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道德楷模及其文化反思-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

孟修祥

任何时代都需要自己的道德楷模，明代也不例外。从明初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哲学，将儒家经典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生员的必修教材，到各种家规家训的出现，目的在于培养符合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楷模，以之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撑，使社会秩序获得稳固。随意翻阅正史，或当时的地方志，其中记载的或以孝友名，或以廉政名，或以介特名的“名贤”之类的人物，无不凸显着崇儒尚王的道德思想与明礼导民的道德内容。

明代的确有众多的“道德楷模”，而海瑞则可谓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个人生活清廉俭朴，穿大布袍，吃粗米饭，用葛布帐、破竹箱，为老母亲祝寿才买二斤肉，招待首辅张居正派来的御史也仅有“鸡黍”而已，如此清廉俭朴，堪为官吏楷模；他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打击地主豪强，救抚平民百姓不遗余力，当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府半年后离任，百姓依依难舍，“号泣载途”，《明史·海瑞传》说他在南京去逝后，“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深得人民爱戴。如此著名的道德楷模，一代廉吏，理应重用有加，而实际上仅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而已。考究个中原由，学界见仁见智之说，莫衷一是。撇开纷纭众说，不妨先看看海瑞对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方式，如处理诉讼时，他定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官宦……”（《海瑞集》）这些标准似乎符合了儒家的某些道德标准，但不论是非曲直而只按司法者自身道德信条来判案，以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正因为有如此判案准则，所以，在他担任南京右都御史时，上书要求恢复朱元璋时代规定的凡贪污八十贯以上者立即处死并剥皮揎草挂于厅堂以示警戒的刑罚。如此严刑峻法，如何管理好社会？《明史》本传说他在官之时，“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亦是自然情理之中事。据说他因五岁的女儿用手接吃了男仆给的饼子，犯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忌，而残忍地将其饿死。如此缺乏人性的做法实难为世人所接受。海瑞苛求社会，苛于待人，因此当时的几任内阁首辅如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为避免影响到政局稳定，都不愿让海瑞得到重用。

如果只看到明代中晚期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现实，很容易将海瑞的人生际遇，视为“道德楷模”与贪腐社会道德堕落冲突的悲剧，而得出如此结论则未免过于简单化。肯定海瑞个人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瑞的许多言行证明了他不明白明代中后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地区已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他并不明白这一时代变化导致传统伦理道德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趋于解构，思想意识得到逐步的解放与觉悟，而他却死守儒家的某些思想教条，希望以复古主义的道德理智来恢复西周的井田制的作法，自然为明达之士所不取。当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强调“致良知”，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李贽则更是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的时候，海瑞还坚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大忌，宁可让女儿饿死的作法，以及以道德取代法律的办案方法，倡导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腐的作法，实在值得人们深思。

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只有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文化反思与道德批判，才有可能为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德体系提供有价值的观念支撑，而明代以海瑞为代表的“道德楷模”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刻反思与批判的对象。

【注释】

[1]（宋）邢昺：《孝经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4页。

[2]同上书，第2545页。

[3]（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7年，第173页。

[4]（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诸子集成》第8册，中华书局，1956年，第3页。

[5]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0年，第3页。

[6]同上书，第15页。

[7]同上书，第70页。

[8]《周易》，京华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9]即戒色、戒斗、戒得。《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0年，第160页。

[10]（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02页。

[11]古代赋税的一种。指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代替力役的人口税。《周礼·地官·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贾公彦疏：“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税之泉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27页。

[12]孟祥荣：《袁宗道笺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

[13]同上书，第2页。

[14]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0年，第32页。

[15]（清）栗毓美：《普济堂并育婴堂条约》，盛康辑《清经世文续编》卷32《户政四·养民》。

[16]吴琦、黄永昌：《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17]（清）王庭桢：《中汛团宝市义学序》，见光绪《施南府志续编·续学校志·义学》卷四。

[18]道光《云梦县志》卷十。

[19]光绪《襄阳府志》卷四《舆地志·风俗》。

[20]（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64页。

[21]同上书，第132页。

[22]《礼记·大学》。

[23]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十一《艺文志》。

[24]光绪《黄冈县志》卷4《赋役志·蠲卹·附载义举》。

[25]同治《江夏县志》卷二《建置志·杂置》。

[26]光绪《沔阳州志》卷四。

[27]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五十一《艺文志·碑记》。

[28]《老子》第七十七章。

[29]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二十一《艺文志》。

[30]光绪《黄冈县志》卷二十《古文下》六十九。

[31]光绪《黄冈县志》卷六《职官志·徇良》六十八。

[32]阳逻窝子塆《雷氏宗谱》卷首。

[33]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十四《孝义》。

[34]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9页。

[35]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咨询网：http：／／zsw.bjtu.edu.cn／news／article.aspx？id＝149.

[36]陈礼荣：《清节自励的王芳荃教授》，武汉：《湖北文史》，2004年第2期；陈礼荣：《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注：笔者在撰写此文时，所采用的资料来源，除了王芳荃本人亲笔写的自述《我之祖及我一生要事回忆略之》外，还有王元化先生提供的家世谈话内容，以及其捐给上海档案馆的一册北方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于1987年元月出刊的《校史资料选辑》第一期（内部刊物）。其中，载有王芳荃教授自己撰写的《北京铁道学院简史》，另有由其他人撰写、内容涉及到王芳荃教授的篇目，如刘炽晶《北京铁道学院的历史概况》（解放前部分），赵传云《院史资料片断》，马许《抗战胜利后北方交大（铁道学院）进步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此外，还有《荆沙文史资料》选载的台湾学者梁实秋所撰《怀念余上沅》先生（余上沅系沙市同乡，他进清华大学后曾由时任该校注册部主任的王芳荃在学习和生活上多方予以关照）等。

[37]陈礼荣：《荆楚有幸育雄才——从沙市走出去的我国卓越物理学家桂质廷小记》，《荆州晚报》2005年12月21日，第16版。笔者撰写此文所采用的资料来源，既有王元化先生生前与笔者回忆家庭往事时的谈话内容，又有桂质廷长女桂湘云女士的书信内容、包括她寄赠的相关文字材料等。

[38]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文艺出版社，第12页。

[39]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文艺出版社，第12页。

[40]陈礼荣：《走近王元化》，《传记文学》，1999年第9期。

[41]陈礼荣：《死生契阔的真情守望》》，《名人传记》，2003年第7期。

[4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王元化》，2015年9月14日，http：／／www.sh－popss.gov.cn／newsDetails.asp？idval＝6181.

[43]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44]《文汇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桂希恩教授荣获“贝利－马丁奖”》，http：／／news.163.com／05／1109／15／224IHTIJ0001124T.html，2005年11月9日。

[45]陈礼荣：《走近王元化》，《传记文学》，1999年第9期。

[46]王元化：《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5页。

[47]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48]王元化：《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4－195页。

[49]陈礼荣：《王元化的乡情》，《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1－531页。

[50]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页。

[51]陈礼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分校人文学院教授吴琦幸代恩师来荆州“寻根”》，荆州市委宣传部主办、荆州日报传媒集团承办，《楚网》：http：／／www.cnchu.com／viewnews－212948.html.

[52]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8页。

[53]［美］托马斯·里克纳著；刘冰、董晓航译：《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海南出版社，2001年。

[5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55]倪文蔚等：《光绪荆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页。

[56]赵尔巽等：《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11页。

[57]《荆州八旗驻防志》所记康熙时期的荆州驻防将军仅为6人，考之《钦定八旗通志》《清实录》《乾隆荆州府志》等文献，实为7人。按任职的时间分别为噶尔汉、巴浑德、莽奕禄、莽喀、达尔占、拜音布、阿鲁《荆州八旗驻防志》所记6人为：噶尔汉、巴浑德、莽奕禄、达尔占、拜音布、阿鲁。《钦定八旗通志》《清实录》《乾隆荆州府志》中除对此6人有记载外，还有莽喀。清代荆州驻防将军的人名为音译，故不同文献所列人名不同。本文中荆州驻防将军之名，均以《清实录》为准。

[58]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59]同上书，第130页。

[60]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9－131页。

[61]同上书，第134页。

[62]同上书，第163页。

[63]同上书，第164页。

[64]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65]同上书，第164－172页。

[66]孙永建著：《民族主体的坚守与主体性的高扬 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选择》，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67]李洵等：《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制四》，《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3267页。

[68]邸永君：《清代荆州驻防八旗初探》，《民族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9]来谦鸣，叶仰高修，施廷枢纂：政协荆州市委员会校勘，乾隆《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70]徐国相等撰：康熙《湖广通志》卷十五，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本。

[71]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72]姜泣群编；阎晶明，张继红点校：《民国野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

[73]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74]同上书，第25页。

[75]同上书，第25页。

[76]同上书，第25页。

[77]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78]同上书，第14页。

[79]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80]温克勤：《中国伦理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8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页。

[82]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83]同上书，第47页。

[84]同上书，第16页。

[85]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86]同上书，第186页。

[87]同上书，第83页。

[88]同上书，第164页。

[89]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90]同上书，第137页。

[91]同上书，第137页。

[92]同上书，第137页。

[93]希元，祥亨撰：《荆州驻防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94]同上书，第236页。

[95]同上书，第273页。

[96]《皇明文衡》卷五胡广《进书表》。

[97]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八《答西夏直指耿楚侗》，荆楚书社，1987年，第1284页。

[98]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八《答西夏直指耿楚侗》，荆楚书社，1987年，第246页。

[99]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一《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荆楚书社，1987年，第581页。

[100]唐柳琴：《明代湖北地区进士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01]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荆楚书社，1987年，第426页。

[102]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张江陵全集》下册卷四十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第24页。

[103]康熙《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75页。

[10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八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92页。

[10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9页。

[106]李赞《答耿司寇》，《焚书》卷一。

[107]康熙《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5页。

[108]袁宗道原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9]万历四十八年的年号仅存在于官应震的这道奏疏之中，而在《中国历史纪年表》中，万历一朝则根本就没有四十八年这个年号。其所标注者，即为“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熹宗）”等非常耐人寻味的字样。原来，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皇帝驾崩，而皇长子、即光宗朱常洛实际上在位仅29天；未几，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明朝即开始进入天启年号。

[110]《续修四库全书》所采录《神庙留中汇要》卷四十，“四七十史部·诏令议奏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42页。

[111]康熙《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6页。

[112]叶廷琯：《鸥波渔话》卷四“笔记小说大观”29编6，新兴书局影印本，第3691页。

[113]《张居正研究》（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11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115]清《康熙朝实录》，卷之十，“丙戌”条。

[116]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2007年，第30页。

[117]清末民初王百川撰《沙市志略》，在“胡克敬条”中对胡在恪作了简略的介绍：“长子在恪，第顺治戊戌进士，受世庙特拔，以主事江南提督学院。在恪勤慎奉职，在任奖拔寒竣，杜绝竿牍苞直，所行条约，刊载治安文献。门下士玉笋联班，金貉满座。枝江李世蔚赠句有：‘全楚淫贞存史笔，三吴台阁半门生。’纪实也。改任江西驿盐道，力却陋规。韩文懿亦前江南所取士，寄集句云：‘恭存古人意，乃知吾道尊。’镂以伽楠，致瓣番尸祝之义。及摄臬篆，案多平反。顾性耽丘壑，不慕宠荣。以母老，四十余即迄养。同弟三恪安贫守道，皆本其家学，年八十四而卒。门生赵恭毅时巡抚湖南，为撰墓志铭。”

[118]康熙《荆州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1页。

[119]《续修四库全书》，第504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左恪靖侯奏稿初编》下册七十四卷，第545—547页。

[120]同上。

[121]张居正著；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与蓟辽总督方金湖言任事》，荆楚书社，1987年，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