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崛起与励精图治

进入春秋时期后，周王朝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楚国在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的带领下，立足江汉，励精图治，不断发展壮大，跻身大国之列。随后北进中原，与中原列国争霸，为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武王僭号称王楚始强

春秋前期，熊通杀其侄子，自立为楚国国君，随后僭号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称王后，始设县制，重用令尹，创立兵法，实现了政治、经济与军事上一系列的变革，为楚国由弱转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僭号称王

随国（今湖北随州）是“汉阳诸姬”之首，其国势也最强大，它监控南方诸国，以拱卫周疆。楚武王要自立为王，必须先征服南方诸国，而要征服南方诸国，则必须首先征服随国，迫使随国承认楚国的地位。楚武王在位时期三次伐随，都是为了征服随国，达到僭号称王的目的。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第一次伐随。楚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之所以兵力强大，但还没有取得主动权，是因为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现在要让随国自傲自大，抛弃这些小国家，就可以离间他们了。于是楚武王便在接待前来和谈的随国少师时，有意使军容涣散，少师回去后，果然向随侯建议：楚国军容涣散，可以出兵伐楚。而此时，随国的贤臣季梁出来劝阻。季梁成功地说服随侯不与楚国正面交战，而专心修明政事，使得楚国没有敢来攻打随国。

季梁是春秋时期随国著名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季梁向随侯建议“修政而亲兄弟之国”，以对抗楚国的进攻。在与随侯的对话中，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的唯物主义思想。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提出的“民为神主”的思想，倡导君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把百姓的地位摆在神灵之上。季梁能在神权至上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提出“民为神主”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楚武王这一次伐随，虽然没有正面交战，但向随侯提出了一个条件：请随侯向周王室转达，要求周王朝改变原有对楚国的分封，提高对楚国分封的等级。楚武王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专程前往周王朝转达楚武王的要求，但被拒绝。

公元前704年（熊通三十七年），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通过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江汉各国都来参加盟会，只有黄与随两国不愿意承认楚国盟主地位而不来参会。

楚武王一方面派人前去谴责黄国，另一方面亲率大军讨伐随国。两军交战时，随国大夫季梁以为“楚人上左”，楚国三军之中，楚君应居于左军，建议避实击虚，攻打楚军的右军，随侯不听，结果大败而逃。这年秋天，随侯向楚国求和，熊通愤怒地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于是自立为王，并逼迫随国订立盟约，承认楚国称王。熊通僭越礼制，自称为王，虽然没有得到周王室的承认，但得到了随国及参加沈鹿会盟各国的承认，自此以后，楚国国君均沿袭“王”的称号。

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是在公元前690年。这一年，随侯因承认楚国自封为王而被周王召见，并大加责备。楚武王认为，随侯前去见周王已经是对自己的背叛，决定出兵伐随。出兵前，楚王告诉夫人邓曼说，自己心跳得厉害。邓曼叹息说：“盈而荡，天之道也”，意思是说水满则溢，大王的福禄到头了，所以心跳不正常，这预示此次出师将有不利。尽管如此，武王仍然坚持出兵，后来在军旅途中，死在了一棵树下。武王去世后，楚人秘不发丧，继续开路前进，架桥筑营，兵临随国城下。随人不知道武王已经去世，被楚国的阵势吓住了，与楚人签订了盟约。随后楚军撤兵回国，直到渡过汉水，才发布楚武王去世的消息。

楚国自从春秋早期楚武王始称王，使用和周王同等的称号，此后一直沿袭王称。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是各诸侯国中唯一一个称王的国家。直至战国中期，其他各诸侯国才纷纷称王。战国时期最早称王的是魏国。公元前344年，魏国发起和主持“逢泽（今开封附近）之会”，魏在这次盟会上正式称王，比楚武王称王足足晚360年。此后，齐国与魏国于公元前334年互相称王，秦国与韩国于公元前325年互相称王，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至此“战国七雄”相继称王。

2.变革创新

楚武王在位时期，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变革与创新。

一是创立县制。公元前738年，楚武王为开疆拓土发兵攻击权国（今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附近）。灭掉权国后，楚武王在权地设置权县，任令大夫斗缗为县尹。不料县尹斗缗有争位独立的野心，勾结权国遗民造反。楚武王迅即发兵平叛，捕杀斗缗，然后迁权县于那处（今沙洋县拾回桥镇）。从此以后，灭国设县，成为楚国的惯例。

权县是“春秋第一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建立县制之前，楚国对新征服的地方和周王朝一样采取分封制。实行县制管理后，县公由楚王直接任命，改变了旧有分封领地由贵族世袭的模式，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县公直接听命于楚王，加强了国王权力；县所属军队由楚王直接掌控，强化了国家的军力；县内所有赋税全部上交国库，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楚武王首创的县制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变革，体现了楚武王与时俱进的精神，至今仍有生命力。

二是重用令尹。楚国早期以“莫敖”为中央机构中的高级职官。春秋时期这一职官一直由屈氏贵族世袭，是最高军事长官，其职责是统兵出征、主持盟会等，位高权重。楚武王的儿子屈瑕任莫敖。屈瑕奉命伐罗时，年事已高的斗伯比为屈瑕送行，见屈瑕走路高抬脚步，有骄矜之色。楚武王的夫人邓曼知道后，对武王说：“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意思是要以信用取信于百姓，以德行训诫百官，以刑罚惩戒莫敖。邓曼提醒武王，莫敖权势过高，不服管束，应加以重罚进行约束。楚武王时改以令尹为重臣，将令尹与莫敖并提，处于同等地位，实际上是降低了莫敖的地位。此后，莫敖在楚国官职中地位逐渐下降，而令尹成为最高职官，为百官之长，地位仅在楚王之下，其职责是辅佐楚王处理全国政治、经济与军事事务，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令尹由楚王任命，一般从王族中选拔，也可以任用外姓，甚至战俘也可出任令尹，如楚文王时以战俘彭仲爽为令尹，楚悼王时以卫人吴起为令尹。由令尹主政，废除了传统的世袭制，强化了楚王对国家的掌控。由于楚王对令尹有绝对的支配权，令尹如有渎职营私、触犯禁令等犯罪行为，可以被免职甚至处死，从而有效防范了列卿坐大，政在家门的现象。

楚武王的政治改革，为楚国建立了一套王权集中的国家机器。在国王之下，由令尹总理军政大政，县尹负责县一级行政管理，令尹和县尹听从国王指挥、统领调配。

三是创陈兵之法。楚武王在第三次攻打随国时，使用了一种名为“荆尸”的陈兵之法。这种陈兵之法在楚武王之前没有使用过，可见是楚武王的首创。章太炎先生曾经将楚武王首创的“荆尸”兵法，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相提并论，强调这种新式兵法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关于“荆尸”兵法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已无从查考，但从《左传·庄公四年》中“楚武王荆尸，授师孑（戟）焉，以伐随”的记载来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作战时广泛使用了一种新式兵器——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戟是一种融合戈与矛两种兵器功能为一体的兵器，既可前刺，亦可横击与勾杀，杀伤威力大。由于楚武王的推广，戟这种新式兵器在楚国普及开来，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取代了戈的地位。《战国策·赵策》记载，毛遂自荐时分析楚国的军事实力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持戟百万”正说明楚国军力强大，足可以与秦国抗衡。

（二）文王迁都纪郢通上国

楚武王之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熊赀，是为楚文王。楚文王在位时，迁都纪郢，北拓东进，观政中国，楚国的国力更加强盛。

1.迁都纪郢

自熊渠拟定楚国南下江汉平原发展的国策以后，楚人经过数代努力，不断将国都从原来的丹阳（河南淅川）向南迁移。楚武王时，楚人将都城迁到一个名为“免”的地方，因人口发展很快，免地容纳不下，于是把一个名叫“疆浧”的水塘放水后填平用于居住。“疆浧”变成人口稠密的都城后，原来的“浧”字去掉“水”而加“邑”，变成了“郢”。“疆浧”由此变成了“疆郢”，也称为“郊郢”（今湖北钟祥附近）。“疆郢”是楚国第一个称“郢”的国都。

楚文王时，经过多次迁都，最后将都城迁都湖北荆州城北的纪南城，仍称“郢”。《史记·楚世家》记：“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许慎《说文解字》记：“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汉书·地理志上》记：“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这些文献记载明确地指出：楚文王继位后，将楚国都城迁徙到了湖北荆州城北的郢都。楚郢都因城在纪山的南边，也称“纪郢”，西晋学者杜预在《左传》的注释中才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战略位置重要，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乃至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南方的第一大都会，为楚国的发展与强大提供了有力保障。从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郢（纪南城）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在前后共411年中，楚国共有20代国王在此建都。

楚纪南故城遗址至今地面仍保留着部分城垣遗迹，地下埋藏着丰富的文化遗存。纪南城址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5.5公里，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6、7米的城墙遗迹。城墙是由夯土筑成，十分坚固。城的四周开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两侧还有类似城门的建筑遗迹。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

2.始通上国

楚文王定都纪南城，表明楚国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实现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楚文王全力北进东拓，向北攻打了申、邓等国，向东智取息国，不断扩大楚国的势力范围。

楚文王迁都纪郢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8年，亲率大军伐申，灭申国后设为楚县。楚国的军队讨伐申国，要经过一个与楚国有着姻亲关系的小国——邓国。邓国是楚国母舅之国。楚文王的母亲邓曼是邓国人，他是邓国国君邓祁侯的外甥。楚文王攻打申国时经过邓国，顺便了解邓国的情况，以便以后趁机攻打邓国。对于这位外甥的到来，邓祁侯非常高兴，设宴招待他。而此时邓祁侯的另外三个外甥骓甥、聃甥、养甥看出了楚文王的意图。这三人请求邓侯乘机把楚文王杀掉，邓侯不准。三个外甥说：“将来灭邓国的必定是这个人。如果不趁早打算，今后就像咬自己的肚脐一样，还来得及吗！”后来有一个成语“噬脐莫及”用以比喻后悔不及就源于此。邓祁侯说：“我设宴会把人杀掉，以后谁还会到我家来吃饭啊？”这三人又说：“如果不听我们三人的话，国家就要灭亡，你哪里还有食物招待其他人呢？”邓侯终不听从。就在讨伐申国返回的那一年，楚文王攻打了邓国。公元前678年，楚再次伐邓，将其灭亡。

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楚文王又图谋东向，以打通北上的通道。在楚国东北面的陈、蔡、息三国是姻亲之国。楚文王利用蔡国和息国的矛盾，玩弄这些小国于股掌之间。蔡侯娶陈女为妻，息侯亦娶陈女息妫。息妫借道蔡国归省陈国时，蔡侯强留息妫，并对息妫无礼，使息侯大为恼怒。息侯请求楚文王攻打息国，然后息国向蔡国求救，待蔡国攻打楚国时，楚国则乘机攻蔡，以报蔡侯非礼息妫之仇。楚文王依计行事，于公元前684年出兵攻蔡，大败蔡国，俘虏蔡侯。后来，楚文王在息国做客，也把蔡侯带在身边。息侯与楚文王一起开怀畅饮时，蔡哀侯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于是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艳，怂恿楚文王一睹芳颜。楚文王如愿见到息妫后，为其美艳倾倒。第二年楚文王出兵伐息，杀息侯，设息县，占息妫为己有。

春秋前期，陈、蔡二国是中原最大的屏障，其次是申、息两国。楚国占据申、息后，直接威胁周王室。史学家们认为，楚国灭申、息二国是楚国开始强大的标志。《史记·楚世家》说：“楚强，陵江汉小国，小国皆畏之。”杜预注《左传》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国，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

3.治国之道

楚文王的治国之道，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识人善用，二是纳谏改错，三是严明执法。

先说文王识人善用。楚文王有一双慧眼，不仅善于识人，也善于识宝。先讲一个楚文王识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和氏之璧”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名叫卞和的楚人，在荆山中得到一块玉石。他捧着这块玉石去把它献给当时的国王楚厉王（此时楚人尚没有称王，楚厉王应该是指楚君蚡冒）。楚王派玉匠去鉴定它，玉匠看后说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楚王认为卞和是在欺骗自己，就下令砍掉了他的左脚。等到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捧着那块玉石去敬献，武王也让玉匠去鉴定，得到的结论还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武王认为卞和是在欺骗自己，就下令砍掉了他的右脚。等到楚文王登上王位后，卞和抱着玉石在荆山脚下痛哭三天三夜，一直哭到眼睛流血的地步。文王听说这件事后，派人前去询问。来人对卞和说：“天底下被砍去脚的人很多，你为什么要哭得这样悲伤呢？”卞和说：“我并不为自己被砍去的双脚而悲伤，我悲伤的是珍贵的宝玉却被当成石头，忠贞诚实的人被当成了骗子。”文王听说后，就派玉匠雕琢那块玉石，果然得到了一块宝玉，于是就把它命名为“和氏之璧”。

楚文王善于任用贤人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任彭仲爽为令尹。楚文王攻打申国时，俘获了申国的一个大夫彭仲爽。楚文王认为彭仲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不计前嫌，大胆启用，任命彭仲爽担任令尹一职。令尹的职位相当于宰相，其权力仅在楚王之下，可见楚文王对彭仲爽的重视程度。彭仲爽不负众望，出任令尹后，协助楚文王建立了申县、息县，巩固北方边疆，此外还灭掉了一些小国。在楚国，类似重用战俘的事例在楚武王时也有一例。楚武王攻打鄀国时，俘获了鄀国的大夫观丁父。楚武王认为观丁父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大胆启用，任用他为军帅。后来观丁父协助楚武王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楚文王对身边的大臣，一边重用，一边观察，分清贤愚、忠佞。大臣苋禧对楚文王直言不讳，经常以礼义要求规劝文王。申侯伯为楚文王与申女所生之子，对楚文王投其所好，曲意奉承，颇得宠幸。楚文王晚年病重时，对手下人吩咐说：“苋禧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和他相处总是感到不安，我不看见他也不会想他；但是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益处，一定要替我即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先为我安排好了，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就会想他；但是我因此有了不少过失，一定要替我即时打发他离开。”于是就封给苋禧大夫的爵位，赠送了一些财物给申侯伯打发他离开楚国。

再说文王善于纳谏。文王初即位，纵情于游乐声色，他带着黄狗和利箭到云梦去打猎，三月不回。后又得到丹阳美女，于是开始迷恋女色，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太保葆申对文王说：“如今你不理朝政，迷恋女色，你罪应受鞭刑。”文王说：“我身为国王，鞭刑太重了，能否换一种刑罚？”葆申说：“这是先王的命令，不可更改。”葆申为楚文王铺好卧席，让他伏在上面，然后将50根细荆条捆在一起，跪下后放在文王的背上。对于葆申的举动，楚文王并不领情，说：“你这样做，我还是背负了受刑的名声，倒不如还是真的用刑吧”葆申说：“我听说，君子受刑感到羞耻，小人受刑感到疼痛。如果耻辱不能使他改变，让他疼痛又有什么益处呢？”说完，就要去投江自尽。葆申的举动最终感动了楚文王，他杀了宠物狗，折断打猎的箭，赶走丹地美女，开始致力于治理国家。

鬻拳是楚宗室后裔，具有刚直和忠诚的品性。一次，因文王拒绝纳谏，他拿着兵器威逼文王纳谏。事后，鬻拳自以为以兵器逼君犯下了犯上之罪，自断一足以示服罪。楚文王对鬻拳也不计前嫌，派他做守卫宫门的门官。楚文王十五年（前675年），文王与巴军交战，被巴军战败，返回郢都。担任守城门官的鬻拳责怪文王战败失利，拒不打开城门。文王只好转兵向东，打败黄国才回师，途中生病，不久死去。鬻拳在文王下葬后自杀，为文王殉葬，被葬于文王墓前。楚国正是有了像保申、鬻拳这样一批敢于直谏的忠臣，所以成就了楚文王的大业。

三是严明执法。攻打邓国时，为了严明军纪，楚文王亲手斩杀了违反军纪的两位王子。攻打邓国时，王子革和王子灵一道去摘菜，看见一个老人带着装菜的畚箕，就向老人讨取，老人不给，王子不仅把畚箕抢了过来，还动手打了他。文王听说此事，就下令把两个儿子抓起来斩杀。大夫们都劝解说：“夺取畚箕确实有罪，但罪不至死，怎么能杀他们呢？”正在这时，被打的老人已到了军营，气愤地说：“邓国无道，你们发兵讨伐；而君王的儿子打人还抢东西，这不比邓国更无道吗？”说完就呼天抢地地大声哭叫起来。文王担心此事影响士气，召见老人说：“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并在军门外斩杀二子。

（三）成王争霸中原壮国威

楚成王熊恽是春秋时期继楚武王、楚文王之后，对楚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君。他在位46年，南服夷越，东拓江淮，争霸中原，奠定了楚国称霸的局面。

楚成王在位时期，为争取霸主地位，统领楚国与中原齐、宋、晋进行角逐和较量，让中原各国侧目。

楚成王首先面对的是有赫赫威名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进攻楚国，以楚人不向周朝进贡以及周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陈兵楚境。敌方集八国之师，战车千乘，这对于年轻的楚成王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楚成王沉着镇定，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制定了周密的战略方案，一方面亲率楚军，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派大夫屈完与齐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楚成王派屈完到齐军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试图压制楚国，让屈完乘车视察八国之军，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楚国在召陵结盟，史称“召陵之盟”。

楚成王面对强敌，使用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显示了其政治与军事才干。楚齐召陵之盟使楚国在未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迫使八国联军退兵，有效地保存了楚国实力，提高了楚国的政治地位，激发了楚国争霸的斗志，从此拉开了楚国与中原各国争霸的序幕。

齐桓公去世后，楚成王借齐国中衰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争霸的结果是，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发生战争，以宋国战败而告终，史称“泓水之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他本人也受了重伤。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泓水之战后，北方诸侯俱拱手南向，楚国势力几乎席卷中原，成为中原事实上的霸主。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到达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主地位，爆发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之战。战争之初，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文公为疲敝楚军，退避三舍（一舍为30里，三舍为90里），诱使楚军主帅子玉轻敌深入，在预定的战场城濮一带与楚决战。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此外，还起到了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濮一战，楚军大败于晋国。楚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主帅子玉败归，被迫自杀。

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楚晋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楚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楚成王一生先后和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三位霸主争霸，对齐桓公是逐渐取胜，对宋襄公是完胜，对晋文公是城濮之战后略处下风，此后旗鼓相当。楚成王的一生是争霸的一生，为后来楚庄王的称霸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四）子文公正清廉纾国难

成王在春秋争霸中能够步入“侵陵中原诸侯”的行列，与他重用令尹斗子文和斗子文的全力辅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斗子文从成王八年任令尹至成王三十五年让位于子玉，在楚国政坛影响长达27年之久。其间虽有“三仕”、“三已”之说，但一直在楚国政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子文的出身充满传奇色彩。子文的父亲斗伯比在楚武王时曾任令尹。斗伯比与郧国国君之女私通而生子文。因为子文是非婚生子，生下来不久即被郧国夫人抛弃在一片郊野的草泽之中，却不料被一只老虎喂养得以成活。郧国国君一次出游打猎时，发现了这个“虎孩儿”，大为惊异，于是带回家来收养。在楚语方言中，称“乳”为“谷”，称“虎”为“於菟”，斗子文因此而又得名“斗谷於菟”，意思是“虎乳育的孩子”。

子文出任令尹是在楚国发生“子元之乱”之后。楚成王即位时，只有10岁左右，不能独立理政，朝政由他的叔叔令尹子元把持。令尹子元对楚文王的夫人息妫，也就是自己的嫂嫂有非分之想。为了引诱息妫，他在息妫宫室旁专门修建了馆舍，并成天歌舞升平。子元的这一行为被息妫斥责后，有所收敛，但没过多久他又擅自住进了王宫，篡位之心表露无遗。为了不使楚国陷入宫廷内乱，忠于楚王室的大夫申公斗班愤而将子元杀死。平定子元之乱后，斗子文出任令尹。

子元之乱使楚国国库空虚，财政匮乏。子文受命于危难之时，决定“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把自己家族的大宗财产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的危难。这一举动很快赢得了朝臣和百姓的拥戴，也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毁家纾难”的最早的范例。

子文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三次出任令尹之职，而又三次出让令尹的职位，得到了孔子高度的评价，孔子称赞子文说：“忠矣”。子文任令尹时，勤于朝政，尽职尽责，史书记载说他“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意思是说，天还没有亮他就开始工作，直到天色很晚了才回家吃饭。

子文提出的“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子文心忧国家，体恤百姓，为官清廉，以至于家中“无一日之积”，常常是面有饥色，连妻子儿女也一起跟着挨饿。楚成王知道子文一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非常痛心，于是每次在子文上朝时，准备干肉一束、干粮一筐送给他，以改善他的生活。楚成王每次赏赐子文，子文都推辞而不接受。有人对子文说：“人生取富，而你总是逃富，这是为什么呢？”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所谓“庇民”就是“保民”，他认为保民是从政者最根本和最神圣的职责。子文说：我并非“逃富”，而是“逃死”，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我却追求富足，那是剥削百姓富足自己，如此下去，离死日不远了。

子文执政时，重视法制，不徇私情。有一次他的族人犯了法，被拘捕起来，当刑狱官知道此人是令尹的族人后立马释放了。子文知道后，对刑狱官说：“刑狱官的职责就是查处违反君王命令和触犯国法的人。而你放弃国法违背律令释放犯人，就是心怀不公。”他接着说：“我身居高位，理应做士民的表率，我的族人犯了法，你却释放了，这是在国人面前显示了我的私心。让我如此违背原则办事，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子文还把犯罪的族人亲自押送到刑狱官的面前，表示如果不依法惩罚犯罪的族人，他宁愿去死。最后，刑狱官把他的族人斩杀了。楚成王知道这件事后，来不及穿上鞋子就赶到子文家中，对子文自我检讨说：“是我用人不当，违背了你的本意”，于是下令罢免了刑狱官。国都里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纷纷议论说：我们的令尹如此公正，我们还担心什么不公平呢？民间有人还作了一首诗传颂子文的事迹：“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盛赞子文能够顾恤百姓的怨恨，是执法正直公平的好令尹。

春秋前期，楚武王、楚文王带领国人大胆创新，励精图治，使得楚国国力蒸蒸日上，至楚成王时，楚国已事实上取得了中原霸主地位。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有益的启示是：

其一，勇于创新的变革精神。楚武王实施一系列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革，始设县制，重用令尹，为楚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其二，方正公平的法制精神。楚文王为保国法而杀二子，令尹子文执法严明而杀族人，体现了公正执法的法制精神。

其三，毁家纾难的爱国精神。令尹子文自毁其家以解国家危难，体现了可贵的爱国精神，这一精神成为楚国不断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四，从政庇民的政治思想。令尹子文提出的“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政治思想，体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令尹子文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成为我国古代政治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