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御史唐介审案，揭露崔峄贪腐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人，他曾出任四个地方官，又当过多年的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为人刚正廉洁，弹劾贪官污吏不避权贵，不计较个人得失，严肃查处过很多达官贵人和大案要案，声震朝野，名垂青史。他和宋仁宗同年生，都是生于1010年。经过了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皇帝，可谓“三朝元老”。

（一）早期经历和政绩

唐介的父亲唐拱（976—1022）是个清官，死于福建漳州任上，家无余财。众人知道唐家贫穷，想凑钱为他送葬，唐介当年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婉言谢绝了众人的好意。欧阳修为唐介之父唐拱写过墓表。父亲的品德操守无疑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日后的官场生涯奠定了基础。唐介天圣八年（1030年）获中进士，当时年仅二十岁。他早年出任地方官，有几个典型事迹。

1.违法必究

唐介曾经为武陵（今湖南常德）县尉，又调任平江县令。平江县有个李财主富有而吝啬，官吏们对他巧取豪夺没有得到满足，就打土豪，诬告他杀人祭鬼。岳州（今湖南岳阳）太守逮捕他家老小，不分皂白地加以拷打，李家的人都不承认。唐介上任后，重新审理此案，认为证据不足。太守恼怒，请朝廷遣御史移地审讯，于是朝廷派御史方偕下来，换一个监狱分别审问李家老小，结果与唐介所审相同。后来太守以下全部受到处分，方偕受赏，唐介却不曾提及自己的功劳。

2.怒斥辽使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岁币成为北宋人民的沉重负担。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得到发展，而且还彼此进行贸易。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杨家将最早的统帅是杨业、其子杨延昭即小说中的杨六郎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就是在抗辽战争中牺牲的。

唐介曾调任莫州任丘县知县。任丘处于辽使往返的道路上，驿站官吏常被使者敲诈勒索，苦不堪言。唐介就搬了凳子坐在驿站门口，并传令：“法律没有规定供应的一概不得供应，谁胆敢毁坏我处的一草一木，就坚决绳之以法。”辽国使者被他的气势所震慑，都服服帖帖地离开了。

3.治理水患

河北省任丘县边界上的塘水年年泛滥，危害农田，宦官杨怀敏主持治理，要划城西十一个村子的田地蓄洪。唐介当时任丘知县，他审时度势，率领军民筑起堤坝拦洪，避免了平垸行洪，将老百姓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识的，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大家也许记得十六年前，1998年8月6日，公安县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准备放闸蓄洪，全县分洪区内52万人奉命转移。爆破的时间定在8月16日晚上10点半。8月17日早晨，经过数万军民日夜奋战，终于控制住险情，上级指示取消分洪，使江南公安县免受灭顶之灾。

4.严禁摊派

唐介任山东德州通判时，在知府手下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转运使（宋初改设专职都转运使和转运使，兼理边防、治安、钱粮、巡察）崔峄想拿府库中的绢帛配售给百姓，但抬高了价格。唐介为了百姓的利益，毅然扣留文牒，不予下发，并且向安抚司投诉指责崔峄。崔峄大怒，多次威胁要查办唐介，唐介不为所动。后来崔峄的如意算盘并未得逞。

（二）面折廷争，直言敢谏

张尧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是温成皇后的伯父。而“温成皇后张氏”事实上一天皇后也没当过。张氏的父亲叫张尧封，她的生母曾经是齐国大长公主府上的歌姬，被齐国大长公主送给了刚刚中了进士的张尧封，生下张氏。张氏八岁入宫，长大后为仁宗皇帝宠幸。庆历八年，她二十四岁的时候，被仁宗皇帝册封为贵妃。张贵妃想借自己的伯父抬高自己的地位。因此吹枕头风，让仁宗对张尧佐稍微提拔一下，担任龙图阁直学士，遭到当时任谏官的包拯、余靖等人强烈反对。张尧佐出身贫寒，处世小心谨慎，十分通晓吏治，熟悉法律，因是外戚而被任用，很快就地位显赫，他贪恋恩宠，被世人所鄙视。

这个时候在位的是仁宗的皇后曹氏，曹氏是宋朝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是一个胸怀宽广而遇事又刚明果断的皇后，而张贵妃就差的多了。庆历九年（1049），发生了“华盖事件”。张贵妃出游，想使用皇后仪仗。仁宗让她自己去找皇后借，曹皇后当时同意了。张贵妃很高兴，回去告诉了仁宗。但是冷静下来的仁宗却说：“国家的礼仪章法，上下是有秩序的，你用皇后的仪仗出游，朝廷会非议的。”张贵妃听后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

当时的谏官对于外戚出身的人担任中央职务非常忌惮，坚持要外放张尧佐为节度使（宋朝节度使和唐朝可不一样，基本没有多少实权）。有一次，包拯要拿掉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理由是他非常平庸。但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同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七名言官与仁宗争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

唐介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粗官指武官。是沿用唐代说法，唐代重内轻外，凡不历台省便出任节镇者，皆称粗官。

皇祐三年（1051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个言官，可以纠百官之失。宋代言官还握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弹事”，哪怕是对于没有掌握真凭实据的事情，也可以进行弹劾。张尧佐因侄女张贵妃的关系，一步登天，拟升任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极力反对，又请中丞王举正同百官一起讨论，结果剥夺了张尧佐两个官职。

张贵妃出身寒微，在宫中难免受人歧视，于是总盘算着拉自己娘家人一把。张贵妃的父亲和兄弟都不够争气，或者早丧，或者无能，只有伯父张尧佐还算争气，虽然关系疏远了一点，但毕竟是娘家人。张尧佐担任地方官多年，名声还不错，被顺利调到中央。可是担任什么官职好呢？张贵妃看中了“宣徽使”一职。这是皇城各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的大总管，权力极大，油水多多，一般都是由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兼任。

可是，张贵妃枕头风吹了很多遍，宋仁宗总是迟迟没有动作。张贵妃每天都哭哭啼啼，宋仁宗招架不住，答应试一试。一天，将上朝，张贵妃送至殿门，抚着皇帝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说：“得了得了。”按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要委重任于一个进士出身、经历过多岗位锻炼的官员，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宋代就有规矩，凡重要的人事任免，即便是皇帝推荐的，也必须在殿前同大臣们讨论，征得他们绝大多数同意方可任命。于是，皇帝通过一定的酝酿与推荐程序，在某日朝会上，抛出了张尧佐出任宣徽使的任命方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竟然被一群朝臣给否决了。任命书下达，唐介、包拯等七人一致反对。唐介说，张尧佐好比唐代的杨国忠，皇上亲信外戚有可能导致安史之乱一样的危险。包拯也“反复数百言，言吐愤激，唾溅帝面”。得知自己的伯父提拔不成，张贵妃找宋仁宗撒娇，宋仁宗生气地说，“你不知道当时包拯有多激动呢，他争辩的时候口水都溅到了我的脸上。”面对气急败坏的宋仁宗，张贵妃无可奈何，很久都不再提给家人封官的事情了。

第二年，张尧佐又被任用为河阳知府，唐介对百官说：“皇上是想封他宣徽使，而以河阳知府为名，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然而百官都明哲保身，只有唐介出面坚决反对。仁宗说：“任职令是中书省下的。”唐介于是弹劾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在成都时曾以灯笼锦缎贿赂宦官，在皇宫寻找内应，才谋得相位。现在又重用张尧佐，显然是想勾结得更紧。建议皇帝撤掉文彦博，任用富弼为相。张贵妃身为大宋帝国的第二夫人，自然少不了人来巴结。出身名门、位高权重的名臣文彦博也未能免俗。张贵妃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早年相识，文彦博想借张贵妃之力拜相，就费尽心思把灯笼锦献给张贵妃。张贵妃大喜，做成一件华丽的礼服，并在上元节宫廷大宴时穿上，一时光彩照人，艳惊四座。皇帝问：“这是哪来的？”张贵妃说：“昨天要成都文彦博织了送来的，他与臣妾的父亲是好朋友。但是我哪里能吩咐他？文彦博是送给陛下的。”宋仁宗笑逐颜开，从此特别关注文彦博。彦博从成都回到京城，不久就任参知政事。当时有人作讽刺诗：“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唐介听说宰相文彦博巴结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便以“阴结贵妃，专权任私”为由弹劾文彦博。

文彦博何许人也？司马光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文彦博比司马光年长十几岁，因灌水浮球而“成名”，时间自然更早。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达50年，享高寿九十又二，是历史上罕见的“四朝元老”。史书称他“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与严峻刚直的包拯相比，文彦博处世更加圆滑，进退有度，很少树敌，深受朝野倚重。作为政坛“不倒翁”，他处世秘诀是不得罪人。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唐介就敢于检举揭发。

唐介向宋仁宗当面揭发文彦博，说他当年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走夫人路线”，强烈要求文彦博下课。众目睽睽之下，唐介历数文彦博的不是，这既是弹劾文彦博，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尤其是一句“因贵妃而得执政”，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拒绝看他的奏章，威胁要贬唐介到偏远的地方去。唐介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说：“臣忠义愤激，鼎镬不避，何惧贬官？”当时文彦博在旁，唐介指责：“你坦率承认有这回事吗？皇上面前不得有丝毫隐瞒。”彦博面红耳赤，不停地谢罪。仁宗更加恼怒，愤愤地说：“发表意见是你的职责。至于说文彦博是通过我的嫔妃才得到宰相职位的，岂有此理？启用宰相，嫔妃岂得干预？”最初和包拯等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谏官吴奎一看事情搞复杂了，战火烧到了素来比较和善的文彦博那里，搞不好伤了政府部门和监察系统的和气，对今后的工作大大不利，于是出来拉架，当和事佬。唐介又批评谏官吴奎脚踩两只船，措词严厉。

这时，枢密副使梁适喝斥唐介，让他下殿。修起居注的蔡襄则上前为他解围。结果，仁宗把他降级为春州别驾（今广东阳江市）。中丞王举正认为这个处罚太重了，仁宗醒悟过来，第二天又改派他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文彦博被罢相，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吴奎也贬到地方去了。仁宗怕唐介死在路上，自己背上伤害耿直大臣的恶名，就派中使护送他。梅尧臣、李师中都作诗热情地赞美他，从此他刚正耿直嫉恶如仇的美名轰动天下，士大夫们谈论“真御史”时，都称“唐子方”，而不敢直呼其名。

（三）直声动天下，美名垂青史

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唐介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别驾，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偏远小市的副市长。唐介离开京城开封，由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渡淮河，双沟是淮河与洪泽湖环抱的千年古镇，也是名酒双沟大曲的原产地。他心潮澎湃，留下一首诗：“圣宋非狂徒（圣明的宋朝容不下我这样的人），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言，今日任风波。舟楫颠危甚，鱼龙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唐介“鼎镬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们。唐介因此获得了“真御史”的雅号，不但没有因贬谪毁誉，反而声名鹊起。唐介远谪之际，他们纷纷写诗送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有几首诗最为著名，不仅轰动士林，而且广为流传。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尧臣写的，当时，他与欧阳修齐名，并称为“欧梅”。在唐介遭到贬谪之时，他感愤之下，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长诗《书窜》，不但在诗中声援唐介，而且把文彦博结交贵妃的行径，大大谴责了一番，其言语之直白，态度之鲜明，当时诗作中少见。梅尧臣此诗因为涉及朝政得失，不敢示人。后来欧阳修为他编辑文集，为了避嫌，又删去此诗，所以后人很少知道。

有个叫仲讷的大臣也赠诗一首《送唐御史》：力犯雷霆众共危，远投魑魅独为宜。忠州学业真无负，高庙神灵固有知。自倚圣明容直道，未甘憔悴死荒陲。满朝卿相多公议，莫把文章作楚辞。

这首诗赞扬唐介继承了白居易（白居易曾为忠州刺史，现重庆的忠县）犯言直谏的刚烈精神，下句安慰此行不会有性命之虞，因为宋太祖曾立誓不杀士大夫。含蓄地批评仁宗不明是非，不能包容忠直之士，同时勉励唐介振作精神，说满朝文武都支持他，不必像屈原那样怨愤不平。

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作《送唐子方之贬所》，诗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给予唐介极高的评价，成为士大夫竞相传阅的佳作。唐子方起初弹劾张尧佐，吴奎与谏官皆上疏。后来弹文彦博，他则畏缩不前，“厚颜”之句，就是讽刺吴奎的。

嘉祐元年（1056），侍御史吴中复向仁宗说：“唐介不应该长期担任地方官，应当调回中央任谏官。”文彦博重当宰相后，也对仁宗说：“唐介从前对我的批评，确实很针对我的缺点，对他的处分太重了。希望您能采纳吴中复的意见。”这种胸襟和气度，可不是一般人能具有的。宋仁宗于是调唐介任工部员外郎、河东转运使。一个曾弄得皇帝下不了台的贬臣，居然在不到两年工夫，不仅调回朝廷，还升了官职，这种事例自古以来确实很少。这其中除体现了仁宗帝“优容言事之臣”的君子风范外，文彦博的荐举功不可没！

治平元年（1064年），唐介又被召任御史中丞。英宗说：“你在先朝有敢于直言的声望，因此我才任用你，而不是听了别人的意见。”唐介说：“我没有什么功劳，陛下您把我说得太好了，我愿意尽忠尽力。自古以来想求得天下大治的君主，也不一定要找到超越世俗的谋略，重要的是顺乎人心罢了。祖宗留下来的恩德和功业就在眼前，望您能把已经成就的功业当作镜子，那么天下人就有福了。”第二年，唐介凭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太原知府。太原是北宋与西夏的边境。西夏是北宋中后期由西北少数民族羌族首领李继迁建立的国家。到李元昊之时，西夏国力正强，和北宋进行了将近100年的战争。最终双方订立盟约，西夏名义上向宋称臣，其实是个独立王国，却可以得到宋每年大笔的岁币，此后矛盾摩擦依旧不断。西夏常常骚扰代州边境，在边境筑了许多堡垒。唐介派兵把它们全部拆掉了，并发文告对西夏晓以利害，于是西夏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1067年，宋神宗即位，召唐介还朝廷，任命为三司使，掌管盐铁、户部、度支，统筹国家财政。熙宁元年（1068年），拜为参知政事。神宗想启用王安石为相，唐介极力反对，说王安石难当大任。神宗说：“王安石的文学才气不够吗？政治能力不够吗？经术不够吗？”唐介回答说：“王安石虽然有学问，但泥古不化，会读书不会活用，因而迂腐顽固，若让他执掌政事，必然会剧烈地动荡。”散朝后又对曾公亮说：“如果王安石真的受重用，天下必然受害，你们应该明了这一点。”中书省曾呈送拟任官员表，几天无法决定，皇帝说：“可以请王安石最后裁定。”唐介说：“您以为王安石可以重用，重用就是了，岂能让中书省把政事交给一个翰林学士来决断？近来听说您常让某事请王安石决定，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行，既然这样，宰相等官还有什么用？我请求罢官。”宋神宗偏袒王安石是人所共知的。唐与王的矛盾不是意气之争，也没有忠奸之分，而是政见不同，这点应该明白。王的偏执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时就被称为“拗相公”。

唐介多次同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辞夺理，而神宗又偏袒他，唐介不胜羞愤。唐介为人淳朴豪爽，以敢讲真话而为人所惧。每次言官空缺，朝野都希望唐介能补任，以便看他发挥才干。神宗称他是先帝遗留给他的忠臣，因而很重用他。但他直接管政事之后，正应大展所长，却受王安石阻扰，少有建树，名声反而不如他担任谏官、御史时。

唐介病重时，神宗问起他的病情就哭。熙宁二年（1069）唐介病逝，终年60岁。神宗亲往他的家里吊唁，因为画师所画的遗像不太准确，神宗还拿出皇宫中收藏的画像赐给他的家人。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谥号“质肃”，意思是“公正不阿，刚而能断”。他有五个儿子：淑问、义问、待问、嘉问、之问。陆游的曾外祖父（母亲的祖父）就是唐之问。

嘉靖《荆州府志》卷三载：“唐介墓，在城西十五里龙山，宋参政太师楚国公介之墓。神宗朝，王安石行新法，公争之不能，得疽发背，卒葬于此。刘挚撰碑。”

唐介死后，宰相王珪为他作墓志铭，详细地记载：“公讳介，字子方，其先晋昌人，唐末避乱于余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为江陵人。”“（熙宁）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龙山之东原。”但现在荆州唐墓不存在了。而全国有多处唐介墓，仅广西就有三处，广西兴安县高尚镇江东村大宜山唐介墓刻着：“故中丞御史三司宰相唐公讳介字子方墓”！碑文说：“兴、全嫡脉，乃介公数次奉旨巡视岭南，执家道经全义县即兴安县，见其山川秀丽，民风淳朴，甚喜之，遂派第六子之问公孙绍陵公居于兴安县南大宜山”。原来，这不是唐介真正的葬身处，而是他的孙子唐绍陵的后人为唐介建的一座衣冠冢（纪念性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