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尚武重德，建功立业

从熊绎立国，经楚国历代君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到楚庄王时，楚国终于称霸中原。楚庄王理政后，沉着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北上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建立了赫赫功业。楚庄王自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共23年，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名列“春秋五霸”之中。

楚庄王的治国之道，可以用“尚武重德”四个字来总结。唯其尚武，故能平定内乱，称霸中原，立威定霸，建功立业；唯其重德，故能律己宽人，惠众恤民，任贤纳谏，明德慎罚。楚庄王时期，楚国进入春秋五霸行列，与其“尚武重德”的治国之道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中有“霸道”和“王道”两种治国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即通过强权统治国家，通过武力征服他国。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即以道德修养感化国人，以柔服政策安抚外族，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楚庄王“尚武”，行的是“霸道”；楚庄王“重德”，行的则是“王道”。由此看来，楚庄王的治国之道是“霸道”与“王道”并用。从以往对楚庄王的评价来看，人们过多关注的是他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道”，而对他惠众恤民，柔服以德的“王道”谈得不多。这样来评价楚庄王是不公允的。

（一）立威定霸建功业

楚成王之后继位的是楚穆王。楚穆王在位12年，政绩乏善可陈。直到楚穆王去世后，楚庄王继位，楚国才又迎来了一位圣主和明君。楚庄王继位时，年龄尚不满20周岁。外有强敌虎视眈眈，与楚国争夺霸主；内有贵族世族野心勃勃，伺机造反，充满着动荡和不安的气氛。

1.一鸣惊人

楚庄王继位的第一年，楚国就发生了“二子作乱”。“二子”是指公子燮和子仪。公子燮和子仪二人都是楚庄王的师傅，负责楚庄王的教育。公子燮是楚王之子，因谋求令尹的职位没能如愿，故而对王室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子仪是楚国世族若敖氏的后代，也因得不到重用而对王室不满。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不久，令尹子孔率兵出征，令公子燮和子仪镇守郢都。公子燮和子仪乘机在郢都加修城墙，还派人谋杀子孔，未能得逞。因担心令尹子孔回师报复，二人挟持楚庄王出逃。在出逃途中，公子燮与子仪被诱杀，“二子作乱”得以平息，楚庄王这才得以返回郢都。

楚庄王即位之初，即遭受了来自“二子作乱”的严峻考验。复杂的国内外政局，使这位年轻的君主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今后的为君之路。他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朝中的大臣，分清忠奸贤愚。同时，他还不能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流露出自己的亲疏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楚庄王决定以“自静三年”的方式来取得执政的主动权。楚庄王即位的前三年，不理朝政，不发号令，日夜笙歌弦乐，沉溺于美色之中，还发出命令：“有敢谏者死无赦。”大臣伍举前去见楚庄王，见他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于是冒死进谏说：“在一座土丘上有一只鸟，三年来一直既不高飞，也不鸣叫，这到底是一只什么鸟啊？”伍举以鸟的“不飞不鸣”来隐喻楚庄王的不作为。楚庄王对伍举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以为楚庄王将要奋发有为了，可是数月之后，楚庄王依然如故。大臣苏从再次入宫冒死进谏。楚庄王说：“你难道不知道‘进谏者死无赦’的禁令吗？”苏从说：“如果我能以死进谏，换取大王的清醒，我死也愿意。”自此以后，楚庄王停止一切淫乐，开始治理朝政。这三年来，楚庄王虽然表面上沉溺于声色之中，实际上一直在暗中观察朝中大臣的动静，对他们的忠奸贤愚已经分辨得一清二楚了。楚庄王治理朝政后，杀掉了一批佞臣，起用了一批贤者，很快结束了朝政混乱的局面。这就是“一鸣惊人”这一成语的来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轻的楚庄王浪荡淫乐只是表面现象，他是在借此考察楚国大臣中谁是忠勇正直之臣，谁是奸佞之臣。这种独特的察人方法显示了他的睿智以及大胆、果敢的性格。

公元前611年（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攻楚，庸人率群蛮背楚，楚国内外交困。楚庄王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定内忧外患，其一，封闭申、息北门，以防晋国南下；其二，振廪同食，稳定军心；其三，联合秦巴，消灭庸国，结盟群蛮。楚庄王结交秦巴，灭掉庸国，结盟群蛮，威服百濮，突出显示了其杰出才干，为后来楚国全力北上图霸奠定了基础。

楚庄王整治朝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楚国贵族大世族之间的矛盾。楚庄王继位的第九年，楚国再次发生“若敖氏之乱”。

若敖氏为楚先君熊仪之后，在春秋前期是楚国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世族，其族人往往出任令尹、司马等要职，掌管着楚国的军政大权。若敖氏之族因与其他贵族争夺权利，与王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最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问鼎周室后，楚庄王任用若敖氏家族的斗般、斗椒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蒍氏家族的蒍贾（孙叔敖之父）为工正，掌百工。为了削弱若敖氏家族的影响力，楚庄王听信蒍贾之言，杀斗般，起用斗椒为令尹，蒍贾为司马，这样若敖氏和蒍氏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但是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斗椒因为怀疑蒍贾会再次向楚庄王进言杀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率领其族人杀害了司马蒍贾，还发兵进攻楚庄王。起先，楚庄王试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进行和谈，但遭到斗椒的拒绝。楚庄王最后不得不亲领大军讨伐叛军。两军对阵时，斗椒向楚庄王连射两箭，几乎要伤着楚庄王，士兵感到惊恐纷纷后退。为了稳定士兵的情绪，楚庄王对士兵说：“先君楚文王攻克息国时曾得到三支利箭，斗椒偷走了两支，现在都已用完，用不着害怕了。”接着，楚庄王下令击鼓进击，把若敖氏的叛军镇压了下去。

这里顺带说一说“若敖鬼馁”这个成语的来由。斗椒是楚成王时赫赫有名的令尹斗子文的侄子。斗椒出生时，斗子文见这个孩子长相奇特，是“熊虎之状”而又有“豺狼之声”，认为是不祥的征兆，要他的弟弟杀了这个孩子。并说：“民谚说：狼子野心，这个孩子是狼，不可让他长大。如果不乘早杀了他，他会给整个若敖族带来毁灭的命运。”但子文的弟弟不同意。斗子文临死时对他的子孙说：“如果斗椒执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以免除灾祸。”还哀叹道：“以后若敖氏没有后代祭祀祖先了，若敖氏的鬼都要挨饿了。”“若敖鬼馁”这个成语就由此而来。客观地说，这个故事明显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不可取信。若敖氏之乱是楚国世族争权夺利的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与斗椒的长相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斗子文以貌取人肯定是不对的。

楚庄王平定若敖氏叛乱，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世族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王权，这对于楚国长远的发展来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2.称霸中原

楚庄王“自静三年”后，一方面内整朝纲，巩固政权，另一方面挥师北上，与晋国争夺霸主地位。楚晋两国争霸的焦点是郑、宋两国。在新一轮的交锋中，晋国的国力虽然明显不及于楚，但仍不甘落后，执意与楚国争夺属国。为了震慑晋国，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在攻打了“陆浑之戎”后，直接将大军开到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楚庄王陈兵于周王室边境，通过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来显示楚国的武力。周定王深恐楚庄王出兵攻打洛邑，派周大夫王孙满出城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故意向其询问周天子“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经夏传至商，又经商传至周，世代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一统天下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大小轻重，意不在鼎，而在向周人表明楚人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雄心。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见楚庄王来者不善，早已明白楚庄王的意图，并没有回答关于九鼎大小轻重的问题，而是转移焦点，与楚庄王谈“德”，强调周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上天授予周天子权力是因为周天子有“德”。楚庄王听了王孙满的一番话后对王孙满说：“以楚国的实力，将士兵携带的兵器上尖端折下，足以制作九鼎”，以显示楚人已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实力。楚庄王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领兵回国了。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轻重，标志着楚国实际上取得了支配中原局势的主动权，此时的楚国国力已进入空前强盛的时期。

平定若敖氏之乱后，在国内得到稳定后，楚庄王就打着维护礼法，伸张正义的旗号，开始了中原争霸的历程。楚庄王先后破陈、郑两国，在邲之战中战胜晋国后，围困宋国并迫使其与楚结盟，确立了楚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因陈国发生“陈夏氏之乱”，发兵攻打陈国。占领陈国后，将陈国改置为楚国陈县。群臣皆贺，唯有申叔时提出不同意见。申叔时说：“一个人在牵牛时踩踏了另外一家田地里的庄稼，这家人就将对方的牛占为己有，这合乎情理吗？陈国无道，你出兵讨伐，这是义举，但将陈国改为楚国的县，这就是贪图陈国的财富，和‘蹊田夺牛’是一样的不合理。”楚庄王接受了申叔时的意见，于是恢复了陈国。离开陈国前，楚庄王从陈国每个乡抽取一人，将这些人带到夏水（从沙市东到仙桃，连接长江与汉水的一条河流），集中在一起设立夏州进行管理，象征楚国对陈国的征服。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郑国在楚晋之间向背反复无常，出兵伐郑，攻占了郑国的首都。郑国国君赤裸上身，手里牵着羊去投降。郑国国君赤裸上身是表示愿意听任楚王的处罚，而牵羊则表示犒劳楚军。这就是成语“肉袒牵羊”的由来。楚国众大臣都对郑国反复无常很恼怒，主张灭掉郑国，但楚庄王坚决反对，与郑国再次结盟。

在楚国围攻郑国时，晋国派三军救援郑国。楚晋两军在郑国的邲地交战，史称“邲之战”。晋国三军渡过黄河，欲与楚军决战。此时楚国伍参与孙叔敖两位大臣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楚庄王听从伍参的意见，决定与晋军作战。不料晋军内部在战与不战之间也难作出决策。于是楚、晋两军都试探性地挑战对方，想通过试探了解对方实力和意图。在彼此试探的过程中，楚庄王在追逐晋军时陷入敌阵。楚国令尹孙叔敖因担心庄王被晋国包围，下令三军全线出击，而此时晋国人并没有做好决战的准备，晋军主帅慌忙之中下令晋军士兵回渡黄河。晋军士兵开始争抢渡船，为了尽快离开河岸，先上船的人挥刀砍断在水里攀援船舷的人的手指，一时河中被砍断的手指多到用手可掬。晋军此时已溃不成军。邲之战后，楚庄王在黄河岸边祭祀河神，修建神庙，告祭先祖，然后才回国。

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为了挑衅宋人，楚人派出一名大臣出使齐国，经过宋国时，故意不遵守当时的“国际法”向宋国借道，宋国以主权受到侵犯为由杀死楚国的使臣。楚庄王大怒，发兵围困宋国，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楚人在宋国“筑室反耕”，直至宋国都城出现“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惨状。宋国在等待晋国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向楚国投降。宋降楚后，楚国的霸业进入到鼎盛时期。此后，鲁国转而依附楚国，齐国也与楚国交好。至此，中原局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控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主地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二）勤政爱民德为先

楚庄王之所以能够在春秋中期成为中原霸主，与他的为人和治国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1.重德修身，严于律己

司马迁《史记》中有一篇专记楚国历史的《楚世家》。对于为什么要写《楚世家》，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意思是说，为了褒扬楚庄王这位讲信义的贤君，他写作了《楚世家》。可见，楚庄王的德性感动了大史学家司马迁。对于一位君王来说，“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对本国的百姓广施恩惠，让人民生活安定，这是君王有德的表现。其二，对于他国来说，征伐他国以道义为重，不图获取利益，这也是有德的表现。

当他对周王室的使者王孙满“问鼎”时，王孙满对“在德不在鼎”，意思是说周天子之所以能做天子，在于他有德性，不在于拥有九鼎。这句话对楚庄王这样一个“重德”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反思自己“问鼎”的行为是不是德行浅薄的表现后，立马从洛邑撤回了楚国的军队。楚庄王因陈国内乱率军攻克陈国后，置陈为县。大臣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为比喻，讽刺他的“不义”时，庄王反思自己的德性浅薄，很快恢复了陈国。这些事迹都说明楚庄王是一个重德的人。

楚庄王是一个“重德”的人，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德薄之人”，检讨自己是不是一个德行浅薄的人。楚国打败晋国后，他担心诸侯畏惧自己，特地在楚国建起了一个高台，在高台上宴请各国诸侯。各国君王纷纷请楚庄王出来主持盟约，楚庄王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德薄之人啊，不能作为盟主。”诸侯再三恳请，楚庄王才接受，并作了一首诗，诗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以后言行举止有不当之处，各国诸侯都可以来讨伐我。正因为楚庄王放低姿态，以柔服政策取信于诸侯，所以才成就了他的霸业。

楚庄王是一个严于律己，敢于担当责任的君王。有一次晋国攻打楚国，楚军后撤多次，但晋军仍然穷追不舍。楚国大夫请求迎击晋军。而楚庄王却不同意，他检讨自己是否因为自身的过失导致晋国人的穷追不舍。见到庄王敢于承担责任，楚国的大夫们也纷纷检讨自己的过失。通过君臣的“自我批评”，楚国达到了“上下一心，三军同力”的效果，这也使得晋国不敢再对楚人发动进攻，客观上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此，孔子给予高度的评价：“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南方多水，所以楚人喜建高台建筑。历代楚国君臣都修建高台，而楚庄王修建的匏居台是最小的。建台之前，楚庄王就对台的工程规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台的高度仅仅能供观测天象就可以了，台的宽度仅仅能够摆设简单的宴席就可以了。对于匏居台的施工，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廉政”要求：一是不能使用修筑城郭的木料，以免影响战备；二是不能过度耗费财力，财政预算要合理；三是要节省民力，征用劳动力不能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四是节省行政资源，官吏不能因为建台妨碍了日常公务。这四条措施，每一条都是基于国力、民力的考虑，值得我们今天很好的学习和借鉴。

令尹子佩请楚庄王前去饮酒，楚庄王答应了。到了约定的时间，楚庄王并没有前去赴宴。子佩惶恐不安，赤着脚站在大殿前，拱手作揖向庄王请罪说：“大王答应过前去赴宴，而今却没有去，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庄王说：“我听说你请我喝酒的地方是在强台。强台四周依山傍水，风光优美。这个地方是让人乐生忘死的地方，我担心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去了那里会流连忘返，所以我还是决定不去了。”楚庄王拒饮强台，一方面说明他能以实际行动严于律己，拒绝诱惑；另一方面也是向手下大臣表明反对奢华享乐的态度。

2.体恤民情，施惠百姓

楚庄王认识到，只有取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首先必须做到体恤和施惠于百姓，使百姓的生活安定下来。正因如此，楚庄王把“惠恤其民”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

楚庄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从灭掉庸国以后，每天都要训导朝中大臣说：“要关注人民的生计，否则祸患随时要来临”。还用楚国先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迹教导国人。楚庄王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人民的生计在于辛勤地劳作，只要辛苦劳作，生计就不会匮乏。楚庄王在位时，他的民生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楚国社会经济保持安定和繁荣，即使在战争频仍的情况下，仍能“使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楚庄王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君王。有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楚庄王身披皮毛裘衣，欣赏着雪景。他突然想到，当自己把雪景当美景来欣赏的时候，无数的平民百姓却要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身穿裘衣还感觉寒冷，国中的百姓和士人应该比我更难以忍受。”于是派人在首都搜寻，发现居无定所、无衣无粮的百姓和士人，就发放衣物粮食救济他们，使得百姓大为感动。

战时，楚庄王对普通士兵同样关照有加。楚国攻打萧国时，时值寒冬。大将汇报说，军队里的士兵缺少寒衣，难以忍受严寒。楚庄王于是亲自到军中巡察，抚慰将士，三军将士见楚王亲临军营，心中感受到了温暖，就像穿上了一层丝绵夹衣一样。楚庄王对士兵的关怀激发了士气，很快将萧国打败了。

楚庄王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心的向背是关涉国家存亡的大事。楚庄王出兵讨伐陈国前，派人到陈国侦察情况。使者回来报告说：“不可以攻打陈国。”楚庄王问：“为什么？”使者说：“陈国修建了高墙与护城河，国库里积蓄了很多的粮食，可见他们作好了准备。”而楚庄王却说：“这正说明可以攻打陈国了。陈国是一个小国，而有那么多的积蓄，这说明陈国的赋税一定很重，赋税重就会引发百姓的不满；陈国人力不够，却修建了高大的城郭，老百姓一定疲劳不堪。陈国的百姓对他们的君王不满，又疲劳不堪，正是我们攻打陈国的好机会。”于是发兵占领了陈国。楚庄王认为，蓄积、赋敛和民怨是联系在一起的。蓄积多是重赋敛的结果，而重赋敛必然会导致民心怨上。楚庄王虽然说的是陈国的情况，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薄赋敛”主张。

楚庄王直到临终时，还嘱咐他的儿子和大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的恩惠不能达到楚国以外的边远地区，那就还不如对楚国的百姓施加恩惠，体恤百姓的疾苦，善待百姓。

3.刑德并用，德立刑行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有德治与刑治两种观点。所谓德治，就是强调以德服人，以德治国。而刑治则强调以刑罚治理国家。楚庄王继承了西周以来形成的“刑德并用，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并运用于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周统治者“明德慎罚”的思想对楚人有很深的影响。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所谓“慎罚”，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楚庄王欲攻打陈国，申公巫臣就用“明德慎罚”的理论来说服楚庄王。

楚庄王最早提出“武德”的概念，将战争与道德统一起来。楚国在邲之战中大获全胜后，楚大夫潘党建议把晋兵尸体收集并堆积起来，垒成高大的“京观”，以告示子孙。楚庄王针对潘党的建议，提出了“武有七德”的思想。他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楚庄王提出的“武德”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即禁止暴虐、制止战争、保卫国家、立定武功、安定人民、安和万邦、丰裕财富。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平息战争，不是为了炫耀武功，于是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楚庄王因郑国背楚亲晋，出兵攻破郑国；后来见郑襄公肉袒牵羊表示了臣服，楚庄王便主动退出郑国都城，与郑国结盟。对于楚庄王来说，讨伐叛逆，这是“刑”，而郑国臣服后放弃占领，这就是“德”。晋国人赶来救援时见郑国已臣服楚国，晋国的主将说：楚庄王对待郑国是“德立刑行”，是软硬两手都用了，晋国是难以打败楚国的。

4.举不失德，任用贤能

楚庄王霸业的成功，与其重视人才、选贤任能有着密切的关联。楚庄王威服中原后，回师楚国的途中，经过楚国申公巫臣的封邑。申公巫臣早上向楚庄王进献的饮食，到中午了庄王还没有吃。申公巫臣向楚庄王请罪说：“我进献给大王的餐具和食物都是十分清洁的，没有任何问题，大王到中午了还不进食，我特来向您请罪。”楚庄王叹息道：“这不关你的事啊。我是在忧思治国人才的问题。”庄王说：“我听说，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我就是属于‘下君’之列的人，群臣中又没有人能超过我的，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啊。”后世史学家评价楚庄王时说：像楚庄王这样凭正义征服了诸侯还小心翼翼，“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楚庄王选择人才有个原则：“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即将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奖赏的标准则是依功行赏。楚庄王初年，对朝内职官进行重组，就是依据这个原则，“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不过，楚庄王将选拔人才的范围确定在“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主要是从同姓中血缘较亲近者和外姓中原有的贵族中选拔，明显带有封建宗法制的性质，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

大臣共雍向楚庄王要官，楚庄王的回答是：“有德者受吾爵，有功者受吾田宅。”“德”与“功”二者，共雍都不具备，所以楚庄王明确表示“吾无以与汝”，没有答应共雍的要求。楚庄王提出的“举不失德”的用人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楚庄王通过多种方式考察人才。楚庄王经常带领群臣外出打猎。大夫们劝谏他说：“现在楚国面临着晋国的威胁，大王不能太沉溺于游猎了”。楚庄王说：“我是通过打猎这种方式来考察人才。在打猎的过程中，通过观察我发现，敢于冲进荆棘中刺杀虎豹的人，我就知道他是勇士；那种能抓住犀牛，与猛兕搏斗的人，我知道他是力士；而那种打完猎却能与其他人公平分配猎物的人，我知道他是仁士。”据说楚庄王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三名贤士，一是令尹孙叔敖，二是司马子反，三是将军子重。正是有了这三名贤士，楚庄王才得以“无敌于天下”。

楚庄王惜才爱才，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楚庄王大宴群臣，群臣个个酒兴酣畅。突然一阵风把灯烛吹灭了，席中有人乘着屋内黑暗，借着酒兴，偷偷非礼了庄王的一名爱妃。这名爱妃顺手一把摘下了非礼她的人官帽上的缨带，并以此作为证据，要求楚庄王严惩犯事的人。楚庄王说：“这是因酒失礼，不能因为一名妇人的节操而羞辱勇士。”于是下令，所以在场的人都扯断帽上的带子，尽兴而欢。在场的100多人都纷纷扯断冠带，尽兴而散。两年后，晋楚交战，有一个大臣冲锋陷阵，五次交战五次擒获敌军的首领，取得了胜利。楚庄王召见这个大臣说：“我德行浅薄，对你也没有特别的恩惠，你为什么要这样拼死战斗呢？”那位大臣回答说：“我就是那个宴席上酒后失礼的人，是您的宽宏大量使我没有受到羞辱，我一直寻思着肝脑涂地地回报您。”后人评价说，楚庄王积的是“阴德”（暗中给人恩惠），而得到的是“阳报”（极大的回报）。

5.采纳谏言，从善如流

楚庄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任用了一批贤能之臣，还得益于他对于贤臣的谏议能够虚心采纳。楚庄王执政时期，楚国一连几年风调雨顺，没有发生任何自然灾害。这本应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可是楚庄王却高兴不起来，他居安思危，检讨自己的过失，还举行祭祀仪式祈祷山川之神，祈求神灵说，如果他有什么过失，上天一定要警示他。后人评价楚庄王说，庄王能求过于天，他自然会采纳群臣的建议；他能居安思危，所以能成就霸业。

楚庄王占领陈国后，设陈国为陈县，申叔时以“蹊田牵牛”的比喻力劝楚庄王恢复陈国，楚庄王真的采纳了申叔时的建议。后来孔子评价楚庄王说：“贤哉楚庄公，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楚庄王听了大臣的一个建议就放弃了一个占领的国家，可见楚庄王对贤士的意见是多么的重视。

楚国出兵攻打一个叫阳夏的地方，久攻不下，但楚庄王不准回师。有一次楚庄王在云梦大泽打猎，斗椒进谏说：“大王之所以能打猎到很多野兽，是因为有马的原因。如果楚国灭亡了，大王从哪里得到马呢？”楚庄王说：“你说得很好。我只知道使强国屈服了就可以称霸诸侯，只知道得到了土地可以使国家富强，但我却忘记我的百姓民力不堪，难以承受战争之苦恼。”第二天楚庄王请斗椒做客，作为上宾款待，并撤回了进攻阳夏的军队。

楚庄王爱马，其中有一匹最爱的马，庄王给它穿上刺绣的衣服，吃上等的枣脯，让它住富丽堂皇的屋子。这匹马后来因为营养过度，得肥胖症死了。楚庄王让群臣给马发丧，并要以“一棺一椁”的大夫之礼为之安葬，大臣们都对庄王此举表示不满。但楚庄王下令：再有议论葬马者，将被处死。优孟是一位以表演讽谏君王的宫廷艺人。他听说楚庄王要葬马的事后，跑进大殿，仰天痛哭。庄王很吃惊，问其缘由。优孟说：“大王心爱的马死了，以楚国的经济实力，只以大夫之礼安葬，显得太小气了。臣请求大王应该以君王之礼来安葬它。”楚庄王以为优孟真是赞同自己的做法的，就问优孟该怎么办这场葬礼。优孟回答说：“那就用美玉做棺，用名贵的梓木做椁，再选各种贵重木材作装饰。国王可以动用军队为马挖掘墓坑，调动全城的老人和孩子背土去筑坟，还要让各国的美女来陪葬。安葬完毕后，要为它建立祠庙，用最高的祭礼来祭祀它。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是一个‘贱人而贵马’的君王了。”听到这里，楚庄王就知道自己错了。庄王问优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优孟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铜锅做棺材，用姜枣等作调味品，用火光做衣服，把它埋葬在人们的肠胃里。”楚庄王最后同意了优孟的意见，派人把马交给主管膳食的太官烹饪出来供众臣享用。同时还告诫大臣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提他有过厚葬爱马的想法。

“葬马”终究是件小事，还不能说明庄王是一位善于纳谏的明君。要看庄王是不是一位明君，还要看他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上是不是也能从善如流。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商国是”这个词也源于楚庄王。有一次，楚庄王与令尹孙叔敖讨论治国之策。楚庄王很谦虚地承认说，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国是”。所谓“国是”，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孙叔敖说，国家的大政方针恐怕不是君王你一人能决定的。一个国家，如果君臣不和，就无法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历史上夏桀、商汤的亡国，都是因为他们只听顺从自己的意见，不听反对自己的意见，最后导致了亡国。楚庄王听后大为高兴，对孙叔敖说：“善哉”，并表示愿意与卿大夫“共定国是”。楚庄王所说的“共定国是”这个词后来改了一个字，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商国是”。从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中看，“共定国是”的思想应该来源于孙叔敖，而最后做出理论总结的却是楚庄王。

6.厉行法治，法不避亲

楚庄王对法律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治理楚国时，实行严厉的法治。这一点，可从楚国对《茅门之法》的执行情况窥见一斑。

《茅门之法》是一部有关王宫禁区的法令。《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溜（指雨水顺屋檐流下的地方）者，廷理斩其辀（指车辕），戮其御。”按照这一法令规定，百官入宫朝觐君王，必须在宫外茅门前下车徒步入宫。如果驾车的马踩到了屋檐下水滴的地方，执法官就可依法砍断车辕，斩杀车夫。有一次，楚庄王紧急召见太子。太子乘车飞驰入朝时违反了《茅门之法》的规定，执法官便依法将太子所乘车的车辕斩断了，还杀掉了太子的车夫。太子大怒，便向庄王哭诉，要求诛杀执法官。庄王严词回绝说：“法令是用来维护宗庙和社稷的尊严的。能够执行法律、尊敬社稷的人，是国家的忠臣，怎么可以杀掉呢？”楚庄王对太子指出，法律是为维护宗族、国家而设，这是制定法律的根本目的。对法律的触犯与违反，不仅会导致国家管理上的失范，而且会从根本上危害到国家的安全。由此可见，楚庄王对法律的本质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太子听了这番话后，羞惭不已，掉头跑出宫外，在外露宿3天反躬自责。回宫后，连连向庄王叩谢，请求处以死罪。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楚国的执法官能够严厉执法，即使王子犯法，也要依法严办；而庄王能对法律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将法律提到了维护国家社稷安危的高度去认识，法不避亲，即使是太子也不偏袒。再者，太子违反国法，被依法处理后，虽然一时不能接受，但经过庄王的教育后，能幡然醒悟，说明这位太子已经对于严厉执法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楚庄王尚武重德，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他的成功，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其一，民生在勤的奋斗精神。楚庄王反复告诫官员和人民“民生之不易”，只有通过不断的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民生在勤”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其二，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楚庄王“重德”的治国思想，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软实力。这一政治思想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今天仍被广泛运用。

其三，举不失德的人才思想。楚庄王认识到唯德才是举及赏罚分明是治国安民之本。只有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有了德才兼备的贤臣，政令才能顺利实行。

其四，惠众恤民的民本思想。楚庄王以民为本，惠恤百姓，从而使楚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楚国称霸中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其五，共商国是的治国方略。楚庄王提出的“共定国是”的治国方略，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共商国是”的治国之策，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