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后的追思与认知复归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原有的社会结构便在民变蜂起，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不过十数年的工夫，即发生严重崩裂；一旦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八旗蜂拥而至时，拥有276年国祚的大明王朝哗啦啦似于眨眼间便訇然坍塌。军兵冲杀，惊呼狂叫，锋镞攒进，血肉飞溅……无数人在血火煎熬的战难中悲吟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呻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些人拍案而起，毁家纾乱，集结起戚友乡党，结寨举兵，歃血为盟，以未经仗阵的乌合之众，抗击军武严整的百战之师，刀斧加颈而不变其色，镣铐加身而不降其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令神州大地在血污漫地，哀鸿遍野的凄风苦雨中瑟瑟战栗。

大顺（含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农民军、南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渐渐集中到对湘、粤、桂、黔、滇等中南及西南数省的往复争夺中。在延续十数年的战乱岁月，由于农民军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及稳定的思想基础，其军势声威屡有削弱，难成鼎足之态；而南明政权竟仍在内讧不止、党争难息，百官羸弱、军武萎靡的老路上持续滑跌，不可收缰，显然不易挣脱陈腐窠臼的制约而振刷一新。这两股力量虽时有合作，但终究捏不到一块儿去，倒是起自辽东一隅的女真族满清政权通过定鼎北京，不断地调整政策，进而在逐鹿争战中快速形成为一枝独大的政治格局。

清廷在统一战争中，至少有以下几招及时而有效地平复了内地士人的仇视与抵抗情绪：先是顺治三年（1646）三月，清廷变通了明朝的进士授官制，开办科举，使得新科进士迅速补入官员队伍，收到了“政体人情，俱得其平”的良好效果；再是，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清廷下令禁止高利贷，将普遍百姓深受其害的高利贷剥削，压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止了地主、官僚及富商大肆盘剥斗升小民的险恶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接着又于顺治九年（1652）四月，清廷指令增补汉官员额，显著提高了汉官在清廷中的地位，让这些人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和处理国家大事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顺治皇帝于亲政的第二年、即1625年，重抄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的“六谕”，将“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等伦理规范作为在全国颁行的《六谕卧碑文》，通过国家意志的方式加以推行，以期让全社会都来注重正风俗、厚人伦的社会教化。

显而易见，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事件，使士人群体真切地感受到，虽然皇帝的宝座已经由原先的朱氏家族转让给爱新觉罗家族，但中华大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道统却没有变。因为，既然连朱家开山始祖颁行的“六谕”当下也都重新昭示天下，那么明清易代的政权更迭就跟历史上前代王朝的换代没有多大的差别了。总之，清廷所作的政策调整，为其迅速统一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从制度层面来看，顺治皇帝重颁《六谕卧碑文》，着重强调了以清代明仅仅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传承关系，并没有触动士人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保持的固有特权；而其对儒学所给予的充分认同感，也令士人们体验到了政治制度内在的连续性。这样一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汉文化认同的制度层面上得到了缓和，而各地一度风起云涌的抗清势力，也因此有了明显的分化和削弱。所以，一当农民军与南明军被渐次削平之后，最终还是由清廷赢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伦理规范中，家与国从来都是二位同体的一个完整概念，而这一家国并论观念的形成，显然与中国社会以血缘宗法为主体的构造特点密切相关。在明清易代之初，大明王朝的君王已经殉难煤山，而为士人群体视作仕宦正途的大明“天下”，早被血海尸山肢解得残破不堪……国已不国，家难为家，奋起抗争，拼它个鱼死网破，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可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尽管在桂林城与瞿式耜同时殉难了，却并没有唤醒多少人站出来抛头颅、洒热血，来挽救这个早已形同消亡的残余政权。相比之下，当此临危赴难之际，真能拯斯民于水火的做法，似乎该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从这种家国之痛中寻求到新的目标而更显艰难。

此间，曾与热血汉子张同敞一样的苏州昆山诸生顾炎武，自打从武装抗清的死人堆中爬出来后，便始终在苦心孤诣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与先前每当到了朝代更迭时内心备受煎熬的士人一样，这时不断萦回在顾炎武心中无比严峻一个的问题，便为到底是毁家纾乱、效忠故主，还是心系天下、扶持苍生？

顾炎武的答案展示于其《日知录·正始》中，便是震烁古今的传世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一姓一国的兴亡之事而谋划操劳，乃是当朝皇帝与其麾下臣僚的职责；而在但凡涉及天下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每个普通人便都有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从其原意出发，将这段话整理为两句话、八个字的成语句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4]

作为明清易代之时一位杰出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神州天下，与一姓一国的帝制王朝区别开来，而前者的概念，则是既指其有明确疆域概念的国家实体，又指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繁衍的亿万人民，自然还包括同在蓝天下为广大民众所世代守望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清朝统治集团在入主中原前后从政治制度方面所实施的那些调整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注重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他们从明朝败亡的既成大势中，看到了天意所趋、民心所向，于是开始对新政权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予以调整与修正，并从关怀天下民生出发，于康熙二年（1663）五月十九日规定，凡是以朝廷的名义征收民间税赋，皆得由户部主持，禁绝“各部寺分管催收”，从而有效防范了令出多门、扰民太甚的弊政，让天下百姓略得粗安。^[115]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江陵县有个家庭以父子两代人于明清易代前后所发生的思想转换，较为形象地印证了当年荆楚大地众多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是如何在经历了追思、补缀，而最终以复归的方式投入对新型伦理秩序参与共建的一段心路历程：

那是在顺治五年（1648）秋，清廷湖广省当局举行了鼎革以来的第一届乡试。这时，浙、闽、皖、赣、湘各省均尚未完全平定，而粤、桂、黔、滇、川等省则还有大量敌对武装力量存在、战事未平。在这种情况下，江陵青年士子胡在恪受父亲胡克敬所鼓励，背负行囊，冒着沿途极不安靖的危险，与同县的宋学洙、张可前等三人一道结伴，前住省城武昌应试。

放榜出来后，胡在恪一举中魁，荣膺“解元”（乡试中榜的第一名举人）称号；而宋学洙、张可前两人也同期中举。

胡在恪（1621—1703），字念蒿。相传，他在三岁那年发蒙读书，塾师教他《三字经》，一天下来他便能诵会写，倒背如流；他到六岁时就能写文章，七岁应童子试，十二岁就考上了秀才……当时，就被地方上的父老乡亲视为是继张文忠公之后的又一个楚地神童。可是，自从中解元之后，幸运之星便似乎与他擦身而过：先是顺治四年（1647）宋学洙成为进士、并选庶吉士，再是顺治九年（1652）张可前进士及第，而胡在恪竟是在中举的七年之后，也就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才于当年的乙未科以进士入仕，被分发到刑部当上了一名郎中。

顺治十五年（1658年），皇帝为笼络汉族文士，特敕吏部挑选各省提学使，上呈御览。吏部不敢怠慢，通过铨叙报上一批候选人姓名，可皇帝不予批复。朝中众臣正纳闷间，宫中传旨，命在朝京官均聚集于太和殿，皇帝将要亲自考选这批人。

试毕，胡在恪以成绩优异，受到顺治皇帝的赞赏，将他分发至当时儒林士子对清廷仇恨情绪最为强烈的江南地区。此时，江南辖区承前明南直隶的规制，包括浙江、江苏（含上海）的大部，江西、福建、安徽的一部分。当年满蒙八旗平定东南，唯于江南一地杀戳尤重，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扬州三日”“嘉定十屠”等暴行，令当地士人对清廷报以极度仇视的态度，拼死拒不与当局合作。

胡在恪莅任之初，见这一带士习人情如此强硬，不由肃然起敬；但转念一想，如今山河易帜，已历时十数年，战乱过后，普天之下的百姓苍生总得要安定下来，自身既膺一省学政之职，就应当给社会培养出一批能够治理好天下的优秀人才，如此才可使国家长治久安。于是，他决心从幼童抓起，开始在各地办学。那时，有位叫叶梦珠的江南学人在其《阅世编》中记叙道：

本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冬，学臣胡在恪岁试，所存在册与试者，每学（府设府学，县设县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胡公唱名，为之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116]

面对着生员凋零，学业荒疏的困境，胡在恪旰食宵衣，兢兢业业，在职期间，时时注重仁义教化，开启人心。不久，他即相继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将几所府属书院开办起来，很快便在当地打开了局面。没过两年，各府、县学犹如雨后春笋，接连开办，入学读书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由此江南一带的人们便渐渐熟悉和了解了这位操湖广口音的学台大人。

常州人赵申乔就是胡在恪亲自挑选、培养出来的一位尖子学生。他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祖上两代都曾在明朝做官，可谓家学渊源。当年，迭经战乱，天下风云幻化，时局动荡，其父忧心忡忡，原以为孩子将荒疏一生，没多大出息。没想到胡在恪披阅赵申乔的初试考卷时，一眼便相中了他。当下取他为常州府学第一名生员。从此，赵申乔就在这位恩师的辅导下，悉心攻读，学业大进。

在提督学政期间，胡在恪批改学生作文，绝不假手于书案师爷。他每天端坐衙署，批阅生员文卷，发现优秀的便当堂讲评；到了傍晚散学之后，他则将全部文卷集中起来，反复比较，分析各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通常一直要忙到半夜。到了发榜那天，他就会和学生一起站在榜前，指到谁，就把谁的文章进行一番讲评，手上没有拿卷子，完全靠记忆一一指陈得失利弊，侃侃而谈却从不曾张冠李戴，而其评议则无不剀切中理，贴切精当。

经过胡在恪的悉心教导，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江南士子接连登第，以致吴中大地一时官盖如云。赵申乔于康熙九年进士及第，先后担任河南商丘知县、刑部主事、浙江布政使、偏沅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居官期间，他清正廉洁，法不阿贵，去世时殁年为七十有七。朝廷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后入祀贤良祠，成为清初有名的贤臣廉吏。

除赵申乔外，由胡在恪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还有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掞和礼部尚书掌翰林院学士韩菼等。韩菼，字元少，长洲（今苏州）人。此人于康熙十一年（1672）在顺天乡试中举，翌年参加礼部会试，以“会元”名扬天下；殿试时，考题为策对。韩菼针对时务，在试卷中直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这时，康熙皇帝正在筹划撤藩之事，见此正中下怀，于是遂在韩菼的卷首钦书“第一甲第一名”，由此令其成为有清一朝的第14位状元。

胡在恪在江南的学台任满，循例被升调为江西提刑按察使。此间，他总揽全省之刑名与驿传，并负责监察各级属官等。由于提刑按察使和承宣布政使同级，可参与省内一切政务，故亦称参议道。在职期间，他严于职守，惩贪肃贿，以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时值康熙皇帝以武力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作乱”，江西为平叛的前线地区，军需民用，负担极重。胡在恪在保障军队后勤、整饬治安方面忠于职责，对部属弁吏严加管束督察，为百姓弥祸消灾做了不少好事。

胡在恪生性淡泊，不擅逢迎，四十多岁便以母老失养为由，辞官返回故乡沙市。归乡时，他生计维艰，但其却晏然自乐，悠游林泉，自此，即在老家侍奉母亲，著书立说，造福桑梓。^[117]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荆州地方当局设馆修撰《湖广通志》，特聘他主持其事。两年后，通志修撰事毕，他又接手修纂《荆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当时，兵革初定，海内熙然，胡在恪广征乡邦文献，纂辑时一秉史裁体例，论述谨严，一言征引，必注所出，于详瞻博雅之中而见恢宏大气，故历来被誉之为佳本。

胡在恪的父亲胡克敬殁后曾获清廷封赠，所以循例应载录府志予以旌表，但此间府志主要修纂人正是他本人，因而此书对这位前朝遗民该作何介绍，即为当时一大难题。胡在恪果然文才不凡，在该书卷之二十五《人物》中，这样写道：

胡克敬，字孟常，江陵人。秉性纯考，淹贯群书。尝言：学者立身，当从践履上着脚跟；立言，当从经史中讨本领上着脚跟。尊德性，道问学，二者不可偏废。故于考亭学多所发明，孝友义方，为世推服。所著《韩诗外传》、《尚书析疑》等书，先后从学者众，尊为理学醇儒，俎豆勿替。以子在恪贵，清诰赠奉政大夫，江南提学道、按察司佥事。^[118]

若是细加研读，不难发现这段词条有如下几处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胡克敬虽学问高深，富有著述，但与同期介绍的其他明季人物相比，修纂人显然是刻意隐去了他在明朝时的科举功名，这不能不与文中所列“理学醇儒，俎豆勿替”声望不相匹配；其二，其所述传主生平行实，略无事迹，仅对其秉性、言谈，及其在地方上的影响略作简述，这无疑不符合一般人物小传的体例；其三，本文着重强调了传主殁后曾获清廷封赠的名衔，似在故意为“皇清”示其恩德。

那么，胡在恪于修纂府志时对父亲胡克敬作此处置，到底有什么苦衷呢？

原来，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便十分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先后下诏兴办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各级学校；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均给予优厚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如此说来，如果这位胡克敬入过明代的乡学、甚至还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诸生、孝廉，那么他就算享受过朝廷饩廪，因而对朱家王朝给予的恩泽便应有尽忠的道义。其间，明朝已亡，胡克敬虽未做贰臣，但有儿子做官并享有新朝禄养，于是胡在恪便干脆对此避而不谈，至少在字面上省去了难以避免的尴尬。

回顾胡在恪的生平，同时可见他虽然在清朝前期入仕为官，但对其统治于私人在情感上仍有所保留。比如，在清末民初王百川修撰的《沙市志略》中，收录了胡在恪的一首《十方庵》诗。诗中写道：“钟磐威仪礼法王，车渠白日见神光。诸龙欢喜开中律，怖鸽惊栖满上方。”据同书记叙，沙市的十方庵始建于明万历时期，至明末即已破败，而当胡在恪来寻访这所掩隐于杂树荒草之中的破庙时，有群僧人正聚集于此做法会；当钟锣磬钹齐鸣之时，潜藏于庙里的鸽群惊飞起来……面对着此情此景，诗人竟用了个“怖”如此极端的字眼，来给这些扑腾腾四下惊飞的鸽子作譬，焉说不是胡在恪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从胡在恪的生平业迹中似可看出，他出门做官，并非仅求仕途禄养：当江南一带文化荒芜、人才凋敝之时，他潜心苦志地培育后生、奖掖新进；当“三藩作乱”，江右百姓艰辛度日之时，他克难历险，不避锋镞勇于担当。可是，一当社会开始进入稍有安定平稳的正常轨道之际，哪怕是个人春秋鼎盛，仕途看好，他却也断然辞官返乡，“安贫守道”……联系到与他同科举孝廉的宋学洙、张可前等都有类似的经历，似可发现这一时期的荆楚士人即使投身官场，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黎庶百姓的苦难紧密地连在一起，将对前朝的追思，化作对当下构建新的伦理秩序的补救，进而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中，为减轻或化解同时代人承受的苦难，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或可，是天下粗安，促成他们的翩翩还乡，息影林泉；或可，是清廷时有发难的“文字狱”，与那愈加狂暴的皇权统治，加强了他们的力倦思归之意。总之，在明清易代后的前期阶段，这些人能够出面来参与新条件下伦理秩序的共建，无论如何对当时社会尽快恢复健康平稳运行的良好状态，多少还是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推动作用。

举有清一朝，汉族士民为此前多年间耽于胸臆中的华、夷之辨，对爱新觉罗统治集团的反抗虽是不绝如缕，但鉴于清承明制、原有的儒学道统并未被清廷削弱或摒弃，因而从总体上看，其绝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接受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随着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大中国意识逐步地加强、发展和巩固，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系之以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宁的共同追求，并籍以成为推进大清帝国267年国祚的重要支柱。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监利螺洲的士人王柏心在湖广总督林则徐的激励与支助下，进京参加春闱，继而一举中试。当其进士及第后，他被分发到刑部担任主事，可时隔未几，他即以母亲年迈，无人赡养为由，向朝廷告假南归，自此便留在荆州，前后主持荆南书院近二十年。

王柏心身为荆楚名儒，平生治学尤其注重民生、讲求实务，因声名远播，被时人称为“声闻达于四方，文章动乎九陛”（彭崧毓《祭监利王先生文》）。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王柏心病卒于荆南书院讲舍，殁年74岁。易箦之时，全赖门生弟子料理后事。湖北巡抚翁同爵接到讣告，上奏朝廷，请求恩准将他“入祀乡贤祠”；在请旌奏疏中，翁同爵用“楚地名宗”四个字评价王柏心，以表彰他在教化一方、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所建树的突出功绩。

又过了几年，时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刚平定了由境外侵略势力阿古柏盘踞我国新疆所建的“洪福汗国”，在向光绪皇帝及慈禧皇太后题奏《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宣付史馆》的疏文内，便将王柏心列为西征以来立有大功的数位功臣之首，请求旌表。

原来，左宗棠比王柏心小13岁，当太平天国起事后，署湖广总督张亮基于咸丰三年（1853）在为战事所厄，广纳贤才之时，将他俩同时延聘进其幕府参预军务。由于二人个性、学问有许多相似之处，彼此欣赏，而左宗棠特别敬服王柏心的器识与才情，故双方一见倾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张亮基调职山东，幕府成员风流星散，王、左二人在离开武昌时便结伴同船回乡。途经螺洲，王柏心诚邀左宗棠顺道去家里歇息一两日。在王柏心的家里，左宗棠看了他撰述的十几部著作，阅后钦敬备至，尤其对其中的《枢言》一书印象深刻，认为此书对“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

同治五年八月，西北告急，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奉调出任陕甘总督。当年十一月，他率军西上，于路过黄州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监利螺洲，请王柏心到汉口一晤。后来，左宗棠在向朝廷为王柏心请功时，曾这样写道：

筑营甫成，王柏心适至，询以关陇山川形势，用兵次第，及时务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以告。盖尝入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前陕甘学政侍郎罗文俊幕，遍历关内郡县，舆程日记，历历可稽。^[119]

事毕，王柏心回家后又给左宗棠去信，对尚未交代清楚、且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况，再逐一进行补充，并提出了应对预案。由于王柏心擘画周详细密，对左宗棠此番最终底定西北立下了头功，故当左宗棠在向朝廷请功时，即将王柏心列于疏中之首，而此时王柏心已经辞世了。

身为清王朝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最为可贵之处，是在建立保国安民的伟大勋业之后，略无自我标榜之意，而是实事求地将功劳归之于王柏心。在举荐奏疏中，他情辞恳切地写道：

此后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其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何易及也。

根据左宗棠的奏折，清廷敕命不仅将王柏心由刑部候补主事追赠为四品衔员外郎，而且还要将他的事迹“宣付史馆立传”。^[120]

从翁同爵请求朝廷恩准将王柏心“入祀乡贤祠”，到左宗棠提出应将他的生平事迹“宣付史馆”，这一差异，似可得见身为荆楚士人优秀代表的王柏心在道德品质上的一大优长，就是将自己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事，视作分内，从不当曾当作功劳来看——假若不是左宗棠在《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宣付史馆》这道奏疏中一一罗列他为西北用兵所做的巨大贡献，其门生弟子、包括地方长官等，都还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效劳桑梓、勤育人才的教书先生而已。

综上所述，在整个清朝国祚延续的时期内，荆楚士人群体在维护大中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统一、健全与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不仅无愧于前代先贤，而且在特定时期、尤其是西方列强及其他外国侵略势力强力入侵的危难关头，表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从而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捍卫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