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纯臣陶侃：陶侃的清贫与母爱

陶侃，字士行，出生于259年，那时还是魏代，晋灭吴那年陶侃20岁，当时西晋立国已经十三年。西晋的统一是低质量的，危机四伏。士族门阀阶层获得了重大政治权势。司马氏夺权的丑恶对士大夫的信仰是个极大打击。统治集团来自曹魏的官僚贵族腐败贪婪、奢侈糜烂构成西晋的特色。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陶侃能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爱护百姓，成为一代名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一）贤母之子

1.截发宴宾

陶侃祖籍鄱阳郡，晋灭吴之后，陶家迁居庐江郡的浔阳（今九江的都昌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有一支杂处五溪之内，故称傒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傒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风俗习惯与中原人不一样。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炫耀，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和压抑。像陶侃这样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晋代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科举制度，而是九品中正制。九品是指官员的等级，负责推荐人才的人就叫中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制度还是挖掘了很多人才，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正任人唯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说当官的没有出生卑微的。即使有才能的人，倘若没人举荐也很难有发展。要想找工作，尤其是进入管理层，除了有才，还得有身份的人替你说话，推荐你，替你在社会上建立一个好的口碑。

陶侃一直在等机会。这个机会有一天终于来了，某一年的冬天，正值大雪。好友范逵被乡里推荐，做了孝廉，外出参加工作。临行前写信辞别陶侃：“老同学，我想到你家玩一天，咱们好好聊一聊。”这让陶侃又是高兴，又是着急。要尽地主之谊，为他饯行啊。

可是陶家一贫如洗，穷到什么地步？史书上说“室如悬磬”，大家在博物馆见过编磬，是一种打击乐器，曲尺形，挂在架子上空空荡荡，这是形容陶家家徒四壁，一无长物，小偷到他家都是流着泪走的。怎么办呢？陶妈妈安慰他说：“你只管请客吧，我自有办法”。陶侃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当初是嫁给陶侃的父亲陶丹做妾的。陶家非常贫苦，湛氏每天纺纱织布，这样的赚了钱来补贴家用。他教陶侃要结交比自己强的朋友，然后可以增长学问和见识。家里虽然贫苦，可是客人来了，很舍得款待，一点儿没有厌恶之心。

陶妈妈急中生智，为这一顿晚餐动用了自身的宝贵资源，剪下秀发，编成两个假发套，卖了个好价钱，换来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从房子的柱子上削下一点木头作柴烧；把草垫子铡了给客人喂马。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陶妈妈在经营这顿晚餐中显示出来的智慧，以及这种经营理念、经营方法对陶侃日后创业起到指导作用。陶侃后来担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做官的名声很好，这和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因此陶母与孟母、岳母、欧母齐名，被誉为中国“四大贤母”之一。

话说两人觥筹交错，尽欢而散。范逵同学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有点过意不去，临别时就问他：“陶兄，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说，难道不想去州郡谋个一官半职吗？”陶侃喜出望外，急忙回答：“怎么不想，可是没有人引荐啊。”范逵一拍胸脯说：“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你就在家等着好消息吧！”

范逵没有食言，他在庐江（安徽舒城）太守面前极力赞美陶侃。庐江太守召陶侃为郡督邮兼任枞阳县令。他在任上以有才能而著名，又迁任主簿。后来被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2.封坛退鲊

陶侃是个孝子，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衙门也有食堂，厨师腌了一些鱼，多得吃不完，有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坛子鲊，就是腌好的咸鱼，托人送给母亲。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本应清正廉洁，却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这样做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今天送我一坛鱼，难保日后不贪占公家的钱财。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吃，你要不退回去就不是我儿子。”陶侃羞愧难当，赶紧派人送回。这件事使他受到很深的教育，从此经常反省自己，克勤克俭，一心为民，成了一位品德高尚、受黎民百姓爱戴的好官。史书上说，有人送礼时，陶侃一定要问清楚何处得来的。如果是劳动所得，或亲手制作的小礼物，如生日贺卡之类，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他也很高兴，并加倍赏赐；如果是来历不明或非法所得，则严厉责备并退回原物。

陶母退鱼之所以传为千古佳话，可贵之处，就在于陶母这个关口把得好。假如陶母当初收下咸鱼，沉醉在“儿子当官，全家得福”的欢乐之中，那么，虽然美味佳肴，乃至金银财宝会源源而来，但历史上就不会有陶侃这样一个清官了。

3.克己限酒

陶侃每次饮酒有定量，常常是大家都还没有尽兴，他的限量已经达到了。有一次，陶侃宴请殷浩、庾翼等几个名士。席间，殷浩举杯说道：“将军，您最近平定了郭默的叛乱，立下了大功，请让我敬您一杯！”陶侃痛快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庾翼也举起杯来，说道：“将军，若论战功，您上次平定苏峻的叛乱，功劳更大，请让我也敬您一杯！”这杯酒陶侃却谢绝了：“先生，对不起，我今天已经足量了，不能再喝了！”见此情景，庾翼不悦，殷浩便附和着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该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我看得出您是海量！”想不到这时陶侃却神情凄凉，沉默良久，才哽咽着说：“实在对不起，不瞒二位先生，我年轻时候曾经因酒误事，家母生前多次告诫我节制饮酒。所以我曾向他保证，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遗教。”

原来，有一次，县衙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垂泪，一边责备他说：“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羞愧难当，向母亲保证：从此严以律己，饮酒不过三杯。后来，李瀚就是根据《晋书》上的这段故事，归纳为“陶侃限酒”，写进了儿童教科书《蒙求》。

（二）戡乱名将

1.不徇私情

西晋末年，陕北、甘肃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纷纷流浪到四川、陕西南部地区谋生，史书上称作流民。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事。朝廷调集荆州的部队开赴益州（四川）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兵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强迫，于是揭竿而起，反抗朝廷。太安二年（303）义阳蛮族首领张昌聚众在安陆作乱，不愿远征的青壮年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一个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刘弘上任，就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刘弘是安徽睢溪人，治理荆州颇有政绩，深得人民爱戴。刘弘的赏识提拔对陶侃起了很大作用，为他在政坛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机遇。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的军队却在宛（河南南阳）为张昌打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连获胜，终于将这次叛乱平息下去。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我过去担任羊祜的军事参谋，羊公说我日后一定能到他的地位。今天看到你，将来也一定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灭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为年老，难以继承羊祜的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张昌平定，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但是只维持了两年又爆发了陈敏之乱。

陈敏是庐江人，有一定的才能，曾经建议水运江淮米谷以济北方之困，后任广陵度支（掌管征调钱粮，水陆运输），掌握一支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押运部队。在平定张昌之乱中有功，升任广陵相。他见晋室衰微，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有割据江东之志”。永兴二年（305），陈敏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占据扬州，自封扬州刺史，并派他的弟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都鄂州，改名武昌），很显然，陈敏是想仿效孙权，企图割据江东，自立为王。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是同乡，又同年开始做官，即使在今天，有这两层关系也是很铁的。因此有人怀疑陶侃会心慈手软，甚至与陈敏同流合污。有个叫扈瑰的人在刘弘面前挑拨说：“陶侃与陈敏有同乡之谊，他如今在大郡任太守，辖区范围广，兵强马壮，倘若他有异心，我们荆州就失去东边的屏障了。”关键时刻，他的老领导刘弘再次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回答说：“陶侃忠诚正直，他的品行我早已了解，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陶侃为了打消刘弘的疑虑，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刘弘那里做人质，来争取刘弘对他的信任，刘弘却将两个小伙子送回江夏。说：“你叔叔要出去打仗，而你奶奶年事已高，你们应该回去照顾老人。村夫野老互相交往都不会背信弃义，何况大丈夫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尽心尽力，于是与陈恢决战，把他打败。陶侃面对老同乡，昔日的同僚犯上作乱，他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不徇私情，充分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纯臣作风。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乡巴佬”，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

2.能上能下

陶侃身经百战，但并不是常胜将军，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敌我实力此消彼长，他也有过失误，甚至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命悬一线。

永嘉五年（311）六月，匈奴刘曜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史称永嘉之祸。中原无主，天下大乱，只有江东偏安，中原人士纷纷南渡江东。司马睿趁机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军队所占据。

杜弢是成都人，因四川发生战乱，逃到南平（湖北省公安县）避乱，后来得到南平太守应詹器重，委以澧陵（今湖南澧县）县令一职。当时巴蜀避难于荆湘（今湖北与湖南交界地区）间者多达数万家，遭到当地土著居民排挤和歧视，结下仇恨。这些流民于是拥戴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领湘州刺史。

陶侃时任武昌太守，王敦就派他围剿杜弢。王敦是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他出身琅琊王氏，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东晋的经济、军事重心在荆、扬二州，王敦为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

建兴元年（313），荆州刺史周被杜弢围困在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派兵解围，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就命令陶侃接替周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告捷，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正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展鸿图时，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陶侃，陶兵大败。

陶侃的旗舰也被叛军钩住，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他的卫士拼死驾来一条小船，“将军，快往下跳！”他跳上小船才得以死里逃生。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平息动乱，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白衣”不是白色的衣服，在魏晋时代是官职之名。“白衣领取”实是对官员的一种降级而不停职的惩罚，就是降到“白衣”这一级。

陶侃没有因为一次战败而一蹶不振垂头丧气，也没有因为降职处罚而心怀不满。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整军经武，卷土重来。建兴三年（315）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收复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动乱终于被陶侃平息。

3.顾全大局

晋元帝司马睿初镇建康时，没有威望，江南士族以至平民都无人理会他，王导与王敦则为他树立威望，建立起在南方较安定地方的一个朝廷。王导主掌政策事务，而王敦则掌握军事力量，对东晋建立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人们称“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东晋建立后，司马睿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势力，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这使王敦十分愤怒。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等人，并在武昌（鄂州）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企图篡夺王位，但晋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也已经患病，面对晋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也在战事期间病死。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帝、明帝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然表示支持朝廷，并没有实际介入，更没有在灭王敦过程中立下大功。陶侃出镇荆州，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当时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因晋朝的疆域全在长江以南，当时的荆州是国家的副中心，地位非常重要，荆州打个喷嚏，整个晋国会感冒。

咸和二年（327）十月，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自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且握有强兵，日益骄横，屡抗朝命。中书令庾亮的妹妹庾文君是晋明帝司马绍的皇后。她不听朝官劝阻，以苏峻终为祸乱为由，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入朝，想剥夺他的兵权。苏峻老奸巨猾，岂能轻易上钩？他索性撕破脸，先发制人，以讨伐庾亮为名，明火执仗地兴兵反叛朝廷，还杀了陶侃的儿子陶瞻。晋成帝命令庾亮出兵阻击苏峻。

庾亮的密友、忠于朝廷的江州刺史温峤准备从江州（今九江）率军东下，解建康之围。庾亮唯恐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陶侃乘虚而入，因此坚决不同意温峤东进保卫建康的军事行动，并写信给温峤说：“我担心西部边陲（时陶侃任征西将军，镇守荆州，在建康西面）过于历阳（时苏峻任历阳内史），足下无过雷池一步。”意思是严令温峤守住江州，主力部队只能放在江州的西界的雷池，不要过雷池而东进，以免因小失大。这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典故的由来。从此，地处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雷池就名扬天下了。

苏峻叛军攻陷建康台城（皇宫所在地），纵兵烧杀抢掠，控制朝政。温峤写信给陶侃，请求他发兵勤王。勤王，指君王有难，而臣子起兵救驾。

明帝临死时，没有召见陶侃嘱托后事，叫作“不预顾命”。顾命，就是天子的遗诏。陶侃一直怀疑是庾亮做了手脚。后庾亮修筑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回信给温峤说：“我是疆场外作战的将领，不敢超越职权范围。”

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求救。陶侃说：“先帝的遗诏并没有涉及我。再说苏峻作乱，事端都是由庾家的人挑起的，就是杀了庾家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这时庾亮正在温峤的船后，听见这些话，既担心，又害怕，无计可施。有一天，温峤劝庾亮去见一见陶侃，庾亮很犹豫，不敢去。温峤说：“那家伙我很了解，你只管去见他，一定不会出什么事的。”庾亮听从温峤建议，硬着头皮去拜访陶侃。

庾亮本是名满天下的大名士，屈膝一拜，使陶侃既惊奇又感动，连忙上前扶起他来，说：“大名鼎鼎的庾亮怎么拜我一介武夫陶侃，怎么担当得起呢。”庾亮赔礼道歉，降低姿态，引咎自责。陶侃于是尽释前嫌，半开玩笑地说：“您当初修筑石头城是要对付我的，想不到今天会来求我吧。”于是设宴款待庾亮，隔阂逐渐消除，气氛开始趋于融洽。温峤又写信以杀子之仇来激他，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讨伐，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战船，连儿子陶瞻的丧事也来不及办，就昼夜兼程向前进发。这是他自平息张昌、杜弢之后第三次平叛。

大敌当前，两位国家重臣捐弃前嫌，共济时艰，为了国家利益而不计较私人恩怨，体现了陶侃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和庾亮知错就改、爽直磊落的可贵精神。

咸和四年（329年），陶侃以江陵离首都建康（南京）太远，因此把治所迁到湖南岳阳，因为岳阳离南京更近。

（三）社稷纯臣

1.勤政爱民

陶侃非常重视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史称“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勤于耕种，部队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也帮助农业生产。

王敦之乱后，荆州闹饥荒，陶侃上任后，为了稳定经济，秋天丰收之后，把农民的米买进，在荒年饥荒的时候再减价卖出，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他爱民如子，“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把百姓冷暖时刻挂在心头，有人受冻，就给他们衣服；有人挨饿，就给他们食物。人们互相庆贺，好似披着棉衣，因受到他的抚慰而感到温暖。

他还注意妥善处理与境内少数民族的关系，曾在郡城东边开外贸市场，与少数民族互通有无，既发展了商业经济，又增加了地方财力，同时改善了民族关系。

这些措施，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实力的需要，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因此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南陵是荆州刺史辖区的东界，白帝是荆州的西界，大致相当于从江西九江到重庆奉节这一带。

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夸大，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那么陶侃在荆州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怎样做到路不拾遗的呢，这与他为官做人的高尚品德是分不开的。

陶侃生性聪慧敏捷，为人热情周到，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整天严肃端坐。当时天下纷扰，公务繁杂，他处理得井井有条，没有遗漏。四方所来书信公文，他都亲笔回信批示，办事干净利落，从不拖延积压。从穷乡僻壤来上访的人，他总是热情接待，绝不把别人拒之门外，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

2.多谋善断

早年他任武昌太守时，当时天下饥荒，很多盗贼经常拦截长江上船只抢劫。陶侃令部下诸将假扮商船引诱山贼，山贼果然前来，活捉了数人，结果审问，得知原来他们是西阳王（治所在今湖北黄冈东）司马羕的部下。陶侃派兵逼着司马羕交出盗贼，自己带兵在钓台列阵以为后继。司马羕只好把帐下二十人绑送出来，陶侃将他们斩杀，从此水陆交通安全畅通。逃亡的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回到家乡，络绎不绝，陶侃又下令发放安家补助。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多谋善断，同时执法如山，不畏强暴。

陶侃驻武昌（鄂州）时，不少人主张在长江以北的邾城（鄂州对岸的黄冈西北）驻兵镇守。陶侃每此次都不理睬，他们就不停地劝说，陶侃于是领大家渡过长江实地勘察。陶侃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于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来的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派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将军毛宝等突围投江溺死。庾亮听说邾城沦陷，停止北伐，上表谢罪，自贬三等。

3.明察秋毫

陶侃勤于调查访问，人们把他比作西汉的京兆尹赵广汉。赵广汉精于吏职，善于调查研究，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在鄂州种植柳树，有一次出去巡察，发现官员夏施门前的柳树似曾相识，当即下车仔细察看。

原来，这个夏施贪小便宜，把政府绿化的树苗据为己有，种在自己门前。他没想到首长如此明察秋毫，居然记得这些树原来栽在哪里。这件事影响很大，唐代诗人钱起在《晚泊武昌》诗中写道：“晚泊武昌岸，津亭疏柳风。数株曾手植，好事忆陶公。”陶侃的曾孙陶渊明自然知道曾祖父这些事情，他写过《五柳先生传》，种柳一事可能与此有关。

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闲汉拿一把还没有成熟的稻谷穗子，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闲着没事就随手揪一把来玩玩而已。”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吃饱了撑的？不知稼穑艰难，我要让你好好记住这件事。”陶侃命令抓住他痛打一顿，从此当地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

（四）修身典范

1.勤俭节约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陶侃在荆州担任刺史时，曾经下令将制作木船时遗留的锯木屑、竹钉全部收集保存起来，多少不限，大家都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某一年正月初一在大厅聚会，可能类似于团拜吧。大家高高兴兴穿上新衣服互相拜年。由于人多，衙门里容不下，有一部分人得待在露天的院子里。可院子里刚刚雪过天晴，地面全是融雪的水，一片烂泥地，没法待。正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陶侃命令将平时储存的锯木屑倒在地上，木屑吸收水分，地面变干燥，于是问题解决了。

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又以陶侃所储存的竹头做钉子造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还有另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勤俭节约的精神。苏峻叛乱时，庾亮向南撤退，这时陶侃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庾亮从建康去见他，因浔阳在建康西南，所以说“南奔”。陶侃生性节俭惜物，开饭时，招待他的有一盘凉菜——薤，薤是我国南方特有食物，北方人一般不吃，我们荆州叫作藠子。庾亮随即留下薤的根。陶公问他：“留下这东西做什么？”庾亮回答说：“留下根须，还可以再种。”庾亮明白，在陶侃面前表现一把务实和勤俭，一定可以博得主人的欢心。这说明陶侃端上的是生的藠头，连盐醋腌渍都省了，因为腌了的藠子是不能种的。

于是陶侃感慨不已，称赞他不仅有超凡的气度，同时也有节俭务实的内在美。这虽然是庾亮故作姿态以讨好陶侃，但也表现出陶侃以节俭评价人物的个性。

2.励志惜时

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但受王敦排挤，派他到广州当刺史。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在广州无事可做，非常清闲，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放纵自己贪图安逸享受。而是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甓）从书房里搬到房外；到了晚上，再把砖搬回屋内。人们很奇怪，老领导这是怎么了，有这样锻炼身体的吗？便问他原因。

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如果过于安逸闲散致使意志消沉，恐怕将来不能成就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陶侃后来回到荆州，荆州百姓高兴地互相庆贺。在荆州他尽管公务繁忙，可仍然坚持搬砖，以此磨炼自己的意志，后人称他为“运甓翁”。

作为一名武将，陶侃却非常注重加强自我修养，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我们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耽于享乐醉生梦死？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有贡献，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了自己啊！”陶侃的后裔陶澍真正弘扬了陶侃的惜阴精神，清道光十八年（1858年）在南京清凉山麓建了一座惜阴书院，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南京八大书院之一。

陶渊明《杂诗》第五首中写道：“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这里的“古人”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说古代的先贤珍惜时光，时时不忘发愤图强，警戒自己要珍惜寸阴，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曾祖父的怀念及赞美。

魏晋时期，崇尚清谈，士大夫整天挥动白玉麈尾，饮酒焚香，以反复辩论佛老等玄理为时尚，显出自己的卓越不凡与超尘脱俗；而认为处理世俗之政务，辛苦操劳，那是最下一等人才去做的事情，而对于胡人的日益强盛也不放在心上，导致清谈误国。而且服毒品五石散，服了之后浑身燥热，皮肤溃烂，因此不能洗澡梳头，穿衣也要宽衣博袖，嵇康“头常一月十五日不洗”，这就是名士风度。还要暴走以散发药性，这就是散步的由来。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此有深刻剖析。《世说新语》对这些上层贵族们匪夷所思的举止有详细记载。陶侃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说：“《老子》、《庄子》内容浮华，讲的不是先王合乎礼法的言论，不能那么做。君子应当衣冠严整，要有威仪，怎么能用蓬头垢面来沽名钓誉并自认为前途远大呢？”不尚空谈，推崇实干，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作风，在清谈盛行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

对聚众赌博的部下，他下令收缴他们的酒器和赌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并对这些人处以鞭打，还说：“赌博是赶猪放羊的奴仆的游戏，你们怎能玩物丧志！”

3.克己奉公

陶侃在母亲的教育下，临财不苟，一介不取。史书上记载，他打了胜仗，凡有缴获的战利品，都平均分给士卒，自己从不私藏。

面对盛名、面对荣誉，陶侃选择了另一条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的道路，那便是功成身退，告老还乡。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感觉病体难愈，不能再为国尽职，于是上表请求辞职，在辞职书中说：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慨兼怀，不能已已……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晋书·陶侃传》）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陶侃的那份尽心于国，老而弥笃之情。面对权利，他没有王敦、苏峻那样的野心，有的只是鞠躬尽瘁的忠心。建功立业是陶侃的理想，功成身退是他的愿望，当他位极人臣之时，他却拒绝了权势的诱惑，选择了告老归乡，所以说陶侃是超然于权势，是一代之纯臣，毫不为过。

陶侃晚年居住武昌，情系长沙。他曾多次打算告老还乡，回归封地长沙安度晚年，但因部属一再苦留而未能实现。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公示财产，登记造册，亲自交给专人保管，并派人将朝廷所授各种仪仗和印信全部奉送至京，后事则一一托付于右司马王愆期，然后才两袖清风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

第二天（六月乙卯，即公元334年7月30日），他从武昌（鄂州）上船准备回长沙自己的封地，船到樊溪，病情加重，溘然长逝，时年76岁。陶侃逝世，朝廷震悼，并依照他的遗嘱，把他的灵柩护送回长沙，葬在长沙城南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城南二十里处”就是长沙市雨花区的陶公山。

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文韬武略，内安外攘，“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晋书·陶侃传》）。作为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陶侃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封疆大吏，而且颇有治绩。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其内在的原因。以陶侃的雄才大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清廉自守，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自太宁三年（325）从广州调回荆州，到咸和九年（334）病逝，陶侃治理荆州达十年之久。正如刘弘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一样，陶侃也没有辜负刘弘的期望，他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和在荆州刺史任上的政绩也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