三百七十万。在方式上就发展成为直接扣人，以没收威胁，交款放人。个别同志自称为‘革命绑票’，虽没有杀过一人，没有吊打捆绑，但女人小孩囚禁一起，影响很坏。”

关于开仓济贫，《检查》说：“散发物资，开仓济贫是普遍进行的，这与群众性的宣传工作相结合，对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是有作用的。如太和攻占后，缴获三大宗救济物品，大部分均散发群众。有面粉二千袋、麦子一万斤、豆粉四万磅、干汤粉七千五百磅、男女式衣服五千件等。而部队留下的仅洋面粉一百袋、土面八百袋及部分牛奶之类。界首所没收的几家大地主之粮食浮财等，几十里外都来领取。界首渡口拥挤异常，三天渡不完。在部队第二次经过时，即有自动来部队要求带路去分浮财的，群众情绪是非常高的。但散发缺点很多，所得者是否真为贫苦者无法判断，一般估计在城市流氓痞子得的多，在乡村则身强力壮得的多，大体上中农以下都能分到。”⁽⁵⁾

华野主力南下豫皖苏，军事上积极行动，扫荡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开辟了新区。但在群众工作和新区政策上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偏向，主要表现是“左”。对于这些教训，1948年12月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的曲阜会议上曾专门进行总结，并由政治部起草了《关于我军进入中原新区初期执行新区政策和进行新区工作的总结》。谈到1947年9月下旬越过陇海路到11月平汉路破击战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各级领导对新区政策及新区的情况，缺乏有系统的研究，对前委开展新区工作的号召与指示，没有认真的研究与领导所属部队全面展开。对某些机械搬用老区群众斗争经验，因而产生过左和急性病的偏向，不仅未予指示纠正，相反的加以表扬，成为以后群众工作中产生普遍过左偏向的原因之一。对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更加忽视，采取‘过一路，抓一把’的办法，存在只要农村不要城市的观点，缺乏建设人民城市的思想。许多领导干部，一般的认为出击外线只是军事上的任务，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及掩护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缺乏建设新区的明确思想。”

《总结》还指出：“初进中原中有两件普遍严重的现象：一种是浪费民力，拉毛驴、拖牛车、使用民夫。当然为了战争使用民力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不过有些单位在可能节省不用的条件下，还任意乱用。尤其在新政权尚未建立时，制度亦未规定。个别单位在爱兵不爱民的观点下，把一个连的单位几乎全部坐上了牛车。有些战士到一地，进一村，随便拉了毛驴就走，老百姓毫无准备。有些村中男子汉又躲了，于是一些妇女儿童跟在后面追赶毛驴。这样结果是在一个纵队一个师到达驻地时，增加了4条无主的毛驴。这类情况在长期作战行军中相当普遍、严重，对我军影响破坏很大。另一种是对蒋管区认识错误观点而产生了随意破坏的现象：拆毁庙宇房屋，撕毁蒋区学校图书，破坏公共建筑物，破坏工厂机件。在违反这种纪律的同志的观点，认为这是蒋匪财产，破坏了免得留给敌人再用。这种游击思想、缺乏对胜利建设的信念，因此产生这些错误现象。”

对刘邓大军和华野主力南下进行无后方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是作了充分的估计。在8月12日给刘邓、陈粟的指示电中，他指出：“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野西线兵团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到1947年11月初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万多人，攻克杞县、亳县、永城、鄢陵、蒙城等24座县城，重要集镇数十处。建起25个民主县政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建立了三个军分区。豫皖苏解放区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成为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主要战场之一。

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的进攻确实打乱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开始国民党军实行处处设防，层层堵截的策略，被我军到处突破，防不胜防。我军进入中原后，国民党统帅部为了调整部署，转为利用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运转兵力，争取主动。企图隔绝我三支大军的联系，防止我军会师。

为了彻底破坏敌军利用铁路的优越条件，迫使敌军守护铁路沿线要点，以便华野开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配合陈谢兵团在平汉路的行动，粟裕决定以主力纵队对陇海铁路进行破击战。从11月8日开始，在兰封至郝寨的铁路上，我军在地方民兵协助下，掀翻路轨，烧毁枕木，挖断路基，炸毁桥梁，完全破坏了商丘至郝寨、兰封至柳河段的铁路。一纵攻克砀山、萧县，三纵破坏了徐州至宿县的一段津浦路，15日华野一纵、十一纵逼近徐州九里山，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大为恐慌，调集部队空运徐州，加强防御。粟裕见国民党军15个旅汇集徐州，我军与其硬拼不占优势，于17日结束破击战，华野主力一部分回鲁西南，一部分南下豫皖苏，进行短期休整。

在休整期间，华野领导人有时间回顾总结一下南下以来的情况。11月22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检讨前一段工作的问题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在此之前，陈毅为了解决华野南下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离开华野北上河北武安，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议工作。这样，华野西线兵团的指挥全由粟裕负责。他考虑到部队南下以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在11月20日向中央、华东局作了汇报。

粟裕的报告说：“我军进入豫皖地区，迄今将近两个月。部队虽经参加地方工作，但成绩甚微。其原因约有如下各点：1. 部队长期集中，有后方作战，一进入敌后不敢大胆分兵以发动群众。对歼灭反动地主武装之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打小仗，更不愿打民团，以为打民团得不到补充。”

“2. 长期的对分浮财、发动群众表现右倾，认为如此是破坏统战政策，或认为失去情理，不讲道德。最近又发展为乱没收，侵犯商人利益，影响城市政策及没收后纪律坏，部队取得多，群众得的少等现象。”

“3. 有些纵队知道不久将去江南，另有些纵队及部队则以为野战军不会久留一地，迟早是要走的。故对地方工作不愿下大力进行。特别是不肯调出较多的和好的干部去作，如此下本钱自己部队得不到。因此过去只是进行了一些分浮财及宣传等工作。”

“4. 我们对发展新区，事先毫无准备，干部实在太少，部队本位主义未克服，不愿尽力多调好干部。地方最缺的是区乡干部，而部队下级干部亦确较缺乏而且弱。”

粟裕告诉中央，他们最近准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南下以来存在的问题；对部队进行土改教育，发动部队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将各纵队划定区域，进行新区巩固工作。最后，他希望中央和华东局能多派些干部来。⁽⁶⁾

毛泽东11月28日复电粟裕，就开展豫皖苏工作作了指示：“部队中各种偏向，望在代表扩大会中明确批判。”“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

按照中央指示，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纵队抽出2 000多干部，划分区域进行土改。当时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由于康生等人的误导，掀起一股极“左”浪潮，打人杀人现象相当严重。华野部队从来没有搞过土改，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受到老区的影响，在豫皖苏新区的土改中也出现了不少偏差。1948年底华东局曲阜会议关于新区工作的《总结》中这样写道：

“第二个时期是从平汉路破击战后到临颍政工会议前为止，时间主要为12月，约一个月左右。这一时期内，环境相对稳定，各级领导及全体指战员对开辟与建设新解放区的任务有了初步认识。群众工作普遍开展，造成轰轰烈烈的热潮，但普遍地犯了过左及急性病的偏向。例如：发动群众的粗糙、不细致、不深入，流行所谓‘轰起来’、‘走马点火’的方法，二小时分浮财，三天分土地。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虽然提出‘带头干’的口号，而实际上则多是包办代替，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因而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常常为地富分子及其狗腿或流氓分子所篡窃。同时，没有按地区的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对地主的斗争不分大、中、小，富农也一般地受到同样的打击，中农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旧政权乡保甲长，采取‘一扫光’的办法；对帮会、迷信团体及其武装，一般地采取了一律打击搜缴的政策，并因搜缴枪支，发生了捆绑吊打的现象。未能按党的政策分析具体对象，分别轻重，采取不同的对待，因而扩大了打击面，促成敌人的暂时团结，并使中间阶层发生某些恐慌畏惧现象。”

《总结》写道：“普遍的、毫无限制的分粮、分浮财、开仓济贫，虽然在积极一方面救济了一部分贫苦群众，解决了他们短时间的生活问题，争取了群众一定程度的好感与拥戴，部队给养、装备也得到部分解决。但另一方面，由于实施时的无组织无纪律，人人有权，个个动手，不看对象，不顾条件，造成了粮食、物质、资财的严重损失与浪费。群众虽得到若干利益，但一般未将救济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或联系得非常粗糙，以致对群众的实际帮助不大，对部队的影响也不好。加上无限制无制度的‘以粮换菜’（在特殊情形下，有限制、有制度的经过一定机关批准，实行以粮换菜是必要的），及随意取用没收物资，形成一般的大吃大喝，浪费粮食，并便利了某些贪污腐化分子的趁火打劫，助长其享乐腐化行为，相当地削弱了部队的纪律与艰苦奋斗的作风，造成以后部队给养供应上的困难，被迫向基本群众借粮，损害了一部分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

“综观上述各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执行新区政策、进行新区工作的特点，是大做、乱做、自由做，形成普遍过‘左’和急性病，表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缺乏新区工作的领导经验，思想上的片面群众观点，机械地搬用了内战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某些经验，对党的总政策、总路线及新区各项具体政策及某些政治口号缺乏深刻研究，对新区情况仍未能正确掌握，缺少切合当时当地情况的步骤方法上的周密部署与具体指导。因而在部队对建设新解放区有了初步认识，特别土改学习开始，阶级观念群众观念一经启发与提倡，及在老解放区农村土改‘左’倾浪潮影响之下，便形成群众工作中的普遍过‘左’和自由乱做。同时，当时天气渐冷，部队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各地贫苦群众的生活万分痛苦，迫切要求吃粮、衣被，有些地方只要军队批准动手，群众就毫不畏缩地干起来，也是促成这种自由乱做偏向的客观因素之一。”

粟裕和华野前委的领导们意识到土改中的这些偏向，下决心予以纠正。粟裕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前一段时期频繁的作战，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一些干部头脑中个人主义、军阀主义思想抬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强调党的政策的重要性。1948年1月8日，华野前委在临颍五里头召开华野政工会议，集中解决前一段土改和执行各种政策中发生的问题。粟裕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肯定了华野一年来作战的成绩，指出过去一年是伟大变化的一年，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由有后方作战变成无后方作战。过去一年又是巩固壮大的一年，在艰苦的流动作战中，虽然不断遭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但并未减低战斗力，部队克服了各种物质与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士气。

粟裕指出了部队存在的问题。一些干部接受任务时首先考虑个人利益，不服从组织上的分配。有的首长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有的干部在打土豪、筹粮筹款中有享乐腐化发洋财的思想，严重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粟裕强调：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权力。红军时期曾经决定“一切工作经过支部”，现在部队中也要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保证党的指示和政策得到执行。

关于土改和打土豪，粟裕指出现在发生了“左”倾错误。“不分大、中、小地主或富农都打，无组织无纪律无计划乱打乱没收。号房子的、掉队的也自由没收，谁调查或谁先到谁就没收。这种乱干甚至侵犯中农利益，在界首附近，地主就利用这种事情掀起暴动，打垮我们的地方武装，杀害我们的工作干部。这种‘左’倾错误，是农民的报复性和小资产阶级疯狂性在我军中的反映。认为‘左’比‘右’好，‘左’是革命的。这是错误的，应当好好说服他们改正。”

粟裕指出：我军今年有六大任务：1. 大量歼灭敌人正规军和地方军；2. 普遍做群众工作，扩大和巩固新解放区；3. 完成部队土改学习，彻底清查阶级，检查思想和工作，整顿组织、纪律和制度；4. 反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反对一切破坏集中统一的行为；5. 厉行精简，提倡艰苦朴素；6. 提高军事技术。这六大任务的完成，政治机关要起领导作用与示范作用。今天我军的政治水平超过红军时期，但作风不如红军时期好，这就要求我们以艰苦生活、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深入战士的精神去工作，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下层解决问题，同破坏纪律、政策及一切不良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

临颍政工会议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偏向，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曲阜会议关于新区工作的《总结》指出：“政工会议对新区政策的执行步骤方法，即对新区农村与新解放城市的各种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初步的修正。例如：规定只打大地主，地主较多的村庄只打少数几户首富，没收的东西大部要分发给群众，严格禁止杀人等等。但这些规定还只限于范围的缩小及某些权力手续的限制，还未意识到某些基本政策及口号必须改变。同时，领导思想上感觉如果不加约束，偏向将更严重发展；加以约束，又顾虑削减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引起群众的失望。感到偏向要纠正，但又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办法来。”

土改运动中发生“左”的倾向，不仅是豫皖苏新区的问题，在各老解放区中表现得也很严重。毛泽东在由陕北向河北转移的途中，所见所闻引起他深刻的思索。1948年1月初，陈毅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毛泽东。陈毅向毛泽东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一年来解放战争的成绩和经验，也汇报了他在山东、河北、山西沿途经过时看到的土改运动种种“左”的过火行为。毛泽东意识到，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坚决执行各项政策，是关系到土改能否成功，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他下决心纠“左”，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指示。正好此时粟裕向毛泽东请示有关新区土改的问题，1948年1月22日，毛泽东给粟裕写了一封长信，阐述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毛泽东的信中说：“你的布置极为适当，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我们去年曾告诉你们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你们应当灵活执行。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三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所谓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是说依照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及其后中央及中央工委所发有关土改的指示，有步骤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团结全体农民，达到平分土地之目的，不犯大的‘左’右倾错误，而主要是不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告诉粟裕：新区土改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中立富农，组织以贫农为主、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第二阶段才是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在群众觉悟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例如陇海以南与陇海以北，土地法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老区的经验正是如此。”“为了这个原故，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其他地区，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

对于新区土改，毛泽东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敌人不易再来，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应由开仓济贫、分浮财、组织农会、游击队，逐步发展为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开展土改。另一种是敌人还能再来的地区，在开仓济贫，分发部分财物的情况下，寻找积极分子，发展秘密党组织，并组织游击队与敌人斗争。这种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需要有所等待。⁽⁷⁾

毛泽东的信为新区土改指明了方向。华野的干部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澄清了误区，明白了政策和策略。1949年华东地区的土改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使国民党统帅部极为不安。1947年11月底，南京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到九江任指挥部主任，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实行全面围攻，企图将刘邓大军挤出大别山，并迫使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退出中原。刘邓大军面临巨大压力，但毫不畏惧。刘邓向军委建议，他们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鄂陕豫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中央军委指示中原三军，密切配合，统一行动，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进攻。华野西线兵团应协同陈谢兵团大破平汉铁路，并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造成直逼武汉之势，调动国民党军，减轻刘邓的压力。从12月13日起，华野西线兵团分头出击，开始了平汉路破击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云集大别山，陇海线上只有5军、75师等守卫郑州、开封等大城市，在平汉路郑州以南至信阳段守备兵力薄弱。粟裕迅速作出部署，以陈士榘参谋长指挥华野一、三、四纵对许昌地区发起进攻。六纵、八纵由王建安司令员指挥，在睢县、太康地区阻挡5军、75师西援；十纵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由宋时轮指挥破击柳河至开封段陇海路，并向民权、兰考等地进攻。

各纵队开始行动后，叶飞的一纵于13日攻占中牟，陶勇指挥四纵于14日奔袭新郑以南的官亭寨，歼灭国民党骑1旅旅部及一个团，又回头歼灭新郑守敌1 200人。三纵攻击长葛，敌军望风而逃。三纵顺势南下进攻许昌。许昌是平汉路上的一个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囤积大量物资，但守敌不到万人，而且多数是杂牌军。三纵首长侦察地形后，决定以8师两个团、7师一个团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城里发起攻击。战斗从14日夜里开始，南门、北门守敌依靠高大城墙以密集火力顽抗，使我军攻击和爆破受阻。进攻西门的8师23团以山炮轰击敌军工事和火力点，并集中轻重机枪压制敌军火力。当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时，我军爆破手冲向西门，连续爆破，炸开城门，23团战士一拥而入，在城内展开巷战。敌军节节后退，重炮阵地被我军占领。这时，攻击南门、北门的部队也从西门跟进，战至15日晨，攻克许昌。歼敌5 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0多门，汽车100余辆和大量军用物资。十纵于15日攻克兰封，歼敌2 000多人。

六纵在太康东南阻击5军西援，打得非常艰苦。5军作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与74师作风相似，善于进攻。战斗开始后，5军以密集炮火集中轰击我军的重点防御村庄，并以小部队迂回进攻，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战术配合。六纵因防御正面过宽，兵力不足，只能在节节抗击下逐步后撤。5军连续占领柘城、鹿邑，越过杞县至太康公路。粟裕见我军战场越来越小，背靠黄泛区作战不利，命令六纵主动后撤，与5军脱离接触。这时陈士榘来电说许昌缴获物资很多，需要五天才能运完，要求粟裕支援人力。粟裕遂率六纵去许昌协助三纵、一纵搬运物资。八纵、十纵破坏了商丘段陇海路后，即在当地休整。邱清泉指挥5军到通许后，也暂时停止了前进。⁽⁸⁾

我军攻克许昌，国民党军统帅部极为震惊。白崇禧感到平汉路被切断将严重影响中原局势，于是命令第5兵团司令李铁军率整编第3师由南阳、唐河东进，整编第20师由信阳北上，第47军从郑州南下，企图南北对进，打通平汉路。12月24日，李铁军率整3师到达遂平以北的金刚寺、祝王寨地区，20师则向确山前进。鉴于李铁军部孤立突出，陈赓与陈士榘商议，由陈谢兵团和华野共同歼灭整3师。当天陈士榘向粟裕报告，决心以三纵攻击金刚寺，陈谢兵团攻击祝王寨，得到粟裕的批准。

整3师原是国民党军嫡系，1946年8月在定陶战役中被刘邓大军全歼。这是后来重新组建的，多数是新兵，装备中等，战斗力已非昔日可比。24日到达遂平以北时，天降大雪，道路泥泞。李铁军带领兵团部和3师主力驻祝王寨，20旅驻金刚寺，他们长途行军，也是疲劳不堪，作了简单工事就宿营，认为共军离他们还远，不会有什么情况。

12月25日夜里，大雾浓重，后半夜又开始下雪。华野三纵急行军数十里，完成对金刚寺的包围。察看地形后，纵队首长决定以主力8师主攻。金刚寺是平汉铁路东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国民党军堵塞四门，布下鹿砦等障碍物。但村外有许多深沟，便于我军运动接近。26日凌晨2时，8师开始炮火准备，一阵轰击后，22团突击队冲向金刚寺东门。爆破队员炸开第一道鹿砦，身后一个战士迅速爬到第二道鹿砦前，他发现鹿砦与敌军地堡靠得很紧，机智地将炸药包放在鹿砦与地堡之间，一声巨响，鹿砦炸开，地堡坍塌。第三名爆破手冲到围墙下，将东门炸开一个洞口。突击排长带头从这个仅容一人的洞中钻过，3分钟内一个排即全部进入村内。敌军在村里躲炮，8师22团已占领了东门和几个地堡，他们才发觉，组织部队进行反扑。22团突击队坚守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进村，与敌军展开肉搏拼杀。这时24团也从北门突破，敌军慌乱，向西南突围，在野外被三纵7师、9师包围。到天亮时，整3师20旅在金刚寺被全歼，敌旅长被击毙。祝王寨之敌被陈谢部队包围，在我军的炮击和进攻下溃不成军。李铁军带少数卫兵突围逃跑，其余均被我军消灭。这一仗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兵团部及整编第3师共9 0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⁹⁾

行军中的国民党第20师获悉3师被歼，迅速收缩到确山城内，依托城墙和外围制高点固守。20师是川军，下辖两个旅19 000人。装备不强，老兵多，内部帮会团结较好，善于防守。1947年7月华野西线兵团进攻滕县，20师在那里顽强抵抗，免遭被歼。陈士榘碰到这个老对手，决心以三纵、四纵配合陈谢兵团乘胜南下，将其消灭。12月28日，我军包围确山。战斗由陈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负责攻占城西南各制高点，华野四纵攻打东南670高地，三纵从北门攻城。各部发起战斗后，陈谢部队因地形狭窄，部队无法展开，在城西南高地与敌军反复争夺，进展不顺利。陶勇的四纵攻击城东670高地，29日夜里几次攻击，遭受守敌密集火力封锁，未能得手。30日再组织部队冲击，终于占领了高地的两个山头。但敌军相当顽强，组织反扑，与四纵进行争夺。四纵两天战斗伤亡1 500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三纵负责进攻北门，因主力8师金刚寺战斗过于疲劳，纵队首长命令7师、9师进攻。因部署仓促，没有看好地形，7师、9师突击部队在敌军密集火力封锁下几次进攻没有成功。陈士榘见此情况，31日命令8师投入战斗。这时，情况发生变化，白崇禧命令进攻大别山的部队北上增援，胡琏的11师已到达正阳西北的宋店，与刘邓部队交火。为避免与敌军长时间对峙，陷入被动，陈赓、陈士榘命令部队停止攻击，主动撤离确山。平汉路破击战至此结束。

华野和陈谢兵团进行平汉路破击战，有力支援了大别山刘邓大军的行动。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机关及一纵等部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转移到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邓小平率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分散部队与敌军机动周旋。陈谢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确山会合，转至舞阳地区休整。陈士榘、唐亮率华野三、八、十纵留在郾城区，配合陈谢兵团在中原歼敌。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带领华野一、四、六纵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后准备向江南进军。1948年2月，粟裕率部北渡黄河到达濮阳。

华野西线兵团从9月底越过陇海路南下，到1948年1月结束平汉路破击战，三个多月中转战千里，共歼灭国民党军7万人（其中正规军5万多人）。华野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开辟和扩大中原解放区，华野与陈谢兵团在确山会师，标志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刘邓大军鄂豫皖根据地、华野的豫皖苏根据地和陈谢兵团的鄂豫陕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胜利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我军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开展新区工作，取得初步经验。到处主动出击，造成国民党统治区两条大动脉平汉、陇海铁路的经常中断，使国民党军忙于应付，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后的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评价我军进军中原的行动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¹⁰⁾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4)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174页。

(5)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 华野司令部：《平汉、陇海路破击战经过概述》。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