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熊：楚国基业奠基者

在整个西周275年间，鬻熊、熊绎、熊渠三位楚君在楚国早期历史发展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鬻熊是楚国的奠基人，熊绎是楚国的缔造者，熊渠则是楚国发展方向的引路人。

（一）鬻熊敬士爱民奠基业

1.弃商归周

楚国是周代一个多民族的诸侯国。从周成王封国到战国末年秦灭楚的八百多年里，楚国先后统治过的地方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左右。楚国统治的地域辽阔，境内的族类众多，其主体的民族是古老的楚族。

楚先祖季连部落和商朝之间虽然有“联姻”的关系存在，但商人还是经常对季连部落发动攻伐战争。《诗经·商颂·殷武》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由于商朝军队不断攻伐楚人，迫使楚人向西南迁徙。季连部落大约在商代晚期迁徙到丹水流域陕西商县、河南淅川一带。

商代末年，商纣王众叛亲离，商朝的统治危机四伏，而此时，周族势力强大起来，周人的首领西伯昌（即周文王），广纳天下贤士，共同对付商纣王。周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周初的一些开国大臣如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都是在此时投奔周文王的。此时，鬻熊成为楚人的首领。鬻熊审时度势，与太颠、闳夭、散宜生一起投奔周文王。

2.子事文王

鬻熊投靠周文王后，“子事文王”，也就是像儿子一样效忠周文王，深得周文王的信任。鬻熊见到周文王时已年届九十。周文王嫌他年岁已高，感叹道：“噫，老矣”，鬻熊回答说：你如果叫我捕兽逐鹿，那么我是老了。如果让我坐而谋划国家大事，我还算得上年少。

鬻熊精通治国之道，不仅成为周文王的重臣，还当了周文王的老师。后世楚人颇以此自豪。如春秋时楚武王就曾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按照史书记载，鬻熊不仅是周文王的老师，也是周武王、周成王的老师。

由于鬻熊对周朝的建立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周成王大封天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分封了鬻熊的曾孙熊绎，楚国得以立国，列于诸侯之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鬻熊虽然不是楚国的缔造者，但是他是楚国基业的奠基人，受到楚人世代的顶礼膜拜。夔国与楚国同属季连的后裔。夔国国君不祭祀鬻熊，这在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受到楚人的严厉责备，并最终遭到了被楚人灭国的厄运。

3.治国之道

鬻熊在世时，接受周文王、武王、成王有关治国之道的咨询。他和周王的一些重要的对话，被史官记录下来，由后人汇集成为一本书，取名为《鬻子》。我们今天看到的《鬻子》这部书，并非一本完整的书，只是一些记录鬻子思想的残章断句。尽管全书早已支离破碎，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

我们先说说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关于商代的积年（存续的时间），古代典籍上记载的各不相同，有的说有629年，有的说有496年，《鬻子》一书的记载为576年，彼此之间存有较大的差距。研究商年的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商代积年在550年左右较为合理。而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科学的研究，将商代积年确定为552年，这与《鬻子》所记商代积年为576年相差只有24年。《鬻子》所记商代积年与科学论证得出的商代积年如此接近，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说明《鬻子》记载的资料比其他文献的记载更具可信度，也可说明《鬻子》一书成书的古老性。

《鬻子》主要是通过鬻熊与周王的对话，阐明其治国主张与思想。鬻子与周王之间的对话以治国、任贤、爱民等内容为主，少部分内容涉及到哲学问题。唐高宗时，逄行珪将当时的通行本《鬻子》进行详细注释，并写了一篇表呈递给皇帝。在序中，他对这本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说这本书“王者览之可以理国，吏者导之可以从政”。

《鬻子》一书汇集了早期楚人的政治思想精华，其中提出了建立良性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论。

《鬻子》把社会结构分为三个阶层，即“民”、“吏”、“君”。《鬻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如果做到了民忠主（包括吏与君）、吏爱民、君“敬士爱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政治生态循环系统。

（1）尊贤

所谓“敬士”就是尊重和任用贤能之士。《鬻子》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强调治理国家一定要任用贤能之士。《鬻子》认为，贤士能否发挥作用，并不取决于贤士自身，而取决于“圣王”。《鬻子》说：“圣王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意思是说，如果是圣王当朝，贤士再多也不会觉得多；相反，如果是庸君当朝，贤士再少也觉得多。《鬻子》从两个方面强调用贤，其一是君王必须是圣王，贤士才有用武之地；其二，对于圣王来说，贤士多多益善。

《鬻子》一书提出了在选拔官吏时尊重民意，顺从民心的政治主张。《鬻子》说：“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后和”，要求君王在选拔人才时民“唱”于前，王“和”于后，即在决策时将民意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对此，《鬻子》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明主选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兴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这里强调君王选吏要充分考虑民意，以士民的好恶为取吏的标准，而非以君王的好恶取吏。由此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鬻子》中已具有“还政于民”的思想以及“民选”意识。君王选吏要以民为主，取民之所爱为吏，而不以君王的好恶取吏，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即使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鬻子》还提出了识别贤士的标准。《新书·修政语下》记鬻熊言曰：“行者善，则谓之贤人；行者恶，则谓之不肖。”又说“贤不肖之人，别其行也。”强调以“行”，也就是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实际上是以实践作为鉴别人才的标准。

（2）爱民

所谓“爱民”，就是情系于民，让天下百姓衣食无忧。《鬻子》说：“发教施令而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发教施令”是指发布政令，发布政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天下福者”，即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执政为民”的理念何其相近。

《鬻子》说：“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这里对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执政者“思民之所思”，“想民之所想”，积极有为为百姓谋取福利。鬻熊认为只有满足了百姓的这些基本的需求，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能成为一位有“信”的“人君”了。

《鬻子》说：“上下相亲谓之和”。上下等级之间的和谐相处、相亲相爱就是“和”，是从协调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矛盾的立场提出来的。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两千多年前先祖的这句话，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鬻子》说，只有通过社会不同阶层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的目的。可见，《鬻子》认为衡量治世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是看老百姓最终是否解决了衣食住行等根本性的“民生”问题。这种进步的民本思想，成为后世中国历代杰出政治家所仰止的目标。

（3）修身

鬻子认为一个执政者要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行善改恶。他说：“吾闻之：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狂悖之人），知恶不改者谓之惑（昏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执政者，要为天下之人的表率，要时时修身养性，将忠、信之德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

（二）熊绎筚路蓝缕立楚国

1.熊绎受封

根据清华简《楚居》的记载，鬻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侸叔”，一个叫“丽季”。丽季也就是熊丽，熊丽的这一支后来发展成为楚国王族。在清华简《楚居》中记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楚人之所以以“楚”为国名和族名，就与熊丽的出生有关系。《楚居》记载说：“丽不纵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咸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熊丽出生时，他的母亲难产，熊丽从母亲的腋下冲出，母亲就死了。巫师用荆（楚）条为母亲进行了捆扎然后下葬。楚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从此以后将自己的族名称为“楚”。

鬻熊传熊丽，熊丽传熊狂，熊狂传熊绎。到鬻熊的曾孙熊绎接任部落首领时，楚国继续为周天子效力，不断稳固根基，壮大势力。楚人对周天子的忠诚，最终获得了周王朝的认可，终于在周成王大封诸侯时，楚国由方国升格为异姓诸侯国。《史记·楚世家》记：“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周成王正式加封“楚”的国号，这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由此，楚国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成为周朝的一方诸侯国。熊绎是第一个被周天子加封的楚君，此后楚人正式有了“楚”这个国号和族名。在古代文献中单称为“荆”或“楚”，也合称为“荆楚”或“楚荆”。

楚国最初受封时首都在丹阳，其地应在今河南淅川。具体而言，丹阳在汉江最长支流、流经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带的丹江北岸与淅水交会处，因其地在丹、淅二水合流之处，故又称“丹淅之会”。楚国早期以丹阳为活动中心，楚文化从这里开始萌芽。

楚人受封之初，对周天子尽忠效力，定期向周天子进贡方物，其中包括用于驱邪的“桃弧棘矢”和用于缩酒（过滤酒渣）祭祀神灵的包茅。但由于周王朝实行“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政策，楚国作为异姓诸侯国，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2.奋发图强

周成王在岐阳会盟诸侯时，楚君熊绎被邀请参加。但在岐阳盟会这样重要的诸侯盟会上，楚国被视为蛮夷之国，楚君熊绎只是被安排负责大会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没有资格参与盟会。熊绎具体负责三项工作：其一，“置茅，即将茅草束立，在祭祀神灵时过滤酒渣。其二，“设望表”，即在祭祀神灵前，按照不同的方位，设立山川神灵牌位标志。其三，“守燎”，为诸侯盟会守护祭神的火堆。

当诸侯大会举行签订盟约仪式时，楚人连进入会场的资格都没有。周人赏赐给齐、晋、鲁、卫等宗亲或姻亲诸侯国珍宝之器时，唯独没有赏赐楚国。

周王朝的不公正待遇，激发了楚人奋发图强的斗志。楚君熊绎带领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立国初期的楚人，坐的是简陋的柴车，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在草莽丛生的山林里开垦荒山，在恶劣的条件与环境中艰苦创业。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此后楚国的几代国君将“筚路蓝缕”的精神不断光大发扬，奋力开拓，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强势崛起，后来居上，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

（三）熊渠自号封王不服周

1.昭王南征

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西周初期，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的控制，在汉东分封了一些姬姓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向其朝贡，表示臣服。周共王时，楚国已呈勃兴之势。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对楚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攻楚，周人因天象不吉而返回；第二次攻楚，周人“丧六师”于汉水；第三次攻楚，周人全军覆灭，周昭王本人也溺亡于汉水之中。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五代至熊渠时，周室微弱，楚国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2.开疆拓土

在楚国的发展历史上，熊渠是一位重要的国君。他不仅是胆识过人的神射手，更是一位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国君。

熊渠具有高超的射箭技术，并被传为佳话。有一次熊渠夜间赶路，发现前面有一块巨石，误以为是一只老虎，急忙射出一箭。跑过去一看，那箭镞连同箭杆、箭翎射进石头里面，难以拔出来。这就是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来源。

熊渠是一位很有胆略的国君，成功实现了向江汉平原发展的战略目标。熊渠利用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之机，采取远攻近交的策略，与江汉流域的大小方国部落结盟，“甚得江汉间民和”，原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蛮夷民族都纷纷归顺他。

在江汉流域站稳脚跟后，熊渠开始向周围扩张。他向东征伐杨粤，一直攻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内），夺取该地丰富的铜矿资源；向西攻打庸国；向南攻打长江中游一带的越人。

熊渠兵锋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他是希望在江汉流域站稳脚跟后，再北图与中原分庭抗礼。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的发展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

3.分庭抗礼

在占领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后，熊渠更是与周朝公开对抗，分庭抗礼。按照西周的惯例，周天子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伯、子、男。楚人先祖熊绎在周初受封时只获得了地位不高的子爵爵位，熊渠对此愤愤不平，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宣布不再接受周朝对楚国的分封。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熊渠还自立为天子，分封他的三个儿子为诸侯王。他将长子毋康封为句亶王（湖北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中子挚红封为鄂王（今湖北鄂州），少子执疵封为越章王。此时的楚国已成为与周朝平起平坐的王朝。

湖北方言中有“不服周”的说法，是“不服气”、“不服输”的代名词。“不服周”的“周”原本是指周王朝。这句方言的来源即与楚人与周人分庭抗礼，不服从周人的统治有关。正是楚人所具备的“不服周”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最终成就了楚国八百年的基业。

楚人此次自封为王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周厉王是一位暴虐之君，他继位后，对周边地区不断攻伐，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了对儿子的分封。

从熊绎到熊渠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楚国的这段历史中，楚先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三点：

其一，敬士爱民的民本思想。商末周初，还是一个神本主义的时代，楚先祖鬻子就提出了“敬士爱民”的民本思想，这犹如夜空中划过的一束流星的光芒，对中国思想史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时至今日，鬻子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仍然熠熠生辉。

其二，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在恶劣自然条件下和政治生态中，保持旺盛的斗志，奋发图强，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今天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其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楚人敢于以蛮夷自居，敢于与周朝分庭抗礼，都显示出了楚人所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培育出了融合夷夏、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我们今天学习楚文化，就应该大力倡导和发扬楚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怕困难、敢于探索、敬业创新，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