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华东解放战争

管文蔚率部返回苏中——沈灶、李堡之战打开局面——吴堡乡民兵坚持斗争——淮北安峰山事件的教训——淮南、淮北部队战斗在洪泽湖畔——中央关于敌后斗争策略的指示——在江南的秘密斗争——敌后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作战，取得“七战七捷”之后，逐步撤出苏中和淮南、淮北，向苏北、山东进行战略转移。到1946年底，两淮和苏中、苏北地区先后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后，进行军事“清剿”，修筑据点、封锁线，将解放区分割为互不联贯的若干小块。逃亡的地主、恶霸纷纷还乡，建立乡镇反动政权，组织保甲，发展特务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的党政组织和部队，经历了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

华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管文蔚领导的部队在当地坚持斗争。1946年10月，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进行涟水保卫战。管文蔚的七纵在东台、盐城方向配合主力阻击由海安北上的国民党军。战斗断断续续打了70多天，直到我军主动撤出涟水，七纵的阻击也就相应结束了。12月初，陈粟致电七纵：“你部英勇阻击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希即向敌后作战，以继续牵制敌人并坚持原地斗争。”

离开主力的七纵，此时的情况十分艰苦。长时间的战斗使部队减员近半，牺牲1 000多，负伤2 000多，短时期内无法进行大的作战。天气已到隆冬季节，可是部队还穿着单衣，粮食、给养都很困难。1947年1月初，管文蔚率部转移到盐城东南海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隐蔽休整。凛冽的海风冰凉刺骨，大家挤在毯子里，点着稻草烤火，依然直打哆嗦。这一带老百姓非常贫穷，根本养不起部队。这时，上级转达了中央1946年12月25日给陈粟、张邓的指示：“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区，我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四、七分区必须派遣部队和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失地便有希望。”管文蔚、陈丕显、姬鹏飞等领导同志商量：只有南下回苏中根据地去，才能解决生存问题。但是苏中已经沦陷，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坚持住都是问题。管文蔚决定先带一支小部队回去侦察一下，再作决定。

第二天一早，管文蔚带了一个连沿着海边大堤南下。这一带相当荒凉，人烟稀少，中午走到裕华镇（今江苏大丰县境），镇上没有敌人据点，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下。镇上的人都知道管司令，今天看见他只带这些人回来，以为共产党的部队都叫国民党军消灭光了，群众表情复杂，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干脆躲起来。原来靠拢民主政府的上层人士也都不见踪影，国民党的狗腿子还放出谣言说：附近大中集的国军马上就要来了。管文蔚想：既然深入敌后，就要插到底，不能畏缩，更不能退回去。他对同志们说：“大家多吃点苦，我们今晚一定要赶到大桥镇宿营。”

大桥镇在裕华镇以南90里，是华中的老根据地。管文蔚一行避开了沈灶等地的敌军据点，半夜到达大桥镇。战士们敲开老乡的家门，说：“管司令的队伍回来了！”饱受敌人蹂躏的群众又惊又喜，纷纷开门把子弟兵迎进去，给战士们做饭吃，并严守秘密，不让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知道。几个月来，管文蔚他们真正吃了一顿饱饭，睡了一个整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¹⁾

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听到消息，陆续来到大桥镇向管文蔚汇报情况。华中分区的钟民、梁灵光、许家屯等领导人都来了，他们告诉管文蔚：1946年11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后，国民党军向我华中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清剿。泰兴、姜堰、如皋等地是敌军重点清剿的对象。敌军出动多股机动部队，对我中心根据地的村庄进行逐个扫荡，分进合击，有的村庄反复扫荡了几次。他们扩大点线占领，修筑了许多碉堡、据点，把解放区分割成小块，在中心地区安上钉子。逃亡的地主恶霸组织“还乡团”，强迫群众参加“民团”。这些反动武装天天下乡，到处打枪，捕杀我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企图摧毁我地方政权和武装。他们提出“先求其安，后求其治”的口号，编保甲、搞连坐、抽壮丁、抢物资，无恶不作。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泰兴、姜堰、如皋等地开办乡长保长训练班，建立情报系统，侦察我方行动。

敌人的报复是非常残酷的。地主“还乡团”回到村里，夺回他们在土改中被分掉的土地，强迫农民补交租粮。他们到处抓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烧毁土改积极分子的房屋。“还乡团”虽然战斗力不强，但行动却十分猖獗。许多过去胆小怕死的地主，现在居然也能打枪作战。姜堰区一个地主媳妇受了伤还向我游击队还击，顽抗到底。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完全是靠国民党军给他们撑腰。

为了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国民党采取“以共产党杀共产党”的策略，胁迫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自首。他们先实行利诱，如交一支枪给多少钱，自首后仍可当干部，还发给“奖金”。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劝说干部自首，或采用秘密自首方式，表面上允许为我方工作，实际上当国民党的特务和内线。有人自首后，国民党方面就大作宣传，请自首分子吃饭，坐黄包车游街，放鞭炮欢迎，突破一点，扩大影响。对被捕后坚持革命立场的，绑起来带路，造谣宣传说他已经自首，动摇我方的信心。

在残酷的形势下，一些干部见我军主力北撤，对前途丧失信心，遂向敌人自首，以求得一时的安宁。软弱的结果是受到更多的迫害和侮辱，自首后，敌人不时来敲竹杠，要请客出“自首费”、“自新捐”；一般的乡长、支书都免不了被捕坐牢，有的被送到如皋，有的被送进苏州监狱。没有被捕的要穿上红领褂子，为地主擦背捏脚；当过民兵的自首后，同样要被抽壮丁，到远处当兵。干部自首后往往被敌人利用，带领敌人搞枪、抓自己人，逼上梁山让你变成反动派。如果不去，就送到“惩匪委员会”毒打或杀掉。许多人是被迫自首的，自首前就苦闷了许多天，痛哭流涕。自首后知道上当受骗，表示悔恨，写信告诉亲友不要重走他的路。有的自首后逃亡回来，隐藏起来或保持沉默；只有少数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和内奸才真心投靠国民党。⁽²⁾

管文蔚和大家研究了情况，感到只有在苏中打几个胜仗，才能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把老区根据地恢复起来。大家认为，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在苏中暂时据有优势，但是存在很多空隙。国民党军兵力有限，不可能村村驻军，日日清剿。敌人的据点有大有小，地方兵力也强弱不均。我军的活动余地还是很大的，只要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开展武装斗争，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怎样开展武装斗争？苏中主力部队是有限的，主要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钟民提出：“各种武装层层结合，分区团、县团、区队、小游击队到民兵，在组织上行动上联合在一起，使农村兵营化。敌人一出动，则八面枪声，到处打击，使敌人进入我解放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日有消耗，士气沮丧。从集中攻击敌人到分散进行麻雀战，偷岗摸哨、秘密锄奸，想尽一切办法杀伤敌人，使敌人每次下乡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在敌人侵占一个地方或开始清剿扫荡，反动气焰疯狂时，打响第一枪，打好第一仗是很重要的。在第一仗中打死一个敌人，缴到一顶军帽，都是好的。县团、区队起先导作用，干部起来领导民兵的自卫活动。一个地方打起来，马上宣传，扩大影响，推动斗争。”他的话得到大家的赞同。

能不能打开局面，关键看七纵。管文蔚发电报给纵队领导，陈丕显、姬鹏飞很快带领队伍南下，集结在东台境内。东台是滨海地区，敌军主力不易前来，只有沈灶、大中集等镇驻有少量敌军，有的是一个营，有的是一个连。七纵当时有4 000多人，集中兵力打任何一点都有把握取胜。七纵领导研究：沈灶有一营敌人，储存不少粮食物资，可以解决我军急需，便一致决定先打沈灶。

根据纵队首长的部署，七纵1旅段焕竞旅长率两个团进攻沈灶，另外两个团负责阻击东台方向敌人。沈灶虽然镇子不大，但敌军依靠土围子拼命抵抗，我军两面进攻协同不好，东边打西边停，西边打东边停，打了一夜没打下来。管文蔚到前线察看情况，指示段旅长：“放开西面，猛攻其余三个方向，逼迫敌军逃窜。”这种“围三阙一”的战术果然灵验，敌军看到是解放军主力打回来，仓皇从西门向东台县城逃跑，我军前堵后追，将一营敌军全歼。这一仗管文蔚不是很满意，他在总结中指出：沈灶战斗虽然俘虏敌军200多人，但自己伤亡300多，弹药缴获与消耗相抵，是个亏本的小胜仗。但从政治方面来说，打开了局面，振奋了人心，影响是很大的。我军收复了东台沿海的大块根据地，部队有了回旋余地。收复沈灶后，缴获了大批粮食、布匹，组织大批人员赶制棉衣，几天之内，七纵4 000多战士都换上了冬装，情绪大为高涨。俘虏兵经过教育补充进部队，又动员了一批民兵入伍，七纵很快发展到5 000多人。⁽³⁾不久，根据华东野战军的整编指示，华中野战军七纵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休整了一段时间，1947年2月初，十一纵会同地方武装准备打李堡。李堡位于东台与海安县交界处，地位比较重要。敌军占领李堡后，筑起一道封锁线，隔断华中根据地一、二、九分区之间的联系。当时敌军在海安县城驻有一个旅，李堡据点有一个营，相隔数十里。为了使海安之敌来不及增援，十一纵决定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以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一举拿下李堡。这一仗打得很干脆，我军急行军到达李堡，将敌军团团包围，一夜解决战斗，全歼守敌一个营。平毁敌军封锁线后，一分区的干部和地方武装乘机南下返回如皋，到当地开展斗争。第二天海安出动一个团敌人增援，途中听说李堡敌军已经被歼，便缩了回去。我军则乘势扫荡了角斜、西场镇的敌军据点，大张声势。海安敌军听说一万多共军主力南下，不敢轻举妄动，急忙向南通方面求援。

我军打下李堡后没有固守就撤走了，鉴于李堡位置重要，敌军几天后又派了一个营去守李堡。他们加固了工事，比以前警惕多了。敌军分兵守点给我军创造了集中兵力歼敌的机会，3月中旬，十一纵决定二打李堡。这一次，我军使用了山炮，把敌军的外围工事全部摧毁。突击部队冒着枪弹架起木桥，后续部队迅速通过壕沟，冲进镇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我军没付出什么伤亡，就将一营守敌全歼。管文蔚高度赞扬这次战斗是一次完满的胜仗。我军收复李堡后，再次打破敌军的封锁，九分区的部队从这里南下，返回南通地区开展游击战。

十一纵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在苏中地区越打越活。4月份先后攻克李堡、丁家所、大中集、西场等20多个据点，平毁了敌军的封锁线。5月又以十一、十二纵主力协同各分区武装向南通至赣榆公路中段发起进攻，连克十几个据点，迫使敌军从“清剿”区抽兵回援。各分区也纷纷转入进攻，如皋、海门、启东等老区大部分恢复。敌军由于兵力不足，顾此失彼，陷于被动。

1947年7月，国民党49师师长王铁汉指挥两个旅部队向东台我十一纵驻地发起进攻，企图寻找我军决战。当时十一纵为了打开启东、南通地区局面，派31旅南下插入九分区。国民党军发现31旅孤军深入，便调转头来向李堡等地集结，企图切断31旅归路，将我军逼到启东海边的狭窄地区吃掉。31旅旅长胡炳云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红军，乘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于13日抢先占领范公堤要冲王家潭，然后利用潮汐规律，由一位烧盐老人做向导，夜间徒涉海滩几十里，于14日北撤到南弶（今东台县弶港镇），将合围之敌甩在后面。⁽⁴⁾

十一纵避开国民党军的“围剿”，跳到外线作战。苏中地区再次被国民党军占领。但此时已经不是1946年底的形势了，各分区的干部群众坚持斗争，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周旋。泰县白米镇有个吴堡乡，地处海安至泰州公路旁。敌军1947年7月扫荡时，这里又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军扫荡过后，地主恶霸又回乡来进行报复，气氛相当恐怖。乡里有40个党员，我军从姜堰向东撤退时，他们曾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和部队一起撤走，但乡长、支书和民兵队长都不愿走。他们经过讨论，决定将妇女、小孩转移，老人看家，党员们组织游击队，分为一个战斗班，一个后勤班，靠着仅有的8条破枪（只有1支打得响）坚持斗争。

有人提出：“还乡团”回来怎么办？大家仔细筹划了一番。村里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不会帮助地主杀害乡亲。但是有几个家伙是反动的，可能会配合敌人对村里进行破坏。其中有个叫“苏大炮”的最坏，非除掉不可。民兵队长与“苏大炮”有点关系，犹豫不定，党员们怕他不坚决，有意激他说：“队长和苏大炮是好朋友，他敢去杀呀，他真不愿去的。”队长被大家一激，拍胸脯说：“我一定去。”他和几个党员半夜出动，先杀了苏大炮，又镇压了一个伪保长、一个地痞，把镇压坏人的告示贴在公路旁。还乡团的地主失去爪牙，内心恐慌。吴堡乡的民兵在队长领导下，从秘密锄奸发展到公开锄奸，压下了反动气焰，稳定了群众情绪。

主力自姜堰撤退时，有一个班掉了队。吴堡乡的民兵帮他们换上便衣，掩护战士们安全归队。部队领导很感激民兵，送给他们一个班的枪支弹药。吴堡乡民兵枪多了，子弹多了，信心更强。游击队从两个班发展到50多人，天天与“还乡团”、“自卫队”周旋，战斗在泰州至海安的公路两侧。敌军和“还乡团”对吴堡乡又恨又怕，经常来掠夺破坏，吴堡乡富农的粮食和猪都被抢走。民兵配合县独立团打伏击，夺回了敌人抢去的粮食，物归原主。富农表示感激，改变过去的观望立场，积极支持民兵。

吴堡乡民兵发现，敌人几次来乡里扫荡，都是一个伪保长带路。民兵放出风来，要惩办那个保长。吓得保长到民兵队长家里讨饶：“饶我一条狗命，我什么都照办。”党员干部商量后，对保长提出三条：1. 今后带路只许走大路，不许走小路，便于游击队伏击；2. 把敌军带到地主家去，不许带到干部家；3. 事先要送情报。保长一一照办，国民党军到吴堡乡，在地主家连吃带拿，搞得一塌糊涂，把地主家的女人也强奸了。地主都开始仇恨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官问保长：“为什么不带我们到干部家去？”保长说：“干部都在外边，家里没吃的，饿着国军我可担待不起。”军官也无可奈何。游击队的活跃，使敌军也不敢随便到吴堡乡来。一分区把吴堡乡的经验推广开来，让吴堡乡的干部在会上介绍，各乡党员大受鼓舞，回去纷纷开展斗争。苏中地区的敌后斗争，我方采取主力部队打运动战，乡里民兵打游击战，动员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敌人在据点中陷于孤立，越来越被动。⁽⁵⁾

淮南、淮北地区的敌后斗争，比苏中更为艰苦曲折。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淮阴时，由于两淮地区领导人的失误，造成根据地干部和家属无组织的撤退，局势十分混乱。虽经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严厉批评，两淮地区仍然很快沦陷。干部中悲观失望的情绪较为严重，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敌后斗争。1947年2月在东海县境内发生的“安峰山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46年底宿北战役结束后，华野主力主动撤到鲁南，准备进行鲁南战役。苏北的沭阳、东海等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当时在东海境内滞留大批淮海区干部和家属，准备退入鲁南根据地。华中分局在东海设立一个办事处，一面安排干部和家属北撤，一面安排坚持敌后斗争的干部南下。1947年2月7日，华野二纵突然南下，一举歼灭白塔埠的郝鹏举叛军，把敌军战线撕开一条裂口。这是掩护淮海干部南下和家属北撤的最好时机，但是办事处主任正好到后方探亲去了，无人负责安排，以致错过了跨越陇海路的时机。2月10日左右，主任罗某回到办事处，得到不确切的消息，说华野有部队南下，可以掩护干部南下。罗某不加考虑，立即通知各县干部集合，14日大家会合到大乔庄，才发觉南下的不是华野部队，而是淮南区干部队。淮南干部队负责人表示他们无法承担掩护的任务，各县的干部只好在没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继续南下。因组织不严密，行动十分缓慢，掉队的很多，也不注意保密。18日到达安峰山地区，19日接上级通知，国民党军队有向安峰山地区合围的迹象，指示他们向颜集方向行动，脱出包围圈。各县干部队伍因行军疲劳，当晚没走，再次拖延了时间。19日晚南下干部到达安峰山东南的许庄，只有东海县大队一个排的民兵护送，沿途也没有加强警戒。

20日早晨，安峰山周围发生意外情况。国民党28师一部向许庄合围，南下各县干部队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在缺乏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只好分头突围。宿北干部队王树林指挥部分同志掩护突围，吸引敌军。因情况不明，在抵抗一时后，大部牺牲，部分干部突出包围。沭阳干部队在江县长带领下向青伊湖方向突围，江县长虽然身体虚弱，需要同志架着走，但他提出拼死打出去的口号，鼓舞了其他同志。他亲自指挥一个班掩护，边打边走。沭阳干部队成功地突出重围，损失很小。东海干部队在领导带领下与敌人绕圈子，也安全突围，没受损失。但其他县干部队则显得慌乱不堪，有的干部扔下同志逃跑，遗弃枪支文件，造成许多干部被俘。一些突围后失散的干部又陆续返回鲁南。这对淮海区的敌后斗争是一个严重损失，当地干部称之为“第二个皖南事变”。事后，上级对安峰山事件的责任者进行了严肃处理，表扬了英勇突围的干部。这说明进行敌后斗争，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警惕性。和平思想，麻痹轻敌必定遭受损失。⁽⁶⁾

淮北党政机关和大部武装于1946年11月东撤后，约有3 700人的武装、2 500多干部被丢在敌后，加上伤员共7 000余人。大部分党员遭敌人杀害，有的被迫自首。只有少数退入洪泽湖，与当地民兵组成400人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成为淮北敌后斗争的支撑点。1947年1月18日，饶子健等同志率领淮北挺进支队西渡运河，经泗阳、宿迁到洪泽湖与游击队会合，共4 000余人。国民党军纠集8个团的兵力对洪泽湖地区进行“围剿”，淮北支队实行“避强打弱”的方针，经过一个月艰苦作战，攻克湖边十几个据点，初步打开局面，在洪泽湖周围站住了脚。3月，国民党军再度以7个团的兵力向洪泽湖周边进行“围剿”和扫荡，由于严重的春荒，部队的粮食极为困难，主力被迫撤至运河以东。在运动转移过程中，连续遭受两次袭击，部队损失200余人。淮北局面又变得十分艰苦。淮北支队采取机动战术，将主力77团转至外线作战，吸引敌军。5月间敌军两次包围77团，77团经过激战都突围脱险。淮南地方武装则主动出击，消灭敌军据点和乡里政权，恢复部分失地。由于淮北地区党组织损失太大，一时难以恢复。群众情绪低落，不敢坚决起来斗争，致使淮北支队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们坚持斗争，到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华东野战军出击鲁南，国民党军忙于应付，无力“围剿”淮北我敌后根据地。淮北支队终于渡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洪泽湖周围巩固了根据地，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一步开辟淮北局面打下了基础。

在淮南地区，1947年1月中旬，原6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率一个营隐蔽进入淮南，到达宝应境内。他们分散活动，四处打击敌人的乡里政权，初步打开局面。3月底他们配合淮北支队攻克高良涧，形成淮南、淮北相互呼应的局面。这时华东军区又派一支武装南下，与杨效椿部会合。他们决定向盱眙、嘉山一带发展，过去后因山区狭小，敌军控制严密，又退回宝应。5月，李世农同志又带领一支武装由山东南下到宝应，建立淮南支队，实行统一领导。他们改变策略，决定在高邮、宝应水网地区开辟根据地。7月淮南支队连续出击，攻克高邮境内几个据点，恢复了四个区的政权，建立起小块根据地，在淮南站住了脚。⁽⁷⁾

半年多的敌后斗争，情况发展很不平衡。苏中地区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十一纵回到当地后，在地方党住在组织和群众支持下，打开了局面，恢复了大片根据地。淮南、淮北地区因1946年底遭受严重损失，地方党组织恢复困难，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靠两个支队的兵力与优势之敌作战，就显得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实际条件，采取多种方式的敌后斗争。1947年，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制订了《关于夺取蒋区农村的初步意见》（下面简称《意见》），分析了蒋管区的形势，阐述了开展敌后斗争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需要有高度信心与百折不挠的勇气以进行斗争，同时又须有小心谨慎的精神与巧妙的策略方法，以避免挫败。蒋管区游击战争的策略指导方针的特点，应该是联系群众，利用合法，巩固地向建立根据地的前途发展。”

《意见》指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乃是开展蒋管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前提。办法有两条，一条办法：由大城市党组织派遣党员下乡，尤其是动员城市党员去介绍本县本镇本乡的可靠小学教员及其他农村知识分子入党，作为建立农村党组织和开展农村工作的桥梁和骨干。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这是极可靠的办法。另一条极可靠办法就是有解放区组织陆续征调、训练干部，派遣出去。”关于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意见》强调要善于使用合法和非法斗争的两面策略：“两面政策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我们以非法打击敌人弱点，又以合法应付敌人强点、掩护非法的发展。非法一面为目的、为内容，合法一面只是形式与手段。但不利用合法，则非法一面赤裸裸暴露在敌人面前，不但不能巩固发展，且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是历史教训已证明了的。因此，利用合法的思想，应在一切问题中贯彻。各种社会风俗为群众所习惯者，统治阶级办法与压力为群众所不能反抗者，皆利用之，这又具体地表现于利用自首政策、利用特务政策、利用自卫组织、反共组织等。在军事上能利用合法，则隐蔽地巩固地发展问题即可以解决；军事上主动性问题，分散、集中、转移问题自然也极便利地得到解决。但基本问题是群众力量问题，利用合法是为了发展群众力量，而惟有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有效地利用合法。因此，应在坚固的群众观点的基础之上，来广泛地运用两面政策。”

《意见》最后强调：“在蒋管区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其第一种是保守主义，借口环境困难，避免牺牲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而落在群众之后，不敢进行群众斗争，更害怕武装斗争，或既进行斗争又缺乏坚持的信念。其另一种则是不顾主观条件，不懂得利用矛盾，也不懂结合非法与合法，而盲目地斗争。”江南地区敌后斗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指示的正确性。⁽⁸⁾

1947年底，为了迎接大反攻的形势，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华中指挥部兼苏北军区，下辖十一纵、十二纵和三个独立旅，任命管文蔚为苏北军区司令，陈庆先为副司令，陈丕显为政委兼华中工委书记。为了开展江南敌后斗争，指挥部决定派部队过江去苏浙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华中指挥部选派了100多人的精干武装，以丁锡山为司令，汤景延为副司令。雇了两条大海船，运载着他们从海上向上海浦东开去。两天后他们秘密登陆，丁锡山原是当地伪军军官，抗战后向我军投诚的，这里靠他家很近，于是他擅自作主，把队伍拉到他的家乡。没想到丁锡山的外甥是国民党特务，看到我军的游击队来了，就向国民党当局告密。次日天明，国民党军队将村子团团包围，丁锡山喝醉了酒，被外甥杀死。汤景延和游击队同志顽强抵抗，大部牺牲，汤被俘后不屈就义。少数同志逃回江北，向管文蔚汇报失败的经过。

这次派部队下江南的失败，固然有用人不当的失误，但也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一带，武装部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站住脚。只有以少数党员为骨干，在江南乡村开展合法斗争，才能坚持下去。1946年底，华中野战军北上后，华中军区派钱敏、包厚昌等各带一支小分队，过江到苏南、浙东开展敌后工作。他们过江后，坚持隐蔽行动，以合法斗争为主，打开了局面。

包厚昌的小分队在常熟古里镇一带活动。这里曾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1945年底我军渡江北上后，国民党在这里欺压百姓，横行霸道，老百姓是盼望共产党回来的。小分队到常熟后，根据实际情况，主要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敌人在当地强行征粮收租，包厚昌组织群众进行抗租斗争。首先让群众拖着不交，敌人来抓就躲避起来。躲不过就先交一部分，最后赖掉。抗租斗争并不是完全抗着不交，这样会刺激敌人，给群众带来灾难。而是根据情况，用合法斗争来维护群众利益。在抗租斗争中根据群众的要求，领导一些小规模的反抗行动。如狗腿子带国民党官员来收租，找群众把狗腿子打一顿，威胁他不许再来。晚上组织几十人到地主家敲门，在门外威胁或贴布告，用新四军名义不许收租。或让老太太、妇女到地主家中哭闹，让地主不得安宁。这些斗争使地主和狗腿子感到新四军到处活动，又抓不着人，气焰有所收敛。在组织群众斗争时，一般不以共产党名义出面，暴露身份容易受损失。而是按乡里风俗，用结拜兄弟方式，联络感情，发展群众；或争取当地有威信的人，培养为群众领袖，让他们出面号召群众。

对一些罪恶累累、群众痛恨的反动分子，抓住机会进行镇压，开展秘密的锄奸活动。古里镇镇长邵某最反动，作恶多端。包厚昌组织武工队乘国民党军换防的空隙，袭击乡公所，打死两个门卫，将邵某拖到街上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快，各乡保长大为恐慌，纷纷托人来求情，愿意当两面派，暗地里为我方服务。常熟县城里有个外号叫“活神”的恶霸，既是特务又是地痞，收租收捐无恶不作。群众敢怒不敢言，他住的一条街没人敢去，他在茶馆喝茶没人敢和他同桌。对这样的坏蛋必须打击。武工队三人穿上便衣，来到“活神”常去的茶馆。“活神”家对面是“自卫队”，斜角是警察局派出所。“活神”正在喝茶，我们一个同志就在他面前坐下。“活神”见这个陌生人敢如此大胆，起身要走。我们的人叫住他说话，故意与他吵起来。群众前来围观，我们的同志便掏出短枪，把“活神”拖出门外，宣布罪状后将他一枪击毙。群众四散逃跑，我们的同志也混在人群中安全撤离。等敌人追出来，一个人影也抓不到了。当敌人到乡下进行“清剿”时，武工队在老乡家中不好隐蔽，便进入湖泊芦苇荡中，老百姓摇船送饭。就这样，他们用巧妙的斗争方式，在江南敌后坚持斗争。⁽⁹⁾

在其他一些地区，也都闪烁着敌后斗争的星星之火。在苏南，新四军北上后留下的部分同志在茅山、郎溪、广德、太湖等地建立游击基地。除茅山游击队遭敌“清剿”大部损失外，其余数百人在各地分散坚持。

在皖西有胡明、杨明等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太平、绩溪等地开辟了多块游击基地，部队由几百人发展到两三千，在一些乡里建立了政权。

浙江的四明山、天目山地区是粟裕、叶飞战斗过的地方。新四军北上时，曾留下一批同志坚持斗争。他们在深山里建立游击基地，以小部队活动四处打击敌人。

福建地区，华东局派曾镜冰等同志前往福州，组织原苏区各县坚持斗争的同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间活动范围达50个县。

1947年是华东敌后斗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转折的一年。坚持敌后斗争的党员和游击队员，在敌人残酷的“清剿”和“扫荡”下保存了革命力量，站住了脚。在中央敌后斗争的有关指示引导下，运用合法与非法斗争，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扰乱国民党统治，保护群众利益。他们的斗争得到群众的支持，有的地方开辟了游击区，建起民主政权。从而为进一步开展敌后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迎接反攻创造了条件。

(1)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 钟民：《苏中一区地委五个月敌后斗争经验总结报告》，1947年1月3日。

(3) 管文蔚：《关于十一纵南下五个月苏中形势和几个战役的基本总结》，1947年6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5) 《一分区吴堡乡支部是怎样领导坚持斗争的》，收录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6) 中共华中第六地委：《安峰山事件总结》，1947年6月。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9) 包厚昌：《苏南敌后坚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