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明代贤相，仁政激励太子

杨溥历事明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入阁二十二年，辅佐三位皇帝，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明朝历史上公认的著名贤臣。

（一）从湖广才子到太子洗马

杨溥（1372—1446），字弘济，号澹庵，根据《南杨族谱》记载，他的先祖出弘农杨氏，也就是杨震的后代。洪武五年（1372年）生在一个小康家庭。他的曾祖杨添佑从潭州（今长沙）出发，由南往北，选择了很多的地方，曾迁到公安县黄金口，最后落籍湖北石首定居下来。一面购田种地，艰苦创业；一面扶危济困，积善行德，很快发达起来。

据杨溥所撰《真斋公墓志铭》记载，元末乱世，他的祖父领养了十多位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后，社会安定了，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又逐一给他们分田、置房、成家。可见，到他祖父杨政手里，杨家已经成为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了。他的父亲杨文宪进一步向商业发展。据清同治丙寅年（1866）《石首县志》载：“杨文宪到淮扬经商，有关中商人寄存千金到他手中。过了三年，商人已谢世，而其子尚幼小。文宪还是把金子还给了他的家属。”可见，他的父亲品德高尚，拾金不昧，已经是有信誉，有一定业务范围的富商了。他的祖宗三代都勤奋机敏、开拓进取；又立德向善，颇有声望。这些都给杨溥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1.巧对免役

杨溥从小就勤奋好学，聪慧过人，他好读书，但不死读书，注重学以致用，关心和解决实际问题。清光绪《南杨族谱》记载：杨溥幼时，有人推举他的父亲带队去服役。这时杨父年老体弱，实在不能当此重任，亲友们都不知所措，年幼的杨溥觉得应该告知县衙。他首先研究传票，发现了错别字，便跑到县衙，质询县令。县官见他年纪小，胆子却不小，想试试他的才识，便出一上联要他对：四口同圖（图）内口皆从外口管。这是一拆字联，把繁体的“图”字拆成四个口字，又指明内外“口”字的关系。县官借此暗示，我乃一县之主。杨溥明白县官的意思，刚好看见堂上伞盖仪仗，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五人共傘（伞）小人全仗大人遮。

繁体的“伞”字拆开，成五个“人”字，其中一个大“人”字遮着四个小“人”字，反映了五个“人”字之间的关系，既应对工整，又奉承了县官。县官听了十分高兴，随即答应杨溥的请求，免除他父亲的徭役。

2.痛失状元

建文元年（1399年），26岁的杨溥考中湖广乡试第一名。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期在子、午、卯、酉年的秋八月，又称“秋闱”。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时的湖广考官胡俨批卷说“老夫当让一头地”。第二年，杨溥考全国会试书经科第一名，会试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礼闱，考试的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由于会试是在乡试的次年，又称“春闱”。后来参加殿试，即皇帝亲自出题考试，他考取第六名。明皇甫录的《皇明纪略》载：庚辰年，胡广与杨溥一同参加殿试，初拟杨溥为状元，而胡广是第二名。皇上偶然问：“今年状元是何许人也？”中官说“湖广人。”本是指杨溥。馆阁把地名误会为人名，于是以胡广为第一。这则故事至少说明胡广与杨溥的考试成绩十分接近，难分高下，所以，容易误判，也容易以讹传讹。按照明代科举制度，第一名授修撰，第二、三名授编修，分别在翰林院任职。第六名的杨溥被破格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职务。进入翰林院，被视为“储相”，杨溥便开始了从政之旅。

3.辅佐太子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日（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比他先死，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他的叔父，即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起兵反叛，他自称“靖难”，意为平定祸乱，实际是为自己篡夺侄子的皇位找借口。朱棣攻占首都南京城，夺取政权，登上皇位，是为成祖，年号永乐。永乐二年（1404）立朱高炽为太子，杨溥升任洗马（从五品），成为执掌东宫文书，辅佐太子的官员。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

洗马，属于太子官属，即东宫官，是太子的随从，最早设立于汉朝。洗马也就是“先马”，意思是在马前做先导。太子洗马，级別不高，但毕竟是太子心腹，有时也可以在政局中起到一定作用。例如唐代的魏征就曾做过隐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并为他出谋划策。东宫属官多选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朝中重臣担任，具体负责训育和教导太子，保证太子可以随时运转行政机构。东宫属官体系是太子模仿皇帝掌理朝政的象征，强化了太子特殊的崇高地位。同时还显示出皇帝有意识地特许并提供太子接触百官的机会（不允许亲王、后妃等接触百官和干预朝政），以便为其即位亲政积蓄必不可少的经验和力量。

杨溥给太子讲课的时候，讲到西汉的张释之，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任廷尉，是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则不能取信于人。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

太子称张释之是好官，杨溥说：“张释之固然贤明，但没有汉文帝这样宽厚仁慈的皇帝，他的抱负也难以施展。”杨溥是以此激励太子效法汉文帝施行仁政的。

（二）十年囹圄

永乐皇帝的太子朱高炽1395年被立为燕王世子。他生性端庄沉静，勤奋好学，为人宽宏，性格温和，颇有仁者之风。作为朱棣长子，他很早就被立为接班人，但老爸并不喜欢他，在朱棣当皇帝的二十余年，他的太子地位好几次岌岌可危。而杨溥的命运也随太子的遭遇而几经磨难。

1.汉王夺嫡

朱棣不喜欢朱高炽，主要是因为他体态肥硕，不能骑马射箭，而且脚有毛病，走路需要两个内侍搀扶。朱棣本人英武强悍，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中十分不满，有另立太子之心。

朱高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他的二弟汉王朱高煦。此人英武勇猛，与朱棣颇有几分相像，常随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白沟河之战，朱棣差一点被建文帝大将瞿能抓住，正当危急之时，朱高煦率数千精兵赶到，杀掉瞿能父子，救出朱棣；随后在长江边上，朱棣被盛庸击败，又是朱高煦率领骑兵赶到，击退盛庸，扭转了战局。朱棣“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他曾拍着高煦的肩膀说：“好好干，你大哥身体不好。”暗示他：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

他恃功骄恣，凶悍不法，常自比唐代助父建国的唐太宗李世民，根本不把仁弱的哥哥太子朱高炽放在眼里，妄想夺嫡。

深受祖父疼爱的朱高炽之子朱瞻基对朱高煦十分反感。有一次，朱棣命朱高炽兄弟三人及朱瞻基去拜谒朱元璋的明孝陵，太子肥胖且腿脚有病，尽管有两名太监扶着但还是不慎跌了一跤，朱高煦就在后面冷嘲热讽：“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而走在他后面的朱瞻基闻言，马上回敬道：“更有后人知警也。”

成祖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在此期间，建文帝写信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朱高炽接到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成祖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朱元璋亲自为朱棣定下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勇武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朱棣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

朱棣在接班人问题上曾长期摇摆不定，他征询当时朝中最重要的大臣、文渊阁侍读学士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但这话并没打动朱棣，他默不作声。解缙赶忙连连叩首，劝说道：“还有一个好圣孙！”朱棣听了这话，才下定决心，确立了朱高炽接班人的地位，于1404年立朱高炽为太子。杨溥做了太子洗马，勤勤恳恳辅佐太子。十年后，却发生了迎驾之祸。

2.迎驾之祸

永乐十二年（1414）七月，明成祖御驾亲征瓦剌（蒙古部落），皇帝亲征，太子要代替皇帝管摄朝政，称为“太子监国”，杨溥辅佐太子留在北京处理国事。同年八月，成祖击败南侵之敌后凯旋回朝，太子朱高炽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挑拨，成祖听信了谗言，大怒说：“太子无礼，这是辅导者的责任！”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

永乐十二年（1414年），入朝14年后，已有42岁的杨溥因此投入监狱，遭受了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杨溥入朝为官后，父亲去世，祖业凋零。入狱后七年，大弟杨浩去世；入狱后九年，小弟杨澄去世。杨溥出狱后不义，三个儿女先后夭折。

杨溥自己也惨遭身心摧残和生命危险。《明史·杨溥传》说“家人供食数绝。而帝意不可测，旦夕且死。”杨溥缺乏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更严重的是，成祖到底是立长子为太子，还是立次子为太子的意图一直摇摆不定，不可推测。如果立次子为太子，那么，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杨溥马上会遭受灭顶之灾。

3.狱中苦读

牢狱之灾也考验着杨溥的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明焦闳的《太师谥文定杨公溥传》载：“公励志，读书不辍。同与难者止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五经诸子，读之数回。”

狱中，杨溥沉静、坚韧，充满了自信。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从皇权更迭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朱元璋是靠战争发迹的，到了晚年，更是嗜杀成性，君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惠帝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但后院起火，他的叔父很快颠覆了他的政权。朱棣登位后，继续推行强权政治，征战不停，滥杀无辜，君臣关系和社会矛盾再度紧张，社会迫切需要安定和谐。与此同时，杨溥亲眼见证了朱棣攻占首都南京，改朝换代的血腥灾难，亲身经历了强权政治和利益纷争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深重苦难，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安定团结。皇帝长子朱高炽虽肥胖、柔弱，但仁爱，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次子朱高煦虽英俊、勇武，但暴烈，违背了百姓的意愿，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杨溥对太子朱高炽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继续辅佐太子朱高炽充满了期待。所以，杨溥悉心研究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学说，即使自己终生不为当局者所用，也在所不惜；即使自己惨遭杀戮，也在所不辞。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最终成就了杨溥！

（三）仁宣之治的功臣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65岁的朱棣在北征返回北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把军中锡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每天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年号为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首先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其次，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杨”辅政，修明纲纪，减免赋税，无偿赈济受灾地区，妥善安置流民。他还下令息兵养民，不再打仗，并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皇家采办珠宝等行为。这些做法，使社会矛盾缓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发展，开启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代。

“三杨”中年纪最大的是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因其居住地，时人称之为“西杨”。杨荣（1371—1440），是福建建瓯人，因福建在东边，时人称为“东杨”。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杨荣、杨溥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支持迁都。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政治军事中心北移，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杨溥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比士奇小八岁，比杨荣小两岁。荆州古为南郡，所以号称“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溥的政治地位是逐步升高的，他的政坛经历也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仁宗时期

成祖驾崩，遗诏至京城，命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八月五日，历经10年牢狱之灾后，52岁的杨溥被释放出狱，并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正五品）。翰林学士掌文书制诰，是皇帝的政策顾问和学术顾问。不久，仁宗皇帝又任命他执掌弘文阁。弘文阁是新成立的机构。仁宗亲授阁印给杨溥说：“朕用你在左右，不只是请教学问。而是想广知民事，改善政治措施。你如有所建议，可以秘密报告给我。”可见，仁宗想干一番事业，也可以看出仁宗对杨溥的器重。杨溥不负所望。据陈循撰《杨公墓志铭》载：“公益知无不言，言益有所裨益。”可见，杨溥提供了很多的情况和建议，对仁宗的帮助很大。仁宗高度评价杨溥说：“现在看你的奏折，言词平实，切中要害，如果不是爱国情深，忠心耿耿，怎能做到？即使房玄龄、杜如晦再生，你也可以比肩。”可惜，体弱多病的仁宗登极后仅十个月就一病不起，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病逝。

六月，他的儿子、画家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宣宗览先朝的群臣奏章，也被杨溥的忠直所感动，立即提拔杨溥为太常寺卿（掌礼乐祭祀，正三品）。陈循撰《杨公墓志铭》载：杨溥任太常，秉公办事，宿弊旧习不到一个月就废除殆尽。这说明杨溥接任太常寺卿以后，重实际，魄力很大，效率很高，影响也很大。与此同时，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一起参与朝廷机密重务。在仁宗当位的九个月和宣宗即位的一个多月日子里，他出狱，连升四职，又兼任四职，直至进入内阁，从而奠定了“三杨当国”的政治地位和执政基础，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创造了有利条件。

2.宣宗时期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一日，28岁的宣宗即位不久，汉王高煦也学他的父亲成祖朱棣一样反叛朝廷，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谋反。

宣宗吸取了惠帝的教训，听从杨溥的建议，当机立断，率兵亲征。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他的叔父高煦被捉拿归案。这时兵部侍郎陈山建议，乘胜追击，捉拿同党赵王高燧。杨荣坚决赞同，杨士奇却坚决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其他内阁大臣都站在杨荣一边，只有刚刚进入内阁的杨溥坚决支持杨士奇。宣宗听从了杨士奇和杨溥的建议。

宣宗即位后，延续仁宗的政策，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使明朝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母亲病逝，宣德四年（1429）他回家乡石首奔丧，守制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非常谨慎，上朝时也总是低头靠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他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

杨溥不仅能够辨明时世，始终坚持安定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而且品格高尚，讲究方式方法。据明郑晓的《吾学编》等史料记载：

宣德四年（1429）正月二十二日，宣宗听见阿谀奉承的话多了，感到十分烦恼。他担心这样会误国误事，就召见杨溥谈心，杨溥顿首道：“直言求之非难，受之为难。”抓住皇上积极上进、有所作为的心理特点，引导他内省，发现和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宗与杨溥论人才，杨溥说：“严格举荐，加强考核，不怕得不到人才。”宣宗说：“这恐怕不是治本之策，如果不改善教育境况，则人才已坏，就好像源头污浊而求其流之清也。”杨溥顿首称善。

《明史·杨溥传》载：“诸大臣议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这说明杨溥善于以柔克刚，以正制邪，能够正确地调和和处理内部矛盾。明郑晓的《吾学编》赞美他“调羹酿醴”，像厨师一样善于调和鼎鼐，这说明杨溥善于发现并整合大家的优势，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3.英宗时期。

宣德十年（1435）正月三日，宣宗去世，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宣宗死后，太皇太后张氏，就是皇帝的奶奶掌管朝政大权。杨溥再入内阁，他首先称：“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勤勉学习的。先帝在位的时候，屡次要臣等教育太子。皇上刚登上宝位，必须明尧舜、唐虞的王道与治理。请早开经筵，选派老成识大体者辅导。”张太后听后表示称赞。杨溥第一个请求开设经筵，辅导皇上，抓住了皇权建设的根本。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就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选择侍从之臣，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

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你们是老臣，现在皇帝太年轻，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安社稷。”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在时常常念及您的忠诚，表示赞赏，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您。”这说明张氏已经把杨溥作为自己的主要依靠对象，并采取了以情动人的攻心术。而杨溥又是最重情谊的人，情不自禁，伏地而哭，太皇太后亦哭，左右皆感动悲怆，年幼的皇上和四位大臣都沉浸在无限的悲思当中，场景非常感人，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

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从一品）兼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溥比杨士奇、杨荣晚二十三年进入内阁，至此，与他俩处于同等级别的重要位置，它标志着内阁权力开始向杨溥倾斜和转移，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74岁、杨荣68岁、杨溥67岁，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由于清廉自重，杨溥深得张太皇太后的信任和重用，权力范围越来越大，贡献也越来越大。正统三年，晋封杨溥为少保的诏书赞美他“殿二杨于季年”。意思是，英宗即位后，杨溥代替杨士奇和杨荣作了大量的工作，确保了英宗时期的政治稳定和发展。正统五年（1440），杨荣去世。是年三月，杨溥主持内阁事务。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学士陈循入阁不久，“皆后进，望轻”，决策重任都压在杨溥的肩膀上。正统十一年（1446），由于常年操劳，杨溥感到疲惫不堪，请求辞去内阁机密重务的职务，皇上没有答应。是年七月，杨溥突然病倒，仅三天，便病逝在岗位上，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师（正一品），谥文定。葬石首高陵岗。

明郑晓的《吾学编》概括总结杨溥的功绩说：“文定中更险难，比入内阁，迟二杨者二十三年，复还弘文，再入内阁，昭皇后临朝，与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这就是说，杨溥从出狱到去世，由于他目标明确，抓住了民生这一根本，并且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杨溥对明初历史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明史》说“明代贤相，必首三杨。”

（四）廉洁自律的楷模

相对于北宋采取的“高薪养廉”政策，出身贫寒的明太祖在惩治腐败、打造清廉公务员队伍方面的决心、力度、手段都称得上“前无古人”。他执政时期，曾6次大规模捕杀“腐败分子”（当然也有不少被冤杀的），从一品大员到七品县官因腐败被杀的高达4万多人，而且他还发明许多极其罕见的酷刑对付腐败分子，期望起到震慑效果。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明朝贪官不仅没有被杀绝，相反贪官污吏一代比一代猖獗。但杨溥却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当时人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雅操”指高尚的操守。

1.任人唯贤，闻怨擢才

明代焦闳《国朝献征录》记载：杨溥执政时，儿子杨旦从湖北老家出发，到京城去探望父亲。一路上，所过州县的官员都盛情款待，馈送厚礼，唯独江陵知县范理没有送礼。杨溥随即派人到江陵暗访，得知范理清廉有为，深受百姓爱戴，便极力向皇帝推荐，几个月后，范理就升为德安知府了。

范理在德安甚有惠政，百姓称颂，被再次提拔为贵州左布政使。有人劝他当致书谢恩，范理说：“宰相为朝廷用人，不是私人行为，何用感谢？”竟然感谢信也不写一封。直到杨溥病逝，才祭而哭之。这说明杨溥善于调查研究，能够冲破亲情与私利的重重迷雾，细心地发现了问题，对于怠慢儿子的范理，出乎意料地破格提拔。这既坚定而又艺术地表明了自已的用人原则，又赢得了人气、正气，纠正了社会风气。

查继佐《罪惟录》载，湖南华容刘大夏的父亲刘仁宅在瑞昌做县令时，曾经和高安县令严某一同入京朝觐。当时杨溥执掌朝政，因刘、严二人都是他家乡人，于是他派一名仆人前去察看。

仆人回来汇报说：“严县令非常富贵，有气派，是个很称职的官员；刘县令用的是草席布被，瓦盆煤灶，就好像穷人一样。”杨溥在心中默默地记下了刘仁宅。

刘、严二人拜见杨溥时，严县令先献上金币财宝，杨溥怒斥而出。刘仁宅则带去一袋茶叶、一罐蜂蜜，这点土产，杨溥高兴地收下了。不久就提拔刘仁宅为监察御史。

刘仁宅在任监察御史时，六七个人共用一匹马，大家轮流出行。到年底招待同僚时，刘仁宅只是用些干鱼招待而已，因为家中没有別的好东西。

后来，杨溥回乡扫墓，归朝途中，顺便造访刘仁宅，他问刘仁宅的儿子刘大夏：“你父亲在家吗？”大夏说：“在路上。”他又问：“你母亲在哪儿？”大夏回答说：“在邻居家舂米磨面。”杨溥便巡视刘仁宅的家，走进卧室，看见床上只有草席、布被，高兴地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御史啦！”也不通报姓名就走了，仁宅回來说，这一定是杨少保。

2.不徇私情，遣子归里

由于皇帝年幼，内阁权力自然很大。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内阁大臣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廉政考验。杨士奇和杨荣先后出现了对自己和亲属要求不严的个人廉洁问题。杨荣曾经收取贿赂，太监王振抓住不放，逼迫他引咎辞职，应该说，杨荣是气死的。杨士奇溺爱儿子，纵容儿子在家乡江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本省各级官员出巡时都曾经听过或见过杨稷之暴横，就对杨士奇实言相告，杨士奇反而怀疑这些人。后来，家乡群众把他的儿子押送到京城告状，英宗说：“你的儿子违背家训，违反国法，我不敢徇私包庇，你看着办吧。”杨士奇羞愤交加，从此卧病不起，过了一年多就含愤去世。他去世后，朝廷将杨稷依法论罪，判斩立决。可以说二杨都是晚节不保，盖世英名，毁于一旦。

杨士奇和杨荣的遭遇深深地震撼了杨溥。所以，官当得越大，杨溥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杨溥有五子，其中四个儿子先后早夭，仅剩下独子杨旦，据《南杨族谱》载“旦字方升，宣德中任大理寺少卿。”杨溥升任少保后，裁减冗员，毅然遣送儿子杨旦回家务农。他曾作《遣子还里》诗：“拂拂西风吹绣鞍，送儿归去自心宽。菜根有味休嫌淡，茅屋无书可借观。朝夕旨甘勤养母，夏秋租税早输官。归家若问居官事，做到双台彻底寒。”

相传，杨溥的两个弟弟在石首乡村半耕半读，多次进京要求在他身边做事，均被他说服返乡，并给弟弟写了“锦衣玉食耽误多少好汉；粗茶淡饭锻炼出无数伟人”的警句，作为座右铭。杨溥的《十嘱》《十训》至今仍然被杨氏后人奉为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

3.两袖清风，一介不取

杨溥去世后的543年，1989年，石首市高陵岗镇（原茅草街乡）高陵岗村农民在取土时掘出一块石碑。石首市博物馆派人赶赴现场调查、确认墓主为杨溥。经请示国家文物局同意，对杨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杨溥除随身衣物外，仅佩带了一个绣袋，里面装着六颗牙齿。孔子曾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牙齿是身体发肤的一部分，不敢毁弃，这是孝的基础。孝又是修身立德的基础。修身立德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国基础。这说明杨溥把儒家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学说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既严于律己，推崇以德服人；又与民为善，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正是杨溥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他的随葬品如此简陋，也可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廉洁。

杨溥多才多艺，号称“阁老大儒”、“朝廷大手笔”，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艺术造诣很高，与社会各界人士相互唱和，为仁宣两朝增色不少。他是明代“台阁体”的代表人物，其特点是法度严谨、结构整饬、雍容华贵，有廊庙之气。他曾给著名的《淳化阁帖》写过跋语，至今保存完好，大家可以一睹其书法神采。

杨溥还有画像传世。现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描绘了明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初一，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十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杨溥题诗云：太和畅群芳，斯文属清暇。况复名园中，乐事夐幽雅。达观不遐遗，同仁仰神化。愿兹阳春辉，遍照覆盆下。当时谢环作画，与会者人手一幅，也就是说至少有九幅，现存世两幅，一藏于镇江，一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杨溥一生著述颇丰：有《文定公文集》十二卷、《水云录》及《杨文定公诗集》九卷，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

《明史》载：“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三杨之中，杨溥以廉洁自律而名著青史，后人称“雅操宰相”。杨溥是石首人民的骄傲，是唯楚有才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