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从学者到太守，震撼荆楚文化

（一）杨震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

1.避祸改姓，高祖封侯

杨震（公元？—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弘农郡始设于西汉，隋朝末年被撤销。自古“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顾名思义，陕西的华阴，在华山之北、黄河南岸，是中原通往西北的必经之地。

杨震的始祖是春秋时期晋武公的儿子伯侨，他的后代在晋献公时被封为羊舌邑（在现在的山西省洪洞、沁县一带）大夫，世称羊舌大夫。公元前514年，晋国的六卿为了削弱晋宗室势力，联合攻灭了祁氏和羊舌氏，羊舌家族的幸存者逃到华山仙峪隐居下来。为了避祸，他们便以祖宗封地“杨”作为姓氏。杨姓家族便从这条小山沟中一脉相传，繁衍生息，发展到如今人数列全国第六位的望族。

杨震出身名门，八世祖杨喜，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因诛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他的高祖父杨敞，是汉昭帝刘弗陵时的丞相，封安平侯。杨敞的夫人司马氏，是历史学家司马迁之女。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立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贺为帝。刘贺登基27天，却干了1127件荒唐事，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秘密计划废黜他。计划制定后，派大司农田延年前去报告丞相杨敞。据《汉书·杨敞传》记载：杨敞闻讯，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田延年去“更衣”，就是去洗手间。杨夫人不愧是司马迁的女儿，很有胆识，处变不惊，急忙从厢房出来对他说：“你同意，霍光也要废了他，你不同意，也是废。如今他们计议已定，又派大司农来通知你是给你面子，一切应当听从大将军的吩咐！你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大将军，如果犹豫不决，站错了队，可就大祸临头了！我们一家老小都要跟着你遭殃！”杨敞这才如梦初醒，表态坚决支持霍光。

2.名门之后，家学渊源

杨敞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忠，袭父爵为安平侯。次子杨恽自幼好学，喜欢阅读外公的《史记》，并把它广为传播。汉宣帝时，他揭发霍光的子孙谋反有功，当上中郎将，被封为平通侯。杨恽为官正直，因与太仆戴长乐不和，被戴长乐揪了小辫子，检举他“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拿皇帝开玩笑，大逆不道。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来从轻发落，免为庶人，就是削职为民了。

后来，杨恽给朋友孙会宗写信发牢骚，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恰好遇到日食，日食在今人眼中，只是一种天文现象。在古代，却是一件关乎性命的预兆。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天象有反常变化，一定是帝王将相做了坏事。有人说这是杨恽不思悔改所致。他再次被捕入狱。廷尉逮捕他时，在他家中搜出《报孙会宗书》，汉宣帝看后大怒，把杨恽腰斩。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起文字狱，杨恽也成为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

杨忠的儿子杨谭也因他的叔叔杨恽牵连获罪，免为庶人。杨谭生杨宝，就是杨震的父亲。相传杨宝九岁时，在华山之北看到一只凶恶的大鸱鸮，就是类似猫头鹰的动物，咬伤了一只黄雀，后又被一堆蚂蚁团团围住，杨宝顿起恻隐之心，将黄雀带回家，放在巾箱（古人放头巾的小盒子）精心饲养，百日之后伤好了放飞。当夜，杨宝梦见一黄衣童子向他跪拜说：“我是西王母随身侍者，被你搭救，无以为报，特赠你白环四枚，让你的子孙位列三公，切记须子孙清白，有如此环，才能传承万世。”说完将玉环放下，转眼就不见了。杨宝惊醒后，果然看到四枚玉环放在枕边。在华山东侧的牛心峪，现在还有一处叫作放雀台的遗迹。这可能是后人虚构出来的故事，也可能是杨宝借梦说事，勉励子孙。

此后，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均如黄衣童子说的话一样官至三公，而且品德操守方面都非常的清白。这件事当时成为了传奇，因而使“衔环”报恩的神话流传至今。

杨宝因刻苦攻读欧阳生所传授讲解的《今文尚书》而成为当时名儒。《尚书》是记载上古三代典章制度的档案汇编，由孔子删定成书。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拉开了经学在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序幕。他崇奉五经，神化五经，使之变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政治权威的象征。符合经义的就是正确的，在奏疏中引经据典才有说服力，皇帝也乐于接受。退一步说，即使皇帝不满意，有了“经”这个护身符，也易于避祸免灾。

杨宝一生隐居乡村，开馆授徒，成为关西名儒。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位的时候，听说他名声很好，要徵聘他到朝廷做官，杨宝不愿当官，竟然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外边躲藏起来。在汉代，选官制度主要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是自下而上的荐举。征辟是自上而下选拔。徵，是皇帝徵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

东汉光武帝刘秀非常赞赏他的气节，也曾经派人徵辟他，他以年老多病为由，不应聘请，后来在家去世。杨宝的气节和学问无疑对杨震产生了重大影响。

3.关西孔子，学馆如市

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大约两三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因而由于父亲离世过早，家道衰落，他自幼生活贫寒，但少有大志，敏而好学，一面做农活，一面刻苦读书。当时，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非常盛行。今文经是相对古文经而言，指西汉学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传授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则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将一些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相继出土。杨震拜桓郁为师，深钻细研《欧阳尚书》。桓郁是当朝九卿之一的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选试博士，曾经为汉章帝和汉和帝讲授儒经，杨震既然拜他为师，那就和两朝皇帝都是师兄弟的关系了。家学渊源，加上自己好学深思、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明经博览，无不穷究”的态度，二十岁的杨震已经声誉鹊起，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达人，有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他当时家住华山脚下的牛心峪口，就利用其父授徒的学馆收徒传业。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因此，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学生多达2000余人。学馆如市，书声朗朗。当时牛心峪槐树很多，故当时人称牛心峪为“杨震槐市”。他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

据说，杨震的始祖伯侨在秦始皇焚书时，把家传的古书藏在湖县董社塬的一个山洞里，并规定非到子孙成名成家不得擅自取出。杨震既然已经学有所成，便踏上寻访家传古书的路。

后来，他从陕西进入河南，终于在董社塬找到这个藏书洞，于是他定居下来在这里校书、讲学，设馆授徒。如今，在河南灵宝市豫灵镇杨家村还有藏书洞、洗笔池等遗址，并建有杨公祠。

当时杨震被誉为活着的孔子，是举国公认的学术权威，儒生们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在独尊儒术的汉代，这可是了不起的尊称，西汉的董仲舒也没有获得这个称号。他的学问有多好呢？我们仅举一例，后面要讲到的一篇奏疏，全文仅348字，就引了五经中的十四个典故，可见他强烈的经学意识和深厚的经学功底。

杨震他治学授徒三十年，和他父亲一样，他并没有把学问当作敲门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就是说不理会地方官员对他的聘请和征召，“不好意思，我对当官不感兴趣。”

到杨震五十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一只鹳雀飞到他的讲台前，给他衔来三条鳣鱼。人们说：“老师，恭喜您，蛇和鳣鱼是卿大夫衣服的象征。三是表示三台的意思，老师您从此要高升了！”三台是星宿名，古代以星象预测人事，称三公（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台。三台专主文章、做官、吉庆之事。

（二）杨震的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

1.清正廉洁，坦荡无私

杨震学识渊博，声名远播，加上为人光明磊落，德才兼优，当时人称他“关西孔子”。声名大了，也就惊动了朝廷，就又有人来请他出山了。谁啊？这一回可是个东汉数得着的猛人——大将军邓骘。邓骘的爷爷，乃是东汉开国大将邓禹，字仲华，在云台二十八将排名第一。再说他姐姐，是执掌朝纲的邓太后邓绥。这位猛人出马，对杨震来说是给多大面子啊。

东汉的皇帝多不长寿，继位者多为幼帝，于是由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朝政。太后年轻，缺乏经验，外戚和宦官干政的祸乱常由此而生。其中，邓绥算是比较贤明的一位。她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是当时著名的才女，她的老师是曹大家（gū），也就是续写《汉书》的班昭、班固的妹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邓绥16岁进宫，21岁立为皇后。公元105年，27岁的汉和帝刘肇病死，幼子刘隆继位，出生仅一百多天，还不到2岁就夭折了，是为殇帝。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年幼的皇帝。106年，邓太后和他哥哥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刘祜为安帝，由于年少，邓绥仍临朝称制，直至41岁病死。她先后策立殇帝、安帝，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执政达十六年，称得上是“铁娘子”，可以说东汉殇帝、安帝两朝政权就掌握在邓骘、邓绥兄妹俩手中。正是大将军邓骘征辟杨震到幕府，并举荐他为茂才（即秀才，为避光武帝的名讳，“秀”改为“茂”）。

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亲自上门聘请，杨震无法拒绝。这样，在他五十岁时，这个已经名满天下的一代鸿儒，开始步入仕途。可以肯定，他出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完全碍于大将军的情面。因为他已到知天命之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原则促使他应聘。汉代谶纬之说盛行，相信“天人感应”，也许“鹳雀衔鳣”的征兆触发了杨震从政的念头；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值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邓绥以太后临朝称制，政治还算清明，因而杨震作了出山的选择。

五十岁是政治家的黄金时代，杨震作为学者型官员，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他先从最基层的县令做起，任河南襄城县令，后升任荆州刺史。汉代的荆州最初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监察区。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即13个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巡察所属郡国。其性质为监察官而非行政官，既无一定治所，也不干涉行政，只代表朝廷监督地方。刺史的品秩为六百石，只相当于中下级的县令，但他可以监督二千石的太守。位卑则无所顾忌，权重则能恪尽职守。刺史每年八月起巡察自己部内的郡国，年底回中央报告工作，只有监察权，没有处置权。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割断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这种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异体监督”。

但是东汉中期以后，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有委任官员、判决案件之权。至东汉晚期，州已经成为实际行政区，刺史已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

杨震任荆州当刺史时，荆州刺史部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个郡。大致范围是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和周边各省的一部分组成。在荆州刺史任上，他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当地百姓的好评和朝廷的赞赏。

刺史还有一个职责是为国家举荐人才。他曾经举荐茂才王密担任了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县令。

两年之后，就是永初六年（112）三月，杨震调任山东东莱太守（在今山东烟台、威海一带）。汉代太守地位很高，总揽一方的军政财权，可以自辟幕僚，有很大行政自主权，入朝可做九卿。从荆州到山东莱州赴任，必须经过山东昌邑，县令王密听说老首长路过昌邑，立刻装修了县衙最好的房子，准备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也没见到杨震一行出现。正在纳闷，有衙役来报，说杨震他们住到城外的驿馆了。

所谓驿馆，是古代官方开办的招待所，照规定来往官员和邮差都要在这里住宿。不过高级的官员都不会住在这里，用现代词儿来说，叫“星级不够”。他们通常都到条件好的县衙里住，这也是一种潜规则。王密了解自己这位恩师的脾气，既然他住到驿馆了，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不如另外想个法子表示心意。于是，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为了报答荐拔之恩，王密前去拜访恩师。久别重逢，他乡遇故知，当然有说不完的话，直至深夜还意犹未尽。这时，王密突然神秘兮兮地“嘘”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放在桌上说：“学生得恩师举荐，才有今天，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表示感谢，今天您来了，我也满足了一个心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老师，您收好。”杨震打开一看：黄灿灿的金元宝。

杨震立即正色说：“我认为我很了解你，可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我？你看错我老杨了，我不是这路人！”王密还没回过神来，大概是官场混久了，脑袋也迷糊了，很轻松地安慰说：“夜深人静，黑灯瞎火的，您老放心，这事没人知道。”杨震拍案而起，怒斥道：“老天爷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呢？”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掷地有声，震慑古今无数的贪官。

王密羞愧难当，赶紧收起金子灰溜溜地走了。

自律是自我规范与约束，“天知地知”实际上就是社会道德准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而确实存在于你我他的心中，这是俗话说的天地良心。孟子说“无羞耻之心非人也”。连做贼的人都知道偷盗是一件羞耻的事，是违反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的，否则，怎么会有做贼心虚的反应呢？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相反做了坏事，就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这就是良心起的作用。为官也好，做人也罢，不光是公开场合如何如何，更加重要的是在无人监督时能否自己管好自己，做到“慎独”。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既然“暮夜无知者”，这故事是怎么流传至今的呢？其实，王密是个清官，并非公款行贿。只是出于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想用自己的一点点俸禄，接济一下自己的恩师。杨震一尘不染的廉洁风范，深深触动了王密的灵魂深处。为了永记杨震的谆谆教导，他不顾“行贿”之羞，不顾世人嘲讽，在送走杨震后，用那送礼的十斤黄金，命工匠在昌邑建造了“四知台”，在公堂前左侧立了“杨震却金处”石碑以警策自己、激励后人。从此，杨震辞金的佳话，才广为传颂，流芳千古。

2.唯才是举，选贤任能

元初元年（114年）九月，杨震从东莱太守调任涿郡太守（今河北涿州市）。当时全国盗寇横行，而他所管辖的东莱、涿州等地的民情、局势却较为安定，很受辅政的邓太后和大将军邓骘的赏识，所以元初四年（117）六月提拔他为太仆，太仆是主管皇宫车马的官，权力不大，但可以接近权力中枢，经常和皇帝打交道。从地方到了中央，他实现了自己仕途的飞跃。太仆只是一个过渡，只做了半年。年底，他调迁为太常。太常是九卿之首，九卿主管九个大部，太常主管宗庙祭祀和选试博士，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祭祀与国防是同等重要的。太常寺实际上是文化、教育、礼仪、占卜等综合管理机构，职能多，权力大。

从地方调到中央任太常之后，杨震发现以前太常衙门的人员大多数不是依靠自己的学术能力进来的，而是依靠内部关系混进来的，太常衙门成了大臣们培植私党的地方。杨震上任后打破了这一陋习，亲自举荐通晓儒家经典的名士杨伦（这个杨伦与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等五人为“五经博士”，就是教授五经的学官，可以自己收学生，在太学讲学。太学大致类似现在的中央党校或社科院，是为朝廷培养储备后备干部的地方。东汉的太学高峰时期在校学生达三万人，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去讲课，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不过，太学只招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干部子女，是贵族学校，一般平民百姓子弟是进不去的。

他把杨伦从一般的儒生直接提升为博士，极大地弘扬了正气，还原了学术的求真务实之风，天下儒生对这一新举措无不交口称赞。杨伦后来成为汉顺帝时代的名臣，《后汉书》列入《儒林传》。这是杨震从地方到中央，不畏强权，力主改革的开始。也是他为实现改革朝廷弊政，树立清正廉洁之气的发端。

杨震被誉为“关西孔子”，桃李满天下，门生遍九州，无论学术水平还是学术成就都是举国公认，他的学术地位无可撼动，做太常这个职务可以说名至实归，也得心应手，所以他在太常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年，

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杨震又被邓太后提拔为司徒。西汉哀帝改丞相为司徒，与太尉、司空号称“三公”，掌管国家民政。这是他仕途的又一次飞跃，从此他进入了“三公”之列，是朝廷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使他站到了朝廷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延光二年（123年）十月，杨震担任太尉，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拥有征辟官员的特权。征辟，就是任命平民为官，即破格提拔。但杨震以公正闻名，对官员的选用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规则，坚持以德才为先的原则，绝不徇私枉法。不仅拒绝皇戚权臣的请托，而还严查奸臣的劣迹，收集证据，昭告天下，秉公执法。

杨震唯才是举还有一个例子。汉安帝刘祜的大舅子，就是阎皇后阎姬的哥哥，当时是掌管京师警卫治安和消防的执金吾阎显，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也来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信，要他在朝廷里安插更高级的职务，这几个人不学无术，杨震没有同意。但是掌管四方水土功课的司空刘授听说这两件事后，立刻抓住这个巴结皇亲国戚的好机会，他从中做好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把阎显所推荐的人突击提拔、委以重任。两相对比，可见刘授是趋炎附势，徇私枉法，而杨震为官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但这样一来，这些外戚、宦官就同杨震结了仇。

3.疾恶如仇，敢于直谏

公元121年，邓太后病逝，时年41岁。史书说她很节俭，但专权太久，“当家三年狗也嫌”，自然引起皇帝不满。27岁的汉安帝刘祜亲政，在压抑了十四年之后，终于抓住了梦寐以求的实权，可谓志得意满，扬眉吐气。封建社会的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尤其是小皇帝，幼年接触最多是两种人，一是宦官，一是乳母。皇帝也是人，对亲密接触者也会产生感情，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现象：皇帝的奶妈受宠和干政。刘祜的奶妈王圣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邓太后一死，王圣就向皇帝诬告说：“邓太后在世的时候，暗中与邓氏兄弟欲谋害陛下，另立平原王刘翼为君。”安帝正要收拾邓氏，只愁抓不到把柄。立刻传旨收捕邓氏，邓太后的哥哥邓骘等兄弟子侄七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但是宦官、外戚干政的局面并未结束。安帝沉湎于酒色，且在掖庭挑选了一位美女，封为贵人，非常宠爱，不到一年，便立即封她为皇后，而这个皇后就是阎姬。此后宦官们大权在握，形成与皇后兄阎显等人共同专权的局面。汉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杨震虽然暂时没有列入邓氏余党，但他是邓骘所举荐的官员，处境也十分危险，这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安帝亲政后表现昏庸，突出的是宠信保姆王圣及其女伯荣，亲近和重用宦官李闰、江京、樊丰，以及皇后阎姬的哥哥阎显、自己的舅舅耿宝等奸佞，这些人互相勾结，胡作非为，扰乱朝政。当时杨震先任司徒，后任太尉，但职位虽高，并无实权，诸事都得听命于真正掌握朝政的“内廷”，也就是宦官、外戚等皇帝身边的人。杨震虽没有实权，发言权还是有的。从120年杨震担任司徒到123年转升太尉，他曾经五次上疏切谏。这是杨震的职责所在，也是性格决定的。《后汉书·杨震传》详细记载了他的五次奏疏，那真是披肝沥胆，直言无忌，比后世有名的谏臣魏徵、海瑞毫不逊色。当然，他是寄希望于安帝的悔改。

当时，王圣母女骄横放纵，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就是说有出入皇宫的特权，从事串通贿赂的勾当，还闹“性丑闻”，影响极坏。于是，杨震就给安帝上书说：“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他说，王圣虽有“推燥居湿”，奉养皇上之功，但赏赐已经过多，而她贪得无厌，不知满足，还勾结宫外的人扰乱天下。疏中希望安帝驱逐王圣母女二人。安帝不仅听不进杨震的忠告，还将这份奏疏交给王圣母女看。这下可把杨震“卖”了，王圣和她妈妈恨得牙根子痒痒。安帝对杨震的建议不屑一顾的态度，无异是对王圣、伯荣母女违法乱政行为的默许和鼓励。她们从此对杨震恨之入骨。

西汉的韩婴在《韩诗外传》里说“卑不谋尊，疏不间亲”，意思是关系疏远者不介入关系亲近者的事，说白了人家互相信任，你拆散不了，反而弄巧成拙。所以杨震的奏章尽管有理有据，直切要害，但是皇帝不为所动。司徒与太尉、司空同为三公，在西汉时一度权重位高。到东汉时，尚书台的权力逐渐膨胀。尚书本是皇帝的秘书，传达诏令而已，至安帝时，选举诛赏，一切由尚书说了算，三公的实权所剩无几。杨震虽位居三公之首，位高却权轻，仅为顾问而已，得不到安帝信赖和支持，再好的建议，形同空文，苍白无力，但是杨震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忠贞爱国、愈挫愈勇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4.遵章守制，不畏权贵

在封建社会，皇帝尽可以玩弄法律于其股掌之上，但他们也有不得逾越的戒条，这就是所谓祖制。祖制一般是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代相沿的传统或曰成宪，二是先帝（多为开国皇帝）的诏令。对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说，能够制约其言行的，正是这类既可是法律又不必是法律的东西。作为祖制传下来的制度，是不能轻易变革的。但实际上历代帝王为其自身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有时对祖制加以变通以使其适合时代的需要。作为封建社会的忠臣，杨震是制度的维护者，并试图用祖制约束皇帝。

保姆王圣的女儿伯荣得意忘形，风流成性，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勾搭成奸，刘瑰趋炎附势，遂娶伯荣为妻。攀龙附凤，夫因妻贵，安帝因此而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靠着这种裙带关系，他官至侍中之职。侍中是皇帝的近侍，属内廷官员，位卑而权重。对此，杨震坚决反对，再次向安帝上书说：“在爵位的继承上，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别人篡夺爵位。臣见诏书封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承袭了刘护爵位为侯，而刘护的亲弟弟刘威如今还健在，为什么不让刘威袭位呢？臣闻天子只封有功之臣，诸侯靠德行获得爵位。现在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仅仅以娶乳母之女，一下就位至侍中，又得以封侯，这既不符合老祖宗定下的制度，又不合乎道义，以致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百姓迷惑不解。请陛下以史为鉴，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定人心，安天下。”对于杨震的再次忠谏，昏庸的安帝仍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鉴于杨震的声望，也许还为了笼络杨震，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安帝让他当了太尉，也就是“三公”之首，这是他仕途的顶点，也是终结点。这并不意味安帝有所改悔，他同时封王圣为野王君（野王是地名，在今河南沁阳县），让伯荣代他赴各地巡游考察，也就是公款旅游，连带搜刮百姓，聚敛钱财。所到之处，连当地的诸侯王也要迎送侍候。“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偫，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气焰十分嚣张。

延光二年（123年），汉安帝的舅父、官居大鸿胪（九卿之一，分管蛮夷事务）的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传达皇帝诏令和掌管文书的官员）宦官李闰的哥哥，想让其入朝做官，杨震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耿宝就亲自到杨震住处游说，一边开导，一边威胁他。

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朝廷想征召谁，就应该由尚书那里把皇帝的敕书送来，怎能让你来传达皇上的意思呢？”耿宝无言以对，愤恨而去。这人来头不小，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李闰的哥哥。按说既然这人有背景有人脉，杨震只要顺水推舟就是了，可他执意要按程序办，按制度办，先考察再录用，结果，这个人根本就不合格，杨震一点面子也没给，直接就把他除名了。这件事杨震坚持原则无可挑剔，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却给他埋下了隐患。前面说过，阎皇后之兄阎显也向杨震推荐亲信，同样碰了钉子。而时任司空的刘授善于投机，闻讯立即将此二人提拔了。

杨震拒绝耿宝、阎显的请托又得罪了另一股宦官、外戚当权势力，加上以前因上疏得罪安帝奶妈王圣和宦官樊丰的势力，他把朝廷上的奸臣全都惹恼了，成为他们徇私舞弊、结党营私的绊脚石。招致宦臣、外戚势力的联合陷害，使杨震在朝廷上日益孤立，处于十分危险境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退缩，没有明哲保身，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5.打击佞幸，节用爱民

延光年间，杨震任太尉时，安帝下令为奶妈王圣修建府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便从一旁推波助澜，弄得朝廷乌烟瘴气，不得安宁。为此，杨震又向安帝上书说：“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

“百姓不足，君谁与足”，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思想。皇帝的奶妈大盖楼堂馆所，除了贪图享受，爱慕虚荣之外，也可以从工程招标中得到好处，中饱私囊，这是他们大兴土木的另一个原因。

安帝对杨震接二连三的进谏置之不理。樊丰、谢恽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他们伪造诏书，调发国库的钱、粮库的谷物，征集工匠，砍伐树木，各自修建豪华楼堂馆所，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

地震是极其复杂的一种自然现象，即使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做到准确预测和预报，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则更加困难。古人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衡”所致，与人类特别是帝王的不作为有直接关系，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警告。见安帝屡谏不从，杨震只好借助“天人感应”之说来警告安帝，上奏疏说：我听老师说过：“地是阴气之精，应当安安静静地承受阳气。而现在发生地震，其原因就是阴气太盛所致。是皇上周围的宦官过分擅权干预政事的征兆。陛下身边那些亲幸小人，不与皇上同心同德，骄奢淫逸，超越礼法规则行事，广招工匠，大修宅第，卖弄权势，作威作福，致使天下百姓人人怨恨。现在，地震就发生在京城，恐怕是上天发怒吧。请陛下驱逐那些骄奢不法的小人，让那些蛊惑人心的传言停止传播，诚心诚意地接受天帝的警示告诫，不要再让那些小人再继续掌握实权，横行霸道了。”杨震前后所上奏章婉转诚恳，切中时弊，安帝对此一点也听不进去，而且产生了厌烦不满情绪，樊丰等人更是侧目而视，恨之入骨，但因杨震是当代名儒，威望很高，所以还不敢对他下手加害。

（三）杨震的结局与历史影响

1.查奸遭谮，含冤自尽

延光二年（123年），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有个名叫赵腾的人到宫门上书，借自然灾害批评朝政得失。安帝极为震怒，要求有关部门严查，最后得出了“赵腾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结论，要将他杀头示众。杨震又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呼吁安帝赦免赵腾：“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置放鸣冤进谏的鼓，树立用于写意见的木柱，用以鼓励官吏和百姓给皇帝提批评意见；殷周时代的英明君主，特别注意倾听百姓的声音，用以修正自己治国中的缺点和错误，用德行去教育感化人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下情上达，使人民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以便集思广益，择善而从。现在赵腾虽因言语激烈攻击朝政而获罪，但这与那些杀人放火的刑事犯罪分子是有明显差别的，臣请陛下饶他一命，并以此鼓励百姓说真话、提意见，以求广开言路，获取教益。”安帝不听。赵腾终于被处死，尸体在京城街市上示众。赵腾事件成为杨震悲剧结局的导火线。

第二年，即延光三年（124年）春天，安帝东巡去祭祀泰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时间朝中的奸臣乱党肆无忌惮，樊丰、周广、李闰等人乘皇上在外更加紧修建第宅，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时没有了皇帝这个保护伞，也有利于杨震调查落实奸党罪证。经过周密布置和细致调查，杨震的部下高舒从樊丰的下属将作大匠（管全国建筑制造）那里查得了樊丰等人伪造皇帝诏书的罪证。铁证如山，于是他据实写好奏折，准备皇帝一回京城，就要上奏。

樊丰一伙人恐惧万分，伪造圣旨是滔天大罪，要株连九族。看来双方矛盾已经是你死我活，无法调和了。樊丰等人除了除掉杨震，再也走投无路。于是他们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诽谤杨震。恰好当时太史令发现某个星宿的位置与平时不一样，有的星星向相反方向运动，预示着朝廷中奸臣当道，樊丰等人乘机将此星象变化归罪到杨震身上，并在安帝前捏造两条罪名诬陷杨震说：一，因为皇帝您没有听从杨震要求赦免赵腾的意见，他一直耿耿于怀，心有不满；二，他是乱党邓氏集团所举荐的人，邓太后赏识他，陛下清除邓家势力，又增添了杨震的怨恨之心。

这两点都是安帝无法容忍的，尤其是提到邓氏，他一口气咽不下。安帝根本不召见杨震查问真相，尚未回宫就连夜派遣使者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印绶，罢了杨震的官。这时，他当上太尉只有半年。其实，“邓氏故吏”才是安帝抛弃他的真正原因。而在此之前，一直是套在杨震头上的“紧箍咒”。

杨震十分痛苦和灰心，他闭门谢客，不再与闻国事。可是樊丰等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又联合所有反对杨震的宦官、外戚势力，指使大将军耿宝（原为大鸿胪，已升为大将军）上奏说：“杨震对朝廷收缴他的印绶心怀怨气，有不服处置之罪。”

安帝又听信了谗言，下诏将杨震遣还家乡华阴原籍。安帝是庸君，但自幼受儒学熏染，还不是暴君，没有将杨震置之死地，但“士可杀不可辱”，对洁身自好的杨震来说，只有以死明志一条路。在遣送回籍的途中，杨震走到京师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慷慨悲愤地对他的几个儿子和门生说：“死是自然规律，我蒙皇上之恩身居高位，愤恨奸臣的狡猾而不能绳之以法，厌恶皇上宠爱的女人胡作非为而不能禁止，有何面目活于人世。我死之后以杂木作棺材，布单作被，能遮盖身体就行了，既不要送我回归祖茔，也不要设祠祭祀。”说完就饮鸩自尽了。一代名儒、千古忠臣，就这样悲惨地画上了人生句号！今年，正是他逝世1890周年。

在同奸臣乱党的斗争中，杨震始终坚持真理，秉承正义，刚正不阿，愈战愈勇，显示一位杰出政治家勇斗邪恶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杨震之死是他的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终结，他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彰显士大夫所推崇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

杨震死后的第二年，也即延光四年（125）十一月，汉安帝驾崩，年仅32岁。阎皇后由于自己没有生育，就和外戚势力扶植了傀儡皇帝——少帝刘懿，当了一百多天皇帝就病死了。由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推翻阎氏，拥立十一岁的济阳王即位（汉顺帝），并且杀掉阎显。樊丰、谢恽、周广监死狱中，耿宝自杀，王圣母女也被逐出京师，流放到雁门（现在的山西朔县一带）。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朝廷为他鸣冤，顺帝下诏为杨震平反昭雪，提拔他的两个儿子为郎，赠钱百万，并以太尉的礼仪将杨震重新归葬于他的故乡华阴潼亭，远近的人纷纷前来吊唁。

《后汉书》说，有高达丈余的大鸟出现在杨震墓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直到葬礼完毕才飞去。郡守将此事禀告朝廷，顺帝认为是上天对杨震的同情，大鸟哭灵更是杨震的忠直所感召，下诏以中牢之礼祭祀杨震。后人为纪念这件事，在杨震墓前立了一尊石鸟像。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一日（1901年），在西安避八国联军之祸的慈禧太后，回京途中路经过杨震墓，下轿与光绪皇帝拜谒了杨震墓。1959年，因建三门峡水库，陕西省考古所对杨震墓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出土文物存放于陕西省博物馆。文革期间，墓地平整为农田种上庄稼。2011年，陕西省重建了杨震陵园，新建的杨震墓祠位于潼关县高桥乡四知村村东，西距华山13公里。（此地亦即“潼亭”，1943年以前行政区划属华阴县）。

2.清白传家，四世三公

杨震为官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为官多年，却从未给自己置办过任何产业，也从不营建私房。生活十分简朴，“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出于关心，私下对他说“为了子孙后代考虑，你也该多少置点家产才是。”杨震却回答说：“万贯家产只会使子孙庸碌无为，我要传就给子孙传一个清白的名声，这份家业难道不丰厚吗！”

作为教育家，他没有留下学术专著。作为政治家，他却在中国廉政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四知精神就他最大的历史贡献。

贪官敛财，从来祸及子孙；廉吏清白，大都泽被后代。杨震子孙从先辈那里继承了家风，他们也像杨震那样刚正不阿。杨震第三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40岁才开始做官，在汉桓帝刘志的时代也曾经做过荆州刺史，后来官至太尉。他不但继承了其父的学问、气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继承了其父的清廉刚直的品格。

史书上说，杨秉“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吏以钱百万赠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二千石是太守的别称，因为太守俸禄是二千石。身为封建官吏，能按自己实际工作日子去领工资，坚决不吃空饷，这对我们现在的干部也是一个极大的警示。

杨秉一生曾三次被贬，都是因为忠正刚直，得罪了朝廷的实权派。他“雅素清俭，家至贫寒，并日而食。”生活之贫困竟至两天吃一天的粮食。

杨秉在个人生活方面对己约束极严，不饮酒，早年妻子去世之后再也没有续娶。在他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称赞他的为人是“淳白”的。晚年，他从容地总结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秉去三惑，震畏四知，父子二人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其高风亮节，足以光耀千秋，名垂青史。

杨秉之子杨赐，官至司徒、司空、太尉，同样具有杨震慷慨激昂、无私无畏的气概。杨赐从政前，“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从政后“切谏忤旨”，人生轨迹和人格追求都和他的祖父杨震很相似。

杨赐之子杨彪，也官至太尉。公元179年，杨彪时任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毅然处死了宦官黄门令王甫。公元189年，相国董卓想迁都关中，文武百官没有一人敢于说话，司徒杨彪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随后杨彪便被董卓上奏免官。

杨修为杨彪之子，是汉末著名谋士和文学家，因受曹操猜忌而遇害。他的事迹在《三国演义》中有着详尽的描述。

3.廉垂四知，泽被后世

杨震博学、正直、清廉的家风传了几代，到杨秉、杨赐、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作为清官家族群体，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东汉后期，弘农杨氏成为最有影响的政治“豪门”，但他们都不是政坛“常青树”，这是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但他清正廉洁的精神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后代，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他所创造的廉政文化不仅是杨氏的，而且是民族的、国家的、人类的精神财富。

后来，“清白传家”这四个字成为历代杨氏后人的家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在重庆潼南县双江镇老家房子的匾上就刻着“四知堂”。海内外所有寻亲谒祖的杨氏后人最熟悉的同样是这四个字。昌邑的百姓尊重爱戴杨震，就集资建造了杨震祠和杨震纪念塔。嘉庆元年（1796年），山东巨野县重刻立了“汉太尉伯起杨公却金处”石碑，距今已218年，仍保存完好，前年还参加了全国反腐倡廉文物展。

为了追思和缅怀学习、传承杨震清正廉洁、表里如一的崇高品德，杨震生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都纷纷更名“四知”以示敬仰，如华阴的双泉学馆更名四知书院，潼关高桥乡吊桥村更名“四知村”，山东昌邑县有“四知台”，华阴市纪委的网站名字也叫做‘四知网’。可见‘四知’不仅仅作为杨氏宗亲的家训遗传下来，对于我们后世也是一笔宝贵的廉政文化。唐代胡曾有《校书堂》诗云：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