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晚期士人群体情感研究：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

在明朝的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建立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而以朝廷选官的方式采取科举考试制度，则为这个王朝在长治久安方面完成了一个相当成功的顶层设计与运作规则。概括地说，朱元璋视这些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为自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基础，但为了使之愈加心悦诚服地为己所用，他对士人群体便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的掌控措施：一方面，朝廷对读书人予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及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利通过他们对天下实施高效而便捷的统治；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可能伤害皇权、或是对社会基本安定带来破坏或损毁的士人，则予以无情打击。其间，他充分吸取宋、元两朝灭亡历史教训，在整饬吏治方面从不放松，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同时也设计出非常苛严的惩办法律，从而使明朝初期一扫此前元朝吏治腐败，纲纪废弛等颓败风气，成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阶段时一度较为清明的王朝。

明成祖朱棣藉“靖难”入主中枢，为了让天下士子为其所用，他对读书人实施了更为苛严的钳制手段，也采取了愈加强硬的慑服措施。比如，在确立维护自身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方面，他择定以宋代理学家朱熹及其门人所编撰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来作为更能维护其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一套思想准则。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正是在他的强力威逼下，朝中儒臣仅用了短短的九个月时间，便修纂完成了这套多达260卷的大书。

所谓“朱学”，只是个集合性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朱熹及其门人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以其适应了封建宗法社会体制足以保全与完善的基本需求，因而能获得成祖皇帝的青睐。然而，明成祖朱棣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的意思就是：

（三部“大全”）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96]

这也就是说，明朝皇帝是要拿朱熹及其门人的这些说教为己所用，并强力推行使之进入千家万户，融入到天下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进而成为其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由此，朱学即通过国家意志的作用，以科举考试为中介，将儒家学说本体高扬到日臻成熟的境地。这样一来，作为文化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传统政治践行者的士人群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将这种儒家的文化理想，内化作自身的精神品格。

然而，从士人群体中凭科举考试而进入社会政治权力场所形成的文官集团，由此也就承受起了来自两个方面的精神荷载：一方面，朱学所一向提倡的“承天理，灭人欲”儒学信条，引导他们培养出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升的物质、文化需求，则又诱惑着他们从理想境界中回归到凡俗社会。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等级森严的政治权力场，却以其自身的运行规则，拉动官场中人不能不为着建功立业，持禄养望，封妻荫子，光耀门庭等“立其功”的目标而不断地权衡利弊，措画调处，以图富贵久长。这样一来，屈从于威断杀伐、专横暴戾的皇权统治，便成为他们在宦海浮沉中力求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

明朝进入中晚期之后，商品经济大潮骤兴，使得那些已经获得经济话语权的富商成为社会上最具活力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在市场上获取到的财富分配权及享用权之后，便积极主动地与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人群体搅和在一起，进而便以其足够动摇政局的巨大力量，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比如，继张居正之后为万历内阁首辅的“蒲坂”张四维及其家族，便出自山西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的一个富商家族，此人后来在政坛上的迅速崛起，便是当时社会上富商巨贾藉其深刻背景而掌控朝廷中枢决策权的一种突出现象。

总之，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以高消费为特征的奢华生活方式，在时代风潮的推拥下快速演进。为着适应与满足这种消费的需要，社会的财富便越来越快地朝着高端群体聚集。正是由于有着享乐与贪欲的强力推动，那些一向以安贫乐道所标榜的士人，即开始朝着与“道统”相反的方向急剧滑跌：青楼倚红拥翠，茶楼狎妓听曲，瓦舍博彩豪赌，酒肆恣意买醉……种种颓废糜烂的生活方式，早令众多不甘清贫的士人群体不断向低端化堕落蜕变：官、儒、商之间的协调互动，钱、权、色之间的幕后交易，使其“士商混杂，蝇聚一膻”的丑恶现象甚嚣尘上，而“政以贿成”的贪腐恶习，便成为社会风气急剧败坏的一大毒瘤。

在这种情势下，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突出的人格风范。他的表率作用，归纳说来，就是以强烈的家国情怀而力图扭转当下这日益窳败的可忧状态。

比如，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任右春坊右谕德的张居正在写给湖广老乡、甘肃巡按耿定向的信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政局之混乱的状况说：

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97]

这封信，深刻反映出身为裕王府轮值经筵讲官张居正那种愤于时艰、忧国忧民的愤懑情怀。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家国情怀”，就是他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怀有的深情大爱，化着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安宁所展现出来的理想目标，置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之上；继而以对“天下”所抱有的那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相伴始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视作对社会刻意奉献的行事理念，并由此确立起了其自身将竭尽所能、“弥天下之患”的担当精神。

隆庆五年（公元1571），为着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归顺朝廷，并请中央政府派去喇嘛、并颁赐佛经一事，时为内阁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的张居正闻讯之后，欣喜备至，马上写信给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王崇古。他说：

虏王求经求僧，此悔恶归善之一机也。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系于此。天佑中华。故使虎狼枭獍皆知凈修善业，皈依三宝。我圣祖谓佛氏之教，阴翊全度，不虚哉。礼曹准公咨、即可题请，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混浊淫秽之流，不通释典，遣去恐为虏人所轻耳。所求佛经，须有我圣祖御制序文者，乃可与之。公可特作一书谕虏王，嘉其善念。曲为开导，示之以三涂六道之苦，诱之以人天福果之说，及念珠坐具之类，亦可稍稍裁与。俾益其向化之心，则亦调伏凶人一大机括也。圣人之道，苟可以利济生民，随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礼乐法度而后为哉！^[98]

此信因系内阁中枢成员张居正发给边地封疆大吏王崇古的机要文书，其中对俺答汗的蔑称、对鞑靼部族的傲视，皆为当时朝廷内部的惯常话语，不宜深究；另外，其语涉朝堂庙算、政务举措、方略筹策与处事机宜等，虽说有其胜人一筹之处，亦系政务职司所为，但唯其那句发自内心深处的祝颂语“天佑中华”，道尽了身为国家重臣张居正所时时萦绕胸臆的最高意愿。

张居正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得中进士。在他入仕之初，便深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麾下的鞑靼武土对明朝边地九镇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深沉创痛：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在庚戌。这年八月，俺答汗接受明宣大总兵仇鸾的贿买，绕开大同，东犯蓟州，从间道绕至明军身后，令防守边墙的三万余明军全线溃败。蒙古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并进犯天寿山诸皇陵。嘉靖皇帝闻讯大惊，宣布京师戒严，委任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兵马。蒙古军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行，于二十日竟以前锋七百余骑直逼北京城垣东直门外教场，如入无人之境。次日，敌军悉至城下，分兵掳掠杀戮；晚上，城内可见德胜门、安定门外火光冲天，民居尽数被毁。自此，俺答汗麾军在城外大掠八日，志得意满，然后满载而归，从容退去。仇鸾率诸将统兵十万，未发一矢，事后竟割平民首级冒报战功……这次事件，史称“庚戌之变”，这是继“土木之败”后蒙古兵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仅因俺答汗志在炫耀武力，别无他志，这才令明廷上下于一阵慌乱惊恐之后，恢复如故。

张居正知道，明朝北部边防的九镇军兵，耗费巨繁，至嘉靖年间岁费已增至270余万两白银，可面对行动迅疾、往来如风的鞑靼精骑，却似乎无计可施。由此，当隆庆五年（1571）边事偶见转机之时，张居正、王崇古马上便在首辅高拱的强力支持下，把握时机，一举与俺答汗达成开边贸、通互市的和议，而早在整个嘉靖一朝因战争阴影给明廷君臣心中留下的恶魇，无疑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时下，俺答汗主动请求中央政府派喇嘛、赐佛经，这如何不叫张居正喜从心来？

在中国古典话语系统中，以“天佑”组词而表意者不知凡己，无非是指以祈祝而恳求上苍佑助的意思而已；用“中华”来特指本朝疆土者，也可谓汗牛充栋，通常也就是以此来概称我们脚下这广袤的大地以及在这里世代繁衍的生民，包括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传统、风俗民情、社会时尚与崇敬信仰等。然而，如张居正这样临事生情，有感而发，径自以由衷而真诚地祈颂“天佑中华”的人，此前却至为罕见。由张居正所抒发出来如此深沉的家国情怀，也正为他后来执政十年所表现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伟大风范，提供了切实的注脚！

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以因缘际会，出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执掌朝纲。从此，他牢牢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一展身手，终于以“大破常格，扫除廓清”的雷霆手政，刷新政治，通过推行“考成法”，一改当时官场上下那种沆瀣一气、贪墨成性，萎靡不振、颓丧衰败，追求享乐、文怡武嬉的陈腐恶习，令万历初年的政风为之振刷一新。

当执政之初，张居正面处“主少国疑”的危局，却勇于担当，他曾大义凛然地宣称：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99]

张居正这种浓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当时的士人群体树立起了光辉的典范，更是直接地感染了其桑梓家园一代读书人的心灵。明朝时期，荆楚大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期间，荆州府领辖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彝陵、宜都、长阳、远安、归州、兴山、巴东等，共计二州十一县。而张居正乃以江陵县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寒门子弟之身，一跃成为内阁首辅大学士，因他所取得的成就之突出，足以令当地学风大盛，蔚然成习。

据当代学人唐柳琴考证，湖北地区在明朝国祚延续期间前后共88届的科考中，共产生出990名进士。其中，自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的29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有141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不到五人；自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也是有29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为346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接近12名。然而，从嘉靖三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共有30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已达503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已接近17名。^[100]

与此同时，唐柳琴还考证出，在明朝的湖北地区，其所属八府的进士录用人数，也存有较大的差距，其排在前四名的府分别为：黄州304人、占30.71%，武昌193人、占19.49%，荆州171人、占17.27%，承天127人、占12.83%；这四个府的总数为795人、占总数的83.3%。在这四个府当中，黄州府自宋以降，即学风甚炽，排名第一无可厚非；武昌是湖广行省之治所驻在地，名列前茅，也顺理成章。荆州排名第三，可见自明季中后期，张居正的榜样效应，显然对当地学风日盛带来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张居正那一心为公，不徇私情，诚笃至正，婉拒馈遗的家国情怀，也给桑梓家园的后生学子树立起光辉的典范。在他逝世后，因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神宗朱翊钧暴戾地对荆州张家进行了无情清算。在那恶浪滔天的岁月中，其乡邦先后入仕者除个别人如傅作舟之外，绝大多数如刘楚先、张楚成、张汝济、傅作雨、陈大宾、曹忭等，都未在那场至苛至酷的大灾难中蒙受牵连。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在当年视“乡谊”为人际交往为一大要务的文官集团中，张居正待乡党门生，确实做到了如他所说的：“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101]

从儒学精义设定的伦理秩序而言，其内容包括有崇德向善、安分敬业、节俭惜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等方面的内容。然而，视家与国相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意识，则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优秀遗产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一个人的家国情怀，涵育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甚至到了当在爱国与忠君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士人群体之中的有识之人，也会凭着对天下国家的一片忠肝义胆，毅然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

明朝万历中后期，因神宗皇帝倦勤怠政，贪财好货，重用竖宦，强征矿税等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故有众多立朝正直的官员开始怀念当张居正主政时中外乂安，四夷宾服的盛况。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时职司为兵备分巡武昌汉阳黄安三府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曾写信给荆州府的一位地方乡绅。他认为，地方上对于先贤张居正身后留下的遗稿，宜留心搜求，不应使之飘零教落。信中写道：

会间谭楚中文献精华，正观风者所乐茄也。独江陵末年蒙谤，微独不知者群然哗之；即当时象其泽者讳而不言，于今慕其高者湮而无考。不尚感今追昔，张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徜闻其平台暖阁之敷陈，金马玉堂之谋议，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终当丽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上太山以求见光景，徜谅微忱代为搜揽，揽其辅咨之原，而并及其得祸之状，庶几公论不失其平，而后生有观法焉。他日朝廷求遗稿，未必不基之乎此。^[102]

正是在中国古代敬贤崇善等优良伦理观念的推动下，石首籍在乡翰林编修曾可前、彝陵（今宜昌）籍翰林检讨雷思霈等部分楚地士人，便在张居正尚属戴罪之身的情况下，积极配合荆州张家的嗣修、懋修、简修与允中兄弟，开启了为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而进行的辑录与整理秘密工作。

鉴于为当时特殊情势所迫的困境，给该书写跋的“潇湘梦人”高以俭对那位曾与冯应京有书信往来的某乡绅未露其名，但今天看来，此人对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相关事宜带来的积极影响最大。其个人情况，至少有以下三点特征：

其一，他是张居正的同乡，且与之同朝为官，对张居正的施政方略与个人品格较为了解，深知其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皆是以天下国家为念，故心中对张充满钦佩之情；

其二，他视张居正的宏谋伟略乃是真正引领国家走出当下困境的良谋善策，希望能通过及时刻印其文稿，让他那“平台暖阁之敷陈，金马玉堂之谋议”传播开去，弘扬光大，以期借此而改变当下朝堂内外结党营私、持禄养交、尸餐素位等士大夫风习人情；

其三，他在翰林院任过职，因而对在乡闲居的原编修曾可前与检讨雷思霈能够造成影响，同时他能够促成身为当朝官员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出头发动此事，另一面他还能获取荆州张家的张懋修等兄弟数人的充分信赖与敬重。

遍阅不同版本的《荆州府志》，似可发现万历一朝中后期的江陵在籍乡宦刘楚先，与这位未透露姓名的乡绅在阅历上似有所同。据清康熙版府志刻本记载：

刘楚先，字衡野，江陵人。隆庆辛未进士，授翰林检讨，累官礼部侍郎兼学士……家居十六年，起尚书掌詹事府事。^[103]

总之，《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终于在万历四十年（1612）顶着沉重压力，顺利初刻成书了。自此之后，身为明代杰出首辅的张居正，便以其超卓非凡的政见心术，高雅优越的性情志趣，清白廉洁的品格操守，机智刚毅的行为方式与真率诫笃的交谊情怀等，便通过这一载体逐渐为后人所知；而同时也为后人了解明朝中后期、尤其是万历一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提供出了一部真切详实的宝贵文献。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万历三十八年（1597），是庚戌科春闱的考期。时任同考官的顺天府保定高阳籍翰林院编修孙承宗在阅卷中，发现常熟籍的应试举子钱谦益在策论中，有段话似乎隐隐约约地评价到了张居正的“社稷之功”。其文曰：

上御极初，有以管、商之术秉国成者，其人虽任智力，劫持天下，然一时尊主权，核吏治，循名实，省议论，画然可观。后之绍述者，变操切而涂泽，反综核而模棱，使天下事不蕲废，亦不劝行，能者无所见长，不能者无所见末。积颓积废，以有今日。^[104]

孙承宗不动声色，将此卷画圈后循例上呈。殊未料到当午门张榜时，这个钱谦益竟然还在这次殿试中被“钦点”为探花（一甲第三人）！孙承宗喜出望外，私下里跟同考官、翰林检讨雷思霈议论这事。雷思霈闻讯，又惊又喜，以其“首策讼言江陵社稷之功”一说，竟失声赞叹道：“（此文）非楚人不能知也，非楚人不能言也；吴士有钱受之，执论好持大体，得无是乎？”^[105]

雷思霈的这段话，是由钱谦益后来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转述出来的。如今看来，它有着较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含量：

首先，时值万历三十八年（1597），《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尚未刻印成书，但在荆楚本土的士人群体中，已在追思、缅怀地方先贤张居正的“社稷之功”了，故雷便有此事应当由“楚人”先言之议；

其次，孙承宗是为“北人”，可雷思霈与钱谦益皆为“南人”，那时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之间此前略分轸域，但在如何看待张居正十年政绩方面，竟具有如此一致的看法与评价，可见到了万历一朝的中后期，朝堂上下那些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有识之士，均对其怀有眷恋之思；

第三，钱谦益是“吴士”，既然他已在策论中宛若称赞着张居正“画然可观”的政绩，却最终能博取探花高第，故雷思霈在褒奖其“执论好持大体”的同时，也在蠡测当今皇上是否具有为那位前帝师兼首辅的平反之意……

当然，这只是雷思霈的一种揣度。天威难测，对此他未便向他人述说，当下便向朝廷告假南归，全副身心投入到协助荆州张家准备将《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刻印成书的事务中来。

不料书稿尚未付梓，雷思霈却与石首曾可前不幸先后病逝。二人赍志以殁，算是用生命殉了荆楚士人为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所竭诚奉献的伟大事业。而自当这部书私下发行开来之后，强烈要求朝廷给前帝师兼首辅张居正平反的意愿，便犹如地火在潜行中奔腾，它鼓励着一代又一代荆楚士人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发出正义之声，直到黄冈籍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在万历末年发出的那奋力一击。

在明朝中晚期，在荆楚士人群体中还涌现出了如曹忭、徐鑛这样的贤良之士。前者拿出自己的养廉银，为亡友王慎中将其题赠给自己的一百首诗稿刻印成书，并分为四卷，定名为《玩芳堂摘稿》以广流传；后者则是辞官回乡养老时，关注乡邦文教事业的发展，在沙市塔儿桥一带购地置房，创立了阳春书院落，以“招集英俊、课习于中”。后来当徐鑛去世后，明末时期湖广著名宿耆贺逢圣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说是从阳春社培养出的青年士人当中，便有王文南于崇祯三年（1630）领乡试“解元”；这是自万历八年（1580）张懋修考中状元以来，五十年当中由江陵士子再度“抡元”（指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的一件大事。

从上面所述中不难看出，时值明朝中晚期，以张居正为代表的荆楚士人群体对世事时政抱有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们或身居揆席，擘画政务，凡事无不以安民守正为本，在实现“忠以谋国”的施政方略上建树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或匿居乡里，伏身草莽，远离庙堂却关注国是，一心为保存乡邦先贤遗墨而竭心尽力；他们或远离名利，不避嫌怨，暗中调度，居间策划，动用种种人脉为国家、为民族留存一份“楚中文献精华”之瑰宝……诚然，家国情怀作为崇德向善伦理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涵盖面较为宽泛。简而言之，它就是坚守道德底线，诚信友善，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血缘亲情，通过乡谊戚党，延张开去；同时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练，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执着而坚韧地不断向社会传输正能量，以求真正能实现儒家先贤所一再追求的“邦本辑宁，民心固结”等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