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满汉观念下的政治伦理秩序维护

2023-08-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的历代皇帝则运用了“明辨满汉”“满汉有别”的政策，力求保存“满洲根本”，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施“满汉一家”的文化政策。“满洲乃国家根本”的特殊地位与“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身份特点，主要是通过清朝“旗民分治”的控制手法来加以体现的。“旗民分治”的本质就是在推行“首崇满洲”“满汉有别”，这是维持清朝政治伦理的重要措施。[69]界城的不断重建也意味着“首崇满洲”以及“满汉有别”政策的延续。

清朝建立以后，满洲人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面对历史悠久的汉族文化，清代历代帝王则处于文化选择的尴尬境地，这实质上是涉及文化选择的问题。“文化选择”是“文化主体为促进自身的发展，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对所面对的文化资源所作出的选择”^[66]。作为满洲人，对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以及丰富的汉族文化资源，则必须要进行文化选择，而文化选择却容易导致自身民族文化的灭失。清代的历代皇帝则运用了“明辨满汉”“满汉有别”的政策，力求保存“满洲根本”，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施“满汉一家”的文化政策。

首先，清代统治者确立了以满洲八旗官兵为主体的荆州驻防统治群体。远离京城的荆州八旗驻防城，地处汉文化中心区域，更是处于满汉民族内部冲突和融和的边缘。为保存满洲之根本，荆州八旗驻防仅由满、蒙旗兵组成，未设汉军：

荆州将军一人，左右翼副都统二人。满洲协领八人，佐领三十二年，防御四十人，骁骑校四十人。蒙古协领二人，佐领十四人，防御十六人，骁骑校十六人，随印笔帖式三人。八旗满洲、蒙古委前锋校十六人，前锋一百八十四名，鸟枪领催一百七十六名，鸟枪骁骑一千八百二十四名，领催一百六十名，骁骑一千六百四十名，炮骁骑八十名，步兵七百名，养育兵四百名，弓箭、铁匠各五十六名。^[67]

荆州驻防大小官员190名，兵丁5500余名，与当时的广州和成都八旗驻防为同一级别的军事驻防地。如此细致的兵种划分，如此完善的管理体系，且绝大多数为满洲八旗旗人担任，这为巩固和维持清朝中央与荆州八旗驻防地的政治伦理关系，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从荆州将军到副都统，协领到防御，都由八旗旗人担任，重要官职则绝对委派满洲八旗或皇室宗亲充任，有效防止了荆州驻防旗人在长久浸润于汉族文化中丧失满洲根本。清朝统治者赋予荆州将军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是驻防城内旗人的最高统领，“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清史稿·职官志》），除了为国镇守四方之外，还有“一为整顿风俗，即保持满族固存的国语骑射的传统，一为约束兵丁，尽量避免与当地人民的冲突，以缓和民族矛盾”^[68]的职能。清朝统治者力图在汉族文化的中心地带，长久地保存与当地文化相隔绝的“独岛”。

其次，为保证八旗驻防城的“满洲根本”，自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始，荆州八旗驻防城就实行“旗民分治”的政策。“满洲乃国家根本”的特殊地位与“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身份特点，主要是通过清朝“旗民分治”的控制手法来加以体现的。“旗民分治”的本质就是在推行“首崇满洲”“满汉有别”，这是维持清朝政治伦理的重要措施。清朝对满洲、蒙古的信任度远高于对汉军的信任。在八旗驻防城的政策实施中，有的驻防城是采用在驻地的省府州县城附近，另外选择一处建满城；有的是在原有的城池内划分出一个区域，把原先区域的汉民迁出后，筑界城分离，达到满汉分离的目的。界城是满城的重要城垣，是满城与汉城的分界线，乾隆《荆州府志》载：康熙二十二年，特设将军都统，统满洲八旗兵镇守荆州等处。驻防城内东偏，迁官署民廛于城西偏，中设间墙，以东为驻防城。^[69]

界城的不断重建也意味着“首崇满洲”以及“满汉有别”政策的延续。界城的长期存在维护着满洲驻防的根本。又据地方志史籍载：“雍正五年，霖雨倾圮。六年，官给帑银三千两有奇，修筑完固城内界城”^[70]，《荆州驻防志》载：“雍正五年淋雨，界城圯。六年修筑，费帑金三千余两。七年复给帑六百金补修驻防城墙。乾隆二十一年重葺城垣，计费帑金二万有奇。……道光间，凡四修城垣，一修界城”^[71]。界城在荆州八旗驻防200余年的历史中，对“旗民分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之驻防兵对荆州城的控制和管理，文化的相离与冲突，直至晚清满汉之间民族矛盾日益积累，以致恶化的地步：

荆城为门六，东西各有其三。东城三门，固有驻防守之，而西城司启闭者，亦驻防也。其钥匙，闻由满将军衙门收营。六门各有公所司门者居其中，公所门外列弓刀多件以示威。新娘彩舆出入城，必索钱，灵柩出城，必索钱，驴马驮粮经过，亦必索钱，虽数文不以少，而放过也，卖菜者过之则取其菜，负薪者取其薪，担稻藁者取其稻藁，所不要者粪耳。^[72]

文献中所描述的情况，或有夸大的成分，主要与晚清的政治腐败有关，暴露了荆州八旗驻防晚期驻防官兵的陃习。但在八旗驻防驻守荆州的漫长历史里，界城以及荆州城垣的控制，的确很好地起到了旗民分治的效果，其控制是由始至终的。

第三，历代清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通过敕谕说教的方式，加强对荆州八旗驻防子弟的教育和引导。为了保证满洲“清语骑射”的民族根本，雍正十二年（1734），护军统领衣兰泰受命再往良乡等处八城，此前因“雄县兵丁骑射不堪，不能清语”^[73]，革办协领和防御，加强整改，后查阅兵丁时发现，“查阅良乡等处八城兵丁骑射，人人勤习，俱已娴熟，悉能清语。其雄县兵丁，五十名内射箭优者一半，甚娴熟者一半”^[74]。借此机会，雍正帝告诫驻防旗人一定要“人人勤于当差，熟习骑射技艺、清语，以图报效。”^[75]此次虽从形式上加强了“国语骑射”，维护了满洲的根本，但实质上于事无补。至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下发了与雍正当年极为相似的敕谕，他认识到八旗驻防城的“满洲根本”正在逐渐消失，他再次强调“国语骑射”的重要性：

现因各省驻防满洲渐染汉习、正当整饬之时，此等无关紧要档册事件，若兼书汉字，日久尤易染成汉人习气。著交各省将军大臣等，嗣后此等事件，即造清字册，不必兼书汉字。^[76]

嘉庆年间，嘉庆帝多次颁发教育警示箴言，以加强对满洲旗人的引导。嘉庆十三年（1808）的《御制八旗箴》、嘉庆十六年（1811）的《御制训谕八旗简明语》、嘉庆十九年（1814）的《钦奉御制实心行实政说》以及嘉庆二十年（1815）的《御制将军箴》，都对八旗子弟们的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进而提出了殷切希望：

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然生齿日众，间有失于教训之子弟，又遇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材、只知尸禄保位之都统、副都统，加之以作奸犯科、开局哄骗之莠民，以至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惟图片时逸乐，罔惜一世身家，深可悯也。^[77]

生齿日众，间有莠良。书箴诞告，敬听勿忘。国语勤习，骑射必强。尊君孝父，敬惰戒狂。勿酣酒肆，勿入赌场。勿争小忿，反致大伤。勿废银米，债负难偿。勿游狎邪，勿干宪章。^[78]

嘉庆帝此训谕指出了当时八旗驻防旗人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放松军事训练、对清语的疏忘等，并对旗人平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说教，饱含了他对八旗子弟的殷切希望。但皇帝远离荆州八旗驻防，对八旗子弟虽有众多说教，但仍收效甚微。关乎清朝统治以及满洲根本的“国语骑射”，更是历代清朝皇帝自始至终担忧的事情。自雍正开始，驻防地因长久处于汉族文化之中，渐渐产生汉化的现象。道光年间“国语骑射”的弱化，更令道光皇帝感到无奈。如广州将军庆保上书《军政官员分别办理》一折，居然用汉字书写呈交，全然不会清语，道光皇帝为此提出，“庆保等于照例事件亦任意缮写汉字，竟染汉人习气，实属可笑。若不整饬，因循遗失满洲旧习，该将军所司何事？甚属非是。……各省将军、副都统等，仰体联意，将所管满洲官兵，使各习学清语、骑射，断不可沾染汉习，有失满洲规矩。”^[79]尽管康熙后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满洲文化根本的重提与维持，可汉族文化的浸润和荆州八旗驻防城所处的独特位置，使“明辨满汉”的观念难以抵制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步伐。

总之，清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八旗驻防地的政治伦理的构建。建立以满洲八旗官兵为主体的统治群体，通过群体控制，实行“旗民分治”政策，保证八旗驻防城的“满洲根本”，还重视通过敕谕说教的方式进行强制教育和引导。在“明辨满汉”的观念下，努力维护着荆州八旗驻防的政治伦理秩序。

明辨满汉观念下的政治伦理秩序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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