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论丛：落寞与抗争中的归依家国情怀

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的变革期。以时下流行的主流话语而言，它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生转型的预备期：为着商品经济的兴起，此前僵化沉滞的传统专制政治，已经开始发生一定程度变化；在原有的官僚体制内部，开始出现了初为异端的民主制度萌芽，而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前那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以三部“大全”为主宰的思想僵化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所厌恶，为了打破其禁锢的樊篱，在阳明心学引导下，许多优秀士人率先拓宽思想视野，其诗文内容展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比如，被视作儒家异端的李贽便把贩夫走卒与士大夫相提并论，甚至还将这些人的道德品质看得更加高尚。他说：“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10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人群体原有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更何况随士人队伍的不断扩充，而国家政治结构所能吸纳新生力量的职位却越来越少，因此使得愈来愈失望的士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巨大变革，大明王朝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超常的扩张与增长。在人口密集度愈来愈高的商业都会中，为数众多的富商臣贾，技艺超群的能工巧匠，色艺兼优的名伶妙姬，才华超群的画师书家等，这些在不同领域中产生的优秀人才，共同营造出了社会环境开放、文化包容度高的人文风情。然而，这种纵情声色，溺于喧嚣的浮华生活，并不能掩盖日益内外交困的朝廷政局：民变蜂起的社会窳败，频频叩关的强邻窥伺等险恶败象，令众多在乡士人迷茫困惑。曾任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的江陵乡宦张汝济就曾以一首《大江舟泛》七言律诗，来寄托自己的浩渺惆怅：“一水凉生白苎衣，蒹葭秋色净依依。沙边返照明孤屿，天外晴空出翠微。匹练静悬轻舸渡，暮帆遥挂片虹飞。停舟漫话沧州趣，嵩目流半半掩扉。”^[107]

张汝济，明湖广江陵县人，为隆庆二年戊辰科进士。他在隆庆、万历两朝的仕宦生涯平静而稳健：始任江西临川知县，后擢兵部主选司主事、吏部郎中，继升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等，可一旦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而主政福建时，麻烦事便接踵而至：有些言官借口张汝济与前任首辅张居正是同乡的关系，不时地对他予以纠问弹劾。昏庸的明神宗朱翊钧听信谗言，罢了张汝济的官。对于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张汝济却十分坦然地说：“吾从江陵公踪迹始末甚明，言者岂能不诬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归矣。”

原来在张汝济主政福建期间，日本封建领主丰臣秀吉首次基本统一了那个岛国，曾企图向大明王朝的藩属国朝鲜肆意扩张；而沿海的倭寇海匪更是猖獗异常，经常在闽、浙一带登陆骚扰百姓。张汝济上任后，通过多种渠道侦察到丰臣秀吉的战争图谋，面对这一严重祸患，他以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忠肝义胆，锐意整顿福建水师，准备随时迎战敢于来犯的日本兵。不料在此紧要关头，他却遭到了小人的嫉妒与算计。所以，出于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学信条的遵循，他回到故里荆州，在沙市南湖构筑了一座“平楚园”以休闲度日，颐养天年。

张汝济一生爱竹，在自家的平楚园里，他种了万余竿翠竹，以通过赏心悦目的休闲生活而调节心志。与其同为湖广籍同乡的国子监祭酒曾朝节（湖南临武人），是与他同科的殿试探花。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曾朝节为张汝济撰写一篇《万玉山房说》，以赞其德。他称：“竹之德，中虚而外直，体刚而用柔，善孰大于是！”高度评价了张汝济这种刚柔相济、正直不阿的人格品貌。

张汝济去世后，是“公安三袁”的长兄袁宗道亲笔撰写的《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志铭》。文中记叙张氏生前原话为：“吾万竹山房，苍翠腾崚，高者捎云，下者拂牖，寒涛清耳，浓荫覆席。得老是中，岂不万倍中丞乐乎！”^[108]

中丞，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员的古称。张汝济备位封疆，宏图大略，不幸中道竭蹶，内心的极度苦闷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种竹遣兴，读书寄怀，从而力求让自己在乡居生活中的平静岁月过得充实而富足。

不过，对于众多的荆楚士人群体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的激烈壮怀，似乎一刻也未曾消沉。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岁在庚申）^[109]四月十七日，户科给事中官应震拜发了那本题称为《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事》的著名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以大义凛然的楚人血性，公开要求明神宗朱翊钧给为其早年间彻底清算了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平反，其疏文的观点之鲜明、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犀利、要求之迫切，堪称明代值得传诵千古的一篇雄文。

官应震于其篇首部分，启先即开宗明义地说：“臣惟天下治乱，君臣造之。”紧接着，他便重点阐述了“相臣”（即内阁首辅大学士）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具有的功用。然后，他说，陛下自御宇以来，一直在“求其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先臣大学士张居正者；指不再屈，居正殁矣将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宁有四十年而不定者？”由此而发韧，官应震随后乃以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了张居正在内阁十六年、出任首辅十年以来对国家所做出的十大贡献，以及其招惹怨尤的种种原因，包括他本人自身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其中有一段话，写得尤为痛切：

臣髫年读邹元标论核夺情一疏，忠肝义胆，如揭日月；职亦深恨居正专权违制。今通籍二十余年，夷考居正立朝，总之功在国家、过在身家。先臣海瑞评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确为定案。身家之过，身家受之，不为不惨；国家之功，家国受之，皇上独无念乎？

推算下来，官应震是隆庆二年（1568年）生人，他到了“髫年读邹元标论核夺借一疏”时，该是张居正“夺情”风潮过后的事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整个青壮年岁月，都是在后张居正时代度过的。可是，当他到了44岁、即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时期，却能甘冒问罪杀头、贬官远谪的危险，来为其曾经一度“深恨”的前首辅张居正伸张正义……那么，他的这份心性与胆魄会是由何而来？

细读官应震奏疏的全文，不难发现，其中有些为其用来褒赞张居正勋业的文句，几乎都出自已经在湖广大地渐次传播开来的《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比如，在介绍了张居正万历前十年所建树的十大勋绩后，其疏文写道：“居正言曰：臣是顾命大臣，谊当以死报国，虽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失之间？又曰：既以身殉国，遑卹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又曰：某生平在师心，不惟一时毁誉不问，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上述种种，都是张居正当年或于奏章，或于书牍之中据以表露心迹的原话。由此似可认定，官应震正是在读了《张太岳先生诗文集》之后，通过阅读这一特殊样式的“心灵对话”，他终于较为透彻地了解、认识到了历史上真正的张居正。

官应震知道，张居正是神宗皇帝在亲政之初亲手彻底否定的“罪臣”，如今提出要“昭雪沉冤以慰忠魂”，必将会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连除籍砍头亦或难免。由此，他坦然写道：“职，居正之乡人也，谊应避嫌，且值倾否。国家多少当言者，职未能言；而乃言及缓慢不切之事……若今职不言，恐终无言之日、无言之人。”

官应震之所以会这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自己就已看出，眼下的国家早就一年不如一年：自征播州杨应龙、征东抗倭、征宁夏哱拜“三大役”耗银多达近二千万两之后，国库存银渐告空虚，边饷穷急空乏，到处发生士兵哗变的严重事件；神宗皇帝长期不理朝政，起自内阁大臣、地方大吏，直至部院卿贰，缺额从不充补，十年间仅存不到半数；廷臣结党日益加剧，交相攻讦，愈演愈烈；地主豪强霸占大量庄田，巧取豪夺，民穷财尽，生灵涂炭，盗贼四起，再加之前一年二月与辽东后金国之间在萨尔浒一带大战而造成的惨败，使国家元气蒙受重创。这一战历时虽然仅只五天，但明军已是三路丧师、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余人、有九万士兵（一说四万多人）倾遭歼灭，丢失战马四万匹、毁损军械不计其数……面对内外空虚，困穷至极的如此景况，官应震痛心疾首，于是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希望国家能重新振作起来，“在朝在野，宁无一二能继居正之志者？总之，不拘资序，不问方隅，不论内外，博采而精择之，是在今日矣。”^[110]

官应震的这道奏疏上呈才刚三个来月，神宗皇帝即告“驾崩”。或可，他根本就没看这道奏疏；或可，他看了后懊丧不已——回想到冲龄时期受张居正教导、辅弼，国是宁谧，中外乂安的大好局面，一时痛悔万分，懊恨不已，最后竟自一口气转不过来，马上就一命呜呼了。

又过了些年，后来的侍读讲官董其昌在文华殿伺候皇帝经筵讲读，因皇帝经常缺课，他没事可干、又不宜远出，便趁着清闲无事的机会，将殿角堆弃卷佚浩繁的“留中”奏疏（皇帝拿不定处理意见，未便及时表态；或者是根本不看，将其搁置一旁）收拾起来，逐一抄录，然后每天夹带一点，将抄件转移家中。其后，乃将这些抄件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顺序排列起来，题名着《神庙留中汇要》刊刻成书，竟合计为40卷，从而令官应震的这道奏疏传扬开来。

时至天启、崇祯年间，在朝的湖广籍官员计有户部侍郎陈大道、太常少卿梅之焕、户科给事中李若愚、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多次联络在京楚绅，上疏要求为张居正彻底平反昭雪。因此间国事窳坏，朝廷内外追思贤臣良相，故先后分两次准允所请，“以慰忠魂”：天启二年，诏复张居正原职、予祭葬；崇祯三年，饬命复张居正“文忠”谥号、生前二荫有四代诰命等。

张居正彻底平反昭雪了，但国是的极度腐败与恶化，却猛烈地剥蚀着社会的躯体：首先，是各级官吏贪墨日炽，政事荒废，公务推诿，私欲横生，导致民变蜂起，揭竿竖旗，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先有高迎祥于崇祯元年（1628）在安塞起义，“闯将”李自成在军中崭露头角；后有张献忠在延绥镇起义，据米脂十八寨，号称“八大王”。同时，辽东女真后金军入侵关内，掳掠京畿，蹂躏滦州；同期巧施反间计，诱使明廷误逮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袁崇焕下狱，且于八月十六日以“谋叛罪”被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当此内艰外难同期而至之时，崇祯皇帝举措失据，不仅不整饬吏治，安抚民心，反而增收赋税，强征公费，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朝廷的倒行逆施，极大地危害到全社会的整体安全，当此之时，一位石首籍的诗人王启茂来到荆州古城，在东门内的张居正故居，来凭吊这位前任首辅。

张居正故居始建于万历元年（1573），曾在万历十二年（1584）遭逢家难时被官府查抄没收，其中一切器用物品、包括门外的一对大石狮，也都变卖成银子，收回皇室内库。前些年，这幢空屋被当作道、府馆舍（相当于政府招待所），用来接待过往官员。天启二年，朝廷给张居正首次平反后，房子发还给张家后裔，从此为张氏家祠，以供奉张居正的神主。在这首题名为《拜江陵张文忠公祠》的诗中，王启茂写道：“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111]

王启茂这时的心情无比沉痛：张居正的冤案终于被平反昭雪了，但这一天竟要等到与之恩怨纠结的一切当事人都死去后，才得以实现，难道这不是太迟了么？当下边关危急、国是日非，朝廷对忠臣贤相的旌表，已经于事无补了啊。要不家祠内供奉的画像中，张文忠公怎么仍是一副双眉紧蹙、忧心忡忡的神情呢？“半生忧国眉犹锁”，他是在为天下生民而忧愤难安啊！

荆楚士人群体对时事政局所抱有特别浓烈的家国情怀，通过王启茂的这首诗，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

王启茂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见惯世事沧桑。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他深知政局的窳败所在，也就是因为皇权的恣肆妄为。可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在那个时代，这一切恐怕是连张文忠公本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王启茂的诗作，原本为地方史志收录，然而它最为引起后人关注者，当数清人叶廷琯撰《鸥波渔话》中所记录的一段掌故《张江陵祠堂题壁》。其文曰：

寒壁山庄刘氏藏明季人诗一纸，字作行草，题为《拜江陵张文忠公祠》。款署‘石首王启茂’，旁注‘元（应为天）庚’二字，盖作者里籍姓氏也……”^[112]

叶廷琯所说的寒碧山庄，就是今天的苏州留园。照他的说法，为刘氏所收藏的这张诗笺，据瞿式耜的姻亲顾苓称“此张别山（同敞）先生手书也”。其全文的意思是说：在清初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五的黎明，当清军孔有德部进入桂林城后，在衙署大堂俘获到晚明小朝廷的兵部右侍郎、总督各路军事张同敞和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当初，孔有德极力诱降，遭到二人坚拒，乃派重兵把守，将他们关押于七星岩。此间，瞿、张二人已断生还之念，每天以诗词相互酬答，各抒心志。这首诗是张同敞写给瞿式耜看的，故于抄件中有“旁注‘天庚’”字样；又由于“诗中有表扬其先人语”，所以张同敞就亲笔将诗默写出来，让瞿式耜从中了解乡邦后人对其先祖的景仰、缅怀之情。

当年的十一月十六日晨，瞿、张二人在桂林壮烈牺牲，这件张同敞的遗墨即为瞿的仆人暗自收藏，“携归虞山”，此后，经辗转流传，便落到寒壁山庄主人刘氏手中，叶廷琯见过后，就将这桩极具传奇色彩的轶闻连同全诗叙写进了《鸥波渔话》。

明崇祯十五年（1643年）临近岁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襄阳，然后分兵南下，向宜城、荆门进军，再另拨一支人马直薄夷陵（今宜昌）。十二月初九，驻节荆州的明朝偏沅巡抚陈睿谟不敢应战，匆忙间率兵马簇拥着明神宗朱翊钧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向湘潭奔去。农民军兵临城下，荆州士民开门迎降。至此，三年间荆州一带成为明朝官军与农民军李自成部、张献忠部穿梭往来的重要战地走廊。

据新近影印重刊的清乾隆版《荆州府志》在“纪兵”中记载：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献贼入城，自称西王；甲申春，贼西走，乃纵兵大掠，毁城垣，烧庐舍，百里内外无复烟火。”这就是说，当张献忠率全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年底进入荆州时，他会在此地自称“西王”，可见并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然而时隔不过数月，他竟会在此“纵兵大掠，毁城垣，烧庐舍”，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上，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周皇后先在坤宁宫自缢，崇祯皇帝后在煤山自尽，李自成正式进入紫禁城。或可，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变故太迅猛、太突然，从而重重地震撼了张献忠。他觉得，自己与李自成相比，既已失却先机，那么想要在荆州立足称王，便势所难行。于是当下断然下令，命部下官吏、军士胁迫数万当地居民，拆毁荆州城垣，然后匆匆离去，西进四川，准备武装割据、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去了。

然而，张献忠未能想到的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连皇帝的宝座都没坐热，就被明朝总兵吴三桂联合清兵在山海关打得狼狈不堪。随后，他于4月29日在北京仓皇称帝，次日便弃守京城，逃往西安。从此，清八旗铁骑乘势狂追，大顺军则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及武关，一溃千里，于翌年（即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年初，经河南邓州进入湖广境内……由此，南国大地成为明朝官军、农民军与满蒙八旗拉锯式作战的争夺焦点，往后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底平定“三藩之难”，几乎近四十年间，湘、赣、粤、桂、黔、滇等数省战乱未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以致赤地千里，千百万黎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此之时，心中最为焦苦者，就是那些读书人。最近，经学界同仁协力发掘，将当年江陵乡宦陆师贽所撰写、且以孤本流传的方式而为北大著名教授邓之诚先生所获、后由其于《桑园读书记》中披露过的《张文忠先生略》一文整理出来，随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里，即可真切感受在那个特殊年代士大夫阶层备受煎熬的心路历程。

《张文忠先生略》全文为3500字（未记标点符号），大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天启之间。本文是为作者陆师贽所写带有实录性质的一篇随笔，文中称：当他自外出宦游归来后，曾以家乡后学的身份，走访本地父老耆宿，四处搜集有关张居正的事迹。文曰：“余生也晚，何能知先生？惟是生与同乡，见闻熟习先生居乡立朝之概。除余吚唔章句之日，及解绶归林之岁，中间几乎四十年，漫游四方，交接把臂，谈及先生者无虑百千万亿。无怨无德之口因多，怀私抱恨之语亦复不少。”

接下来，陆师贽通过转述乡邦父老口碑相传的事实，一一记叙了有关张居正本人与其父亲、弟弟造福桑梓，泽被乡亲的种种事例；随后再着重说到张居正在主政期间，“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一系列感人事迹，并分别对其奉旨“夺情”、三子连中高第等尤遭世人诟病的种种说法，一一予以深入辨析。接着，作者便以事实逐一驳斥了早年间为李植、羊可立、江东之那些人在对张居正进行妖魔化、丑角化时，强加给这位杰出政治家身上的种种诋毁、造谣和污蔑。在此文的结尾部分，陆师贽无不沉痛地发出悲叹。他说：

奈何，（张居正）才超一世，每每见忌于庸人；功高天下，定然遗恨于仇口！”并且，他还严正申言道：“先生虽未必即登圣贤之域，而真英雄真豪杰、天下后世未有敢与争者欤！^[113]

据清康熙版《荆州府志》的记载：“陆师贽，字岷源，江陵人，万历戊子举人。兄怀贽，弟宗贽，先后登贤书。师贽负经济才，监司都邑有大事，常就谘之。令江安，入为监察御史……流寇（封建士人对农民军的蔑称）陷荆，师贽举家渡江避乱，愤悒而卒。”看得出来，陆师贽出身于一个士人世家，兄弟三人都有功名在身，是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中坚骨干，也是儒学思想的传播者与践行者。他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也就是立足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思考，认定张居正就是朝廷的大功臣，其不仅“借箸之时，必授有方略，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非耶？先生之经略非寻常可得而测度，人谓先生武侯后身，殆不谬欤”；更为主要的是，他认为这位前任首辅以其“为国任事，一念热肠，不肯落后，卓有可取”的精神，堪为国家干臣，假如不是神宗皇帝听信谗言、误以为荆州张家的“宝藏逾天府”，继而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当下的世道也不至于恶化成眼前这样！

陆师贽的这一见解，在明清易代时期的荆楚士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因而，他们对大明王朝行将覆灭的现实，在感情上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们痛恨朝廷的政治腐败，不仅是对官场尔虞我诈、拉帮结党、攻讦不休、政潮难平的现实极度反感，同时也对皇帝刻薄寡恩、专横暴戾、倦勤怠政、贪财好货的劣迹颇有腹诽。只是遏于为臣之道“忠君报国”儒家思想的束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自然不会公开对抗，但避而远之以求安度余生的不合作态度，则是他们逃离黑暗现实的不二法门。如今回过头去看，明朝中晚期有大量朝廷骨鲠之臣反复乞休归政、有些人乞休不遂甚至挂冠而去的现象频频发生，明显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在落寞与孤寂中，他们难以寄放却时时横亘在心的家国情怀，不得不通过最为擅长的书写方式，来直抒胸臆：将对往事的反思、对现实的拷问形诸笔墨，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让历史铭记这一页沉重的荷载。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仅是王启茂在江陵张文忠公祠堂里吟哦堪称“诗史”的名句，还是陆师贽在武陵山坳里和泪蘸墨写下的篇章，都映现出那个特殊时代荆楚士人家国情怀的安放特征与表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