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变法图强，荆楚文化第3辑

春秋后期，诸子百家思想开始传播并影响楚国。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的廉政思想对楚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法家思想传入楚国，推动了战国时期楚国变法改革运动的发展。至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君臣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使楚国国力更进一步强大，并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

（一）诸子思想润南国

春秋后期，随着思想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纷至沓来，其廉政思想对楚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儒家廉政思想的南播

孔子一生的时间中，有长达十四年时间是在周游列国中度过的。孔子游历过的国家中，陈国是他驻留时间较长的国家。孔子留居陈国期间，为了了解楚国朝政的情况，派弟子入楚“观其朝政”。孔子对楚国朝政考察的结果非常满意，因为入楚观政的人报告说，楚国令尹子西“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实行的是贤人理政方针，这与孔子的贤人政治思想正好相合。

公元前489年，吴国侵伐陈国，楚昭王出兵救陈，驻军于城父（今安徽亳州），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派人聘请孔子到楚国来。陈、蔡两国贵族因担心孔子见用于楚后，会使得楚国更加强大，发动仆役将孔子围困在郊野里，史称“陈蔡之厄”。这期间，孔子不能自由行动，粮食吃光了，跟随的人也病得起不来，孔子却依然讲诵《诗》、《礼》，弦歌不绝。后来楚昭王出兵救援，孔子才得以来到楚国。然而，孔子至楚后，在孔子看来推崇贤人政治的令尹子西对孔子一行贤人并无好感，极力阻止楚昭王任用孔子，最后孔子只得失望而归。

孔子居陈时，曾前往楚国叶县与叶公子高（沈诸梁）相会。孔子不辞辛劳，前往拜会叶公，其目的是为了在叶公门下谋求职位。正因为如此，孔子十分看重自己在叶公心目中的印象。叶公向孔子的学生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由此可见，孔子希望自己给叶公留下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充满活力的印象，从而得到叶公的赏识。

关于孔子与叶公的交往，先秦文献记载的不多。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约略可以看出孔子居叶时所传播的思想。叶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从政，孔子只简单地说了“近者悦，远者来”这六个字，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叶公提的关于如何从政的大问题，孔子为什么只是简单地用了六个字作答呢？在场的孔子的弟子们没有弄明白，后来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为此纳闷。墨子曾批评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叶公的问题，叶公问的是“如何去做”，而孔子的回答却是告诉他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说孔子这是“不以人之所不智（知）告人，以所智（知）告人”。

孔子的高足子贡曾专门就此问孔子，孔子的解释是说：“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叶县只是楚国的一个封邑，地域不大，赋税不丰，但叶的城池做得很大，花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针对这一状况，孔子提出“近悦远来”的为政目标，其实很清楚是要求叶公子高改变执政方略，以仁德为执政理念，替百姓着想，不要大修城池。由此看来，孔子对叶公子高所说的“近悦远来”，虽然提出的是“为政”的目标，但对叶公也是一种委婉的批评，其中也给出了为政的具体方法。

孔子至叶时，叶公子高与孔子有过“直躬之争”。叶公子高告诉孔子说，楚国有个名躬的正直人（即“直躬”），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向官府告发了父亲。对于这种以牺牲血缘亲情来维护社会公正的做法，孔子是不赞成的。孔子认为，在这个案例中，父亲应该为儿子隐瞒，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有血亲关系才有正直可言。叶公赞赏直躬的“直”，表明他在法与情的关系问题上是主张法大于情、法不容情的。叶公对待“法”与“情”关系的态度，与楚国“尊法”传统有关。而孔子由于信奉“血亲至上”的仁爱思想，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显然是强调“情”大于“法”，这与楚国“尊法”传统是相背离的。由此可见，孔子的“血亲至上”思想与楚国重视法制的思想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这也应是孔子在楚国不受待见的原因。

孔子南游期间，还发生过“孔子祭鱼”的轶事。孔子到达楚国，有个渔者很诚恳地将一条鱼送给了孔子。孔子准备祭祀这条鱼，学生不理解。孔子说：“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意思是说，尽力施舍他人而不糟蹋多余财物的人那就是圣人，这条鱼是圣人所赐予，所以要祭祀它。在盛产淡水鱼的楚国，接受打鱼人一条鱼的馈赠，本是一件很小的事，孔子却从中发现了乐善好施、节约勤俭的美德，并通过“祭祀”这一庄重的仪式来教育弟子，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育人之道。

孔子适楚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适楚为“儒分为八”后儒家弟子进入荆楚地区传播儒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孔子去世后，儒家学派出现了离散或分化的趋势，形成了“儒分为八”的局面。孔子之学分化后出现的“儒家八派”中，子张之儒、子思之儒、孟氏之儒纷纷南下楚国，形成了儒学第二次大规模南渐之势。

孔子的弟子子张南下楚国后，在楚国授徒讲学，创立了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子张氏之儒”。据学者研究，郭店楚墓出土的楚简《忠信之道》和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上博楚简”《从政》等篇可能是子张的思想。“上博楚简”《从政》中提出从政之道要做到“四毋”：“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戒，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事，则贪。”这段文字中，“四毋”是从政者的四种恶劣行为。所谓“暴”，是指做事卤莽，事先不传达通知，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这就是“暴”的表现。所谓“虐”，是指百姓有了错，不加教育，不给人改错的机会就严加处罚。所谓“贼”，是指随意下达命令，要求下属如期完成，就是贼害属下。所谓“贪”，就是为了贪得财利而使得事业受挫。这里将贪作为从政的“四恶”之一，劝从政者力戒，从中可以看出，“子张之儒”主张廉政，反对贪腐的政治思想。

2.道家的廉政治国思想

道家创始人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县）。老子留下的《道德经》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廉政的精辟论述，对今天的廉政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老子要求执政者要杜绝贪腐，他列举了他所处时代的种种腐败现象：“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痛斥执政者宫殿修得非常华美，然而农田却极其荒芜，仓库十分空虚。执政者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享足精美的饮食，财货多得有余。老子指责这些人是大盗。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老子认为是“不知足”和“贪欲”所致。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因为有了过多的贪欲和对现实的不满足，所以就会利用权力攫取财富，由此导致了腐败的发生。

老子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出发告诫那些贪腐者，福与祸是一对矛盾的对立面，而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此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说：“金玉满堂，孰能守之；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纵观历史，有谁可以永久地守得住名利和财富呢？那些以富贵为荣，自我膨胀，骄傲自大的人，最终都会招致失败的下场。老子还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对物质贪恋越多，对自身的伤害越大；对财物的蓄积越多，对自身的损失就会越大。只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才“可以长久”。因此，老子主张做人要像“圣人”那样“去甚，去奢，去泰”，即放弃极端的、奢侈的和过度的要求和欲望，只有从政者做到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即保持清静素朴的心态，节制私欲，返璞归真，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腐败现象。同时，老子也要求从政者要像“圣人”那样“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自己没有固定不变的意志，而一切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为百姓着想。老子的廉政思想可以归结为四句话：崇尚勤俭，力戒奢靡，少私寡欲，执政为民。

3.墨家廉政思想的南传

墨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术派别，其成员多是来自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的，积极奔走，维护社会公理与道义。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节用”“非乐”。“兼爱”就是博爱，天下人平等相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制止战争；“节用”就是勤劳节俭，反对奢侈享乐。楚国是当时的强国，不断发动兼并战争。墨子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多次前往楚国，劝谏楚国不要发动战争。墨子一生曾三次成功地阻止战事，一次是“止鲁（楚国鲁阳文君）攻郑”，一次是“止楚攻宋”，一次是“止宋伐鲁”，其中两次最大的止战行动都发生在楚国。墨子游楚，不仅将墨学带到了楚国，而且使楚国成为了墨子及其弟子后学践行墨家思想的重要基地。

墨子倡导“节用”“贵俭”的生活，他穿着布衣草鞋，在各国之间奔走。可是他到楚国来时，却是“锦衣吹笙”。这是因他了解到楚国国王喜欢穿着华丽的锦衣，喜欢歌舞升平；如果他穿着布衣草鞋来见楚王的话，会让楚王反感，就不会接见他。而见不到楚王，他就无法达到向楚王宣传思想主张的目的。墨家弟子秉承墨子的这一思想，在楚国的政治实践中加以践行。

耕柱是墨子的得意门生，虽然他十分优秀，但经常受到墨子的指责。当又一次受到墨子的责难时，耕柱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一直责备他。墨子问：“假如我现在上太行山，是用良马来拉车还是用老牛来拖车？”耕柱答道：“那当然是用良马来拉车。”墨子又问：“那为什么不用老牛呢？”耕柱答：“理由很简单，良马方可担当重任。”墨子说：“我之所以经常批评责怪你，就是要锻炼你承受压力的能力。”墨子通过“怒责”的方法，来考察和锻炼“后备干部”，让耕柱子领悟“良马负重”的道理，从而使其立志成为足以驾骥上太行的御者。耕柱子学成后，墨子推荐他做了楚国的官员。耕柱子在楚国为官时，墨子带着众弟子前去探望，让他们预想不到的是，墨子一行在耕柱子那里不仅没有得到优厚的接待，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每天只有“三升”的口粮。古有“三升之稷，不足于士”的说法，一个士人一天的口粮至少应有五升，“三升”是不能吃饱的。墨家弟子难免对耕柱子心生怨气，对墨子说：“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去做官有什么好处，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过多久，耕柱子向墨子送来“十金”作为墨家的活动资用，并对墨子说：“后生不敢死”，意思是说，“弟子不敢贪图钱财而做违法乱纪的事而送死”，表明这些钱的来路是清白的，这让墨子十分高兴。耕柱子自己平时节俭，对墨家弟子的接待也将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墨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理想。

（二）变法改革楚复强

战国初期，楚国封君众多，国内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而此时北方的三晋（赵、韩、魏）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十分困窘的境地。楚悼王为摆脱这种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于公元前382年任命从魏奔楚的吴起为令尹，于是，轰轰烈烈的吴起变法开始了。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吴起是卫国人，早年学习儒家，曾从师于孔子的徒孙曾申和孔子的弟子子夏，从师承关系上来说，吴起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元前412年，齐国与鲁国发生战事，鲁国有意起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担心他会对鲁国不利而迟迟没有任命。吴起求取功名心切，为了让鲁国放心，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向鲁国表示忠心，史称“杀妻求将”。此事为鲁国人诟病，虽然吴起带兵打败了齐国，但最终还是被逼离开鲁国。随后吴起到魏国，任河西守23年，主持变法革新，“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前期，正在楚国陷入内政外交困局的时候，其他各国掀起了改革浪潮，如魏国实施的李悝变法、吴起军事改革，赵国实施的公仲连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并使魏、赵两国国力大增，这使陷入困境的楚国看到了希望。正在此时，吴起来到楚国，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实施“封君制”以后，封君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王室宗亲垄断着政治，形成了“上逼主而下虐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僵化守旧的政治思想，成为楚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成为阻碍吴起变法的最大思想阻力。《吕氏春秋·察令》一章主要讲因顺时势实行变法的思想，作者列举了“循表夜涉”、“刻舟求剑”两个反面的例证来说明“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思想，这两个反面的例证都出自楚人。

吴起实施变法前，曾两次向楚国大夫屈宜臼请教施政之策。吴起第一次向屈宜臼求教时，屈宜臼没有回答他。第二次求教时，屈宜臼先听了吴起的改革方针，然后对吴起进行了批驳和责难。屈宜臼是一个受道家思想影响非常深的贵族，他对吴起变法的批评主要是依据道家的学说。如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屈宜臼据此认为吴起要废除贵族的特权就是“变故易常”，是离经叛道；道家反对战争，认为“兵者凶器”，屈宜臼据此认为吴起整军备战是违背道德，好用武力。屈宜臼还公然骂吴起是“祸人”，说楚王支持吴起变法是“逆天道”。

尽管来自楚国贵族的阻力极大，但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还是坚决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吴起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废除世袭制，减轻国民负担。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上的两大弊端，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民之道也。”封君是享受因有功于国家而受到土地封赏的贵族。楚国的封君制度始于楚惠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楚惠王时封君最多，达到13个。由于封君享有的土地和特权可以世袭，楚惠王时的封君经简王、声王两王至悼王时，已经繁衍壮大成一个极大的特权阶层。在经济中，世袭的封君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而在政治上，对楚王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吴起改革首先要削弱大臣威权，废除贵族特权。吴起宣布废除贵族世袭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把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有功者，提高将士积极性。其次是“废公族疏远者”，即将与国君血缘关系疏远的贵族废为平民，不再享受贵族的待遇。由此，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强化了君王的权力。

2.裁减冗官，精简机构。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提高办事效率，吴起改革对各级机构进行了精简，裁减了一部分人员。吴起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即罢除能力低下的官员，选用贤能之士；精简机构，废除没有用处的闲职，减少不急需的职位，节省开支，提高工作效率。

3.明法审令，实行法治。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吴起强化了楚国的法制建设。他提出“明法审令”的变法措施。所谓“明法”，就是制定法律并将它公诸于众，使官民皆明白知晓法律条文，并自觉遵守；所谓“审令”，就是加强对法令的审核，按照“因时变法”的原则，删除过时的法律条文，重新修订法律。以往法令，不合用者去之，保留其适用的部分。

4.整顿吏治，改良社会风气。为了大力整顿楚国官场和社会存在着的歪风邪气，吴起提出：“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要求从政者做到如下几点：不因个人一己私利而做有损国家和社会的事；不听信小人谗言，不使忠臣蒙受冤屈；不说苟且附和别人的话，不做苟且讨好别人的事；坚持正义，不顾毁谤或称誉。另外，“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杜绝“走后门”、托请说情之风，禁止徇私舞弊，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邪气，使楚国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好转。

5.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与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障军队给养。

6.开发边远地区，发展社会经济。吴起“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这一政策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吴起变法时有楚悼王的全力支持，贵族们最初的反对还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但不幸的是，楚悼王死后，利益受到侵害的贵族们随即发动对吴起的攻击。这些贵族追赶吴起，吴起情急之中跑到楚悼王的灵堂，趴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因为他知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以为贵族们不敢以兵器施加于王尸的。但是吴起最后还是被报复的贵族用乱箭射杀，并将其尸体车裂。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后，以贵族们射杀吴起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违反了楚国的法律为由，对70多家参与动乱的贵族灭族。

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由于支持他的楚悼王过早死去，他失去了变法的依靠和保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吴起的改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实行的深刻的“革命”，吴起的改革不仅剥夺了世袭贵族的土地、人民、军队、财富等等，还将他们迁徙到边远地区，使得世袭贵族一夜之间从权贵变身为平民，这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吴起改革过于激进，其性格中又有“刻薄少恩”的一面，以至于在改革中采取了太多的铁腕手法，这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楚国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吴起变法后，一批世袭贵族变为平民，七十多家贵族被楚肃王以平乱之名诛戮，虽然引起了国内的一场动乱，但极大地减轻了楚国政治与经济上的压力。楚惠王时封君有13名之多，但其后的悼、肃、宣、威四朝，封君数量合计只有11名。这就是吴起变法带来的影响。其二，吴起死后，他所制定的法律在楚国得以继续执行。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记载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这说明吴起死后，吴起变法的成果在继续发生着影响。其三，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国力得到增加，领土进一步扩大，此时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大有重振昔日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势，以至于“诸侯患楚之强”，为此后“宣威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君臣同心铸盛世

楚悼王卒后，其子熊臧即位，是为楚肃王。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卒，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楚宣王卒，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一方面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名列“战国七雄”之中，这就是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楚威王时，北破齐国，临天下诸侯；西拓巴蜀，东收吴越，已到楚国最强盛时期。《战国策·楚策一》记策士对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此虽系策士游说之辞，但却符合楚宣威盛世的实际。

楚宣、威二王时期，楚国国力达到鼎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宣威二王重视人才，任用贤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宣威时期文臣武将尽心尽力，奋发图强有关。

1.楚宣王“美恶两闻”，兼听则明

昭奚恤是楚宣王时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深得楚宣王的信任，在群臣中也颇有声望。江乙本是魏国的大臣，曾以魏国大臣的身份出使楚国，后来又投靠了楚宣王，做了楚国的大臣。也有人说，江乙根本不是投靠楚宣王，而是魏国派到楚国的间谍，专门来离间楚宣王和令尹昭奚恤的关系的。

江乙初到楚国，总以一副伪善的面目出现。有一次，昭奚恤和彭城君在楚宣王面前议事，楚宣王叫来江乙，问他对这两个人谈话的看法。江乙说：“两个人说得都很好，我不敢对他们的言论发表看法，否则这就是议论贤人。”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的伪善，等得到楚宣王的信任后，江乙就开始诋毁昭奚恤。江乙对楚宣王说：“有个人养了一条狗，因为狗很会看家，主人特别喜欢它。有一次，这条狗往邻居家的井里撒尿，邻居于是到狗主人家去告状。可是到了狗主人家门口，恶狗挡道，使劲咬他，不让他进去，最后邻居始终没办法进到狗主人家。”江乙给楚宣王讲了这个“恶狗溺井”的故事后，接着说：“当年魏国攻打赵国的首都邯郸时，只要楚国出兵，就能攻占魏国的首都大梁。而昭奚恤因为收取了魏国的宝物，所以他反对出兵，使楚国错失了消灭魏国的良机。那时我正在魏国，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就因为我知道昭奚恤受贿的事，所以他一直怕我见到君王。”

楚宣王根本不相信江乙的话，因此也没有疏远昭奚恤。江乙又生一计，与另一个来自魏国的大臣山阳君结成同党，共同对付昭奚恤。江乙先是到楚宣王面前向其请功，请求封赏山阳君，得到了楚宣王的准允。昭奚恤知道后，向楚宣王直谏道：“山阳君无功于楚国，不当受封。”楚宣王听从了昭奚恤的建议，撤销了对山阳君的封赏。江乙的本意并非为山阳君请功，而是为了让山阳君与昭奚恤交恶。江乙随后对山阳君说：“我为您向国君请功，大王都同意了，就是昭奚恤不同意。”从此与山阳君结成同党，共同对付昭奚恤。

江乙见使明枪没有生效，又使暗箭。楚宣王有一次问群臣道：“寡人听说北方各国诸侯都怕昭奚恤，到底是怎么回事？”江乙回答说：“老虎是百兽之王，有次老虎逮住了一只狐狸，正要吃掉它，狐狸却对老虎说：‘你不能吃我，天帝以我为百兽之王。如果你吃掉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很奇怪，不以为然。狐狸接着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不妨跟在我的后面，我们进山里去走一趟，看看山中百兽谁看了我不逃走的。’老虎想想也是，就和它一起走。到了山中，野兽看见它们，果然避之唯恐不及。老虎不知道野兽是因为畏惧自己才逃走的，却以为真的是害怕狐狸。”这就是成语“狐假虎威”的出处。讲完这个寓言，江乙接下来回答楚宣王的问题道：“现在大王您的土地纵横五千里，甲兵上百万，而大王把这些交给昭奚恤全权代理。因此与其说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不如说是畏惧大王的赫赫兵威，这跟百兽害怕老虎的道理是一样的。”江乙说这番话，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正面恭维楚宣王，另一方面又暗示楚宣王，昭奚恤的权势太大，让楚宣王提防昭奚恤。

江乙在明枪暗箭都不见效的情况下，仍然不死心。江乙有一次对楚宣王说：“有一个人，总喜欢称扬他人的优点，您会对这个人怎么样？”宣王说：“这个人是个君子，可以亲近他！”江乙又问：“假如有人专门喜欢揭发他人缺点，大王对他如何？”宣王答道：“这人是个小人，我会远离他。”江乙接着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的国家发生了儿子杀父亲，臣子杀人主这等逆伦的事，大王就听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王喜欢听人的美德，却讨厌听人的过恶呀！”楚宣王说：“你说得很好啊，我愿意美恶两闻啊”，意思是说，说好的我要听，说不好的我也会听。此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昭奚恤知道了江乙在背后陷害自己的事，就对楚宣王说：“我无论早晚都在大王身边听候差遣，现在江乙却介入我们君臣之间，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并非害怕江乙，我是害怕江乙向天下人讲我们君臣不和，而天下人真的相信他的话，对国家就不利了。如果一个外国人觉得离间我们君臣关系是一件并不为难的事的话，那国内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跟着学的。这样一下去，我获罪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楚宣王对昭奚恤说：“我了解你，你又有什么担心呢？”

楚宣王与昭奚恤二人上下一心，彼此信任，成功排除了江乙的各种干扰，使其阴谋不能得逞，这正好印证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

2.令尹昭奚恤以贤臣为宝

昭奚恤在出任令尹之前，秦国打算讨伐楚国，以观看楚国的“宝器”为借口，派使者去楚国探听虚实。楚王不知道秦使来楚的真正目的，打算把楚国诸如和氏璧、随侯珠之类的宝器给秦国使者观看。昭奚恤说：“秦国使者来楚国的真正目的，不是来看什么宝器，而是来探听我国的内情，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宝器而在有没有贤臣。珠玉珍玩这些东西，算不上真正的宝物。”楚宣王同意昭奚恤的看法，便让他去应付秦国的使者。

昭奚恤命人在郢都城西门口的东、西方位各修筑了一座土坛，在北面修筑了四座土坛，并挑选了300名精兵在此布防。秦使到达后，昭奚恤让秦使坐上位，也就是东面的土坛上，再请出楚国的文臣武将分别坐在北面的土坛上，自己在西面土坛上坐下。秦国使者问道：“秦王派我来观看楚国的宝器，楚国的宝器在哪里呢？”昭奚恤说：“客人想观看楚国的宝器，而我们的宝器就是贤臣。这位贤臣是令尹，他能治理百姓，使仓库粮满，人民安居乐业；这位是太宗，他能手持玉璧，出使诸侯国家，排纷解难，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是守边的将领，他能守卫边疆，不侵犯邻国，也不准别国侵犯我国；这位是司马，他能率领百万大军，出生入死，在所不辞。还有我，我的职责是继承先王的遗愿，整顿社会秩序。”秦国的使者惊呆了，无言以对，急急忙忙告别昭奚恤，回国复命去了。使者见了秦王后说：“楚国有许多贤臣，不可图谋。”秦王于是打消了进攻楚国的念头。

3.司马子发“务在于前，遗利于后”

楚宣王时司马子发以善战著称，其用兵“进如激矢，合如雷霆”，“泽战必克，攻城必下”。楚宣王派遣子发攻打蔡国，为什么要攻打蔡国呢？起因于蔡国两个大臣的名字取得不好。蔡国派遣两名使者前来楚国朝拜，而这两名使者一个名叫师强，另一个名叫王坚。从字面上看，“师强”有“军力强大”之意；“王坚”有“国王坚强”之意，用这四个字作为人名本无可厚非，可是当以这四个字作为名字的人同时作为外交使者的时候，确有不妥之处。楚宣王听说这件事后，很好奇地说：“人起名字是要表达一定的用意，为什么偏要起‘师强、王坚’这样的名字呢？”于是当即召见两位蔡使。楚宣王见到师强、王坚，仔细打量这两人，发现这两人不仅声音很难听，长相也奇丑。楚宣王大怒道：“是不是蔡国没有人了，派了这样两个人来朝拜楚国？如果是这样，可以发兵攻打蔡国了；是不是蔡国有贤人而故意不派来楚国，如果是这样，也要发兵攻打蔡国。蔡国是不是故意派师强、王坚来楚国，向楚国表示不再服从楚国了？来试探我们楚国的实力了？这样的话，蔡国应受到讨伐。”于是派遣司马子发攻打蔡国。

司马子发攻打蔡国，一路旗开得胜，攻取蔡国后，将蔡侯带到楚国，楚宣王到郢都城外亲自迎接大军凯旋。子发对楚王复命说：“蔡侯已将他的社稷江山献给大王，我已安排大臣为您治理这一地区。”楚宣王决定封赏子发百顷之地，并封执圭之爵。子发说：“治理国家，制订国策，使得诸侯来朝拜，这是国君您的大德所致；指挥军队，号令三军，双方尚未交战，敌军望风而逃，这是将领们的威力所致；出兵杀敌，大败敌军，这是士兵们的功劳。如果我把众人的功劳揽于自己一身，还因此获得封赏，这不是仁义之道。”最后坚决拒绝了楚王的封赏。子发是一个深明道义的大臣，他不居功，不图名，不贪利，体现了高尚的品格，也赢得了君王和朝臣的信赖。后人总结说，子发成功的奥秘在于他能做到“务在于前，遗利于后”，即总把建功立业放在首位，但事后却不图名利。

子发为人高风亮节，与子发的母亲对他的严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次，子发带兵与秦国作战，前线断了粮草，他派信使向楚王告急，并嘱咐信使到郢都后顺便去看望一下自己的母亲。子发的母亲见到信使后问：“士兵都好吗？”信使回答说：“军粮不够，还有一些豆子，士兵只能一粒一粒分着吃。”子发的母亲接着问：“那你们的将军呢？他过得如何？”信使回答道：“子发将军生活不错，每餐都能吃到肉和米饭，身体很好。”子发的母亲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就打发信使走了。

后来，楚王给军队补足了粮草，子发率军大破秦军。可是等到子发得胜归来，回家时他的母亲却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家门，并派人告诉子发说：“你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自己却有吃有喝，这样做将军，打了胜仗也不是你的功劳。越王勾践伐吴的时候，有人献给他一罐酒，越王让人把酒倒在江的上游，叫士兵们一起饮下游的水。虽然大家没尝到酒味，却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提高了战斗力。现在你却只顾自己不顾士兵，你不是我的儿子，不要进我的家门。”子发听了母亲的批评，即刻向母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今后一定改正，这才被允许进家门。从此以后，子发十分体恤将士，在他带领下的楚军也越来越强大。

4.莫敖子华论“心忧社稷之臣”

一个国家的忠臣越多，国家就越兴旺；反之，如果国家重臣一个个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就会把国家带入灭亡的深渊。楚威王爱惜贤才，对于贤能的人，不分学派，不分国籍，一概加以任用。楚威王听说道家的大学者庄周十分贤能，就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为令尹。可是庄周是道家学者，不愿为官，拒绝了楚威王的聘任。

楚威王为国家没有太多忠臣而忧心忡忡，有一次，他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到我这一辈为止，真有不追求爵位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吗？”莫敖子华在回答楚威王时说：“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莫敖子华将忧民忧国之臣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清正廉洁型”：这种类型的人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安于贫困，心忧国家安危；第二种类型是“功名利禄型”：这种类型的人心忧国家安危，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提高了爵位，增加了俸禄；第三种类型是“以身许国型”：这类人心忧国家安危，他不怕断头，不怕剖腹，视死如归；第四种类型是“劳苦奔波型”：这类人心忧国家安危，不怕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第五种类型是“淡泊名利型”：这类人虽心忧国家安危，但既不追求爵位，又不追求俸禄。

楚威王听到莫敖子华对忧国忧民之臣的五种分类后，非常有兴趣，让他举例一一说明。莫敖子华回答说：“第一种类型有楚成王时期的令尹斗子文。子文上朝时，身穿朴素的黑丝绸长衫，在家时，穿着简朴的鹿皮衣。黎明即起，就去上朝；太阳落山，才回家吃饭。吃完早饭就顾不上晚饭，他家穷得连一天的粮食也没有积存。第二种类型的是叶公子高。此人平定了白公之乱，使楚国得以安定；他的影响波及到方城之外，四境诸侯都不敢来犯，使楚国威镇中原。叶公子高有功劳，但他也得到了六百畛的封地。第三种类型的人有莫敖大心，此人在吴、楚柏举之战时，他拉着驾车战士的手，望着他们说：‘楚国就要亡国，我要深入吴军，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决不能让我们楚国灭亡！’第四种类型有申包胥（棼冒勃苏）。吴军入郢后，楚君逃亡，大夫跟随，百姓流离失所，申包胥说：‘我如果身披铠甲，手执武器与强敌作战，不幸战死，其作用也只像一个普通士卒而已，还不如向诸侯去求援。’于是，他背着干粮秘密出发，越过高山峻岭，渡过深水溪谷，走了7天，到了秦王的朝廷求得援兵，当秦国不肯出兵时，他滴水不进，以致头昏眼花，气绝晕倒，不省人事。秦王知道后来不及系好衣帽就跑来看他，左手捧着他的头，右手给他灌水，他才慢慢苏醒过来。申包胥最终感动了秦王，秦王派出战车千辆驰援楚国，大败吴军。第五种类型有蒙谷。吴国攻入楚都后，楚王生死未卜，蒙谷孤身来到楚宫，背上楚国法律《离次大典》离开郢都，使楚国的法律保存下来。楚昭王返回楚都，百官无法可依，百姓混乱；蒙谷献出了《离次大典》，百官便有法可依，百姓得以治理。蒙谷立了大功，楚王要封赏他，赏给他的封田就有600畛，可是蒙谷不肯接受，他生气地说：‘我并不是一个贪图爵禄的大臣，我是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国家平安无事，我难道会去考虑个人有无官做吗！’于是他隐居起来，至今仍无爵禄。”

听到这里，楚威王叹息道：“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以往各朝的贤臣，可是当下我的朝上有这样的人吗？”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女子，楚国的人便少吃饭，使自己的腰都细起来，以致要扶着墙壁才能起立，虽然想吃东西，但总是忍着饿不吃，这样饿下去，就有死的危险，可是人们无所畏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大王您喜好什么样的贤臣，就会有什么样的贤臣到楚国来。”

莫敖子华在与楚威王的对话中，通过对心忧社稷的五类贤臣的描述，向楚威王介绍了对国家和社稷有用的几种人才类型，希望楚威王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还向楚威王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做君王只有拥有广阔的胸怀，接受一切贤能之人，才能招纳天下贤才。

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中的廉政思想，对于当今廉政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选贤任能，上下一心，使得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再次证明人才是立国之本。

其一，少私寡欲的廉政思想。道家提出的“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廉政建设仍然有重要意义。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源于人不能正确处理私欲。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人的私欲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要引导领导干部克制私欲。

其二，变法革新的改革精神。社会的发展进步，总离不开变法和改革。只有不断变法，改革社会发展中的不合理因素，才能促进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今天社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要通过变法改革去不断完善。

其三，贤人为宝的人才理念。楚人不宝珠玉，而以人才为宝，体现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事实表明，只有真正树立了以人才为宝的思想，才能提高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