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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家庭伦理基础的君臣政治伦理

【摘要】:可见,荆州驻防将军实难脱离皇室宗族的束缚,内在地体现了家庭伦理在政治伦理中的制约作用。在荆州八旗驻防这一独特的场域中,皇室家庭伦理的“嵌入”和“移植”成为其政治伦理的主要特点之一。具体而言,是加强对阵亡士卒家属的安抚政策。在家庭伦理制度的影响下,对八旗驻防官兵阵亡者的后代进行加封官职,本身就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进行考虑,并有效地维持了荆州八旗驻防政治伦理秩序。

康熙二十三年(1683)荆州设立八旗驻防,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荆州八旗驻防有229年的历史。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对削藩,为保全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倒戈兵变,公然抗清。康熙帝为加强对长江流域军事防御,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为皇室宗亲,“十二年,吴三桂反,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之。十三年,驻荆州”[56]。吴三桂兵变失败后,荆州即作为八旗驻防重地,与中央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军事控制格局。

荆州驻防将军本应为文武兼备的武官担任,但始终难以逃脱皇室宗亲的束缚。荆州八旗驻防的最高军事首领为驻防将军,设左、右翼副都统以佐其职。驻防将军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助手,理应才能出众的武官担任。作为君权的延伸,将军是沟通君王和民众的重要环节,对君王的政治观念的实施有重要作用。以皇帝为中心的皇室宗亲,是清朝整个统治阶级的群体,与一般性的政治关系不同,这些宗亲既是严格从属于皇帝的臣子,更是皇室具有血缘和宗族关系的家庭成员。从《钦定八旗通志》以及《荆州八旗驻防志》的记载来看,康熙时期荆州驻防将军多以能力出众之武官充任荆州驻防将军,担任荆州驻防将军者共有7人[57],都以满洲八旗都统或副都统直接调派至荆州任职。康熙皇帝在平定吴三桂叛变时,任用的皇室宗亲勒尔锦并无实际军事指挥能力,这使康熙十分失望,因而康熙时期的荆州将军,皆由满洲八旗有军功的都统或副都统担任;乾隆时期社会相对安定,荆州驻防将军则多以皇室宗亲作为人选,担任荆州驻防将军的宗亲就达到6人[58];嘉庆时期,荆州驻防将军则全部由皇室宗亲担任[59]。可见,荆州驻防将军实难脱离皇室宗族的束缚,内在地体现了家庭伦理在政治伦理中的制约作用。在荆州八旗驻防这一独特的场域中,皇室家庭伦理的“嵌入”和“移植”成为其政治伦理的主要特点之一。

荆州驻防将军或副都统大多以满洲、蒙古八旗旗人或其他驻防城旗人担任。八旗制度是满洲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制度文化,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牛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八旗制度约束下的旗人,身份与地位都明显高于汉军八旗汉族官民,可以说满洲八旗旗人是“满洲大家庭”的成员。在清人入关之前,天聪汗、皇太极依明制,基本上继承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制度文化。清太宗皇太极为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确立了“首崇满洲”的国策。自此以后,清代官员大多以满洲八旗旗人为主。尽管后来为了争取汉人官员,笼络汉族上层士人,并设立“绿营兵”,主张“满汉一家”,但在驻防官员的实际任用上,仍是以满洲八旗旗人为主的。据统计,荆州驻防八旗中由汉军八旗旗人担任荆州将军者仅1人[60],担任副都统者仅2人[61]。满洲对于清朝而言,是其最重要的“宗族”,对维护和确立清朝的政治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可以说,荆州驻防八旗的驻防官员的选用,始终是以“满洲大家庭”为其选用标准的。

针对因战事阵亡将士的抚恤政策,也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重视家庭伦理在政治伦理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荆州八旗驻防中等及以下官职的任用采取“恩荫”和“荫袭”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考虑到阵亡将士家族的延续。恩荫又称“荫子”或“门荫”,起源于汉代,唐代逐渐完备,宋代开始制度化,是根据官员的职位和官阶的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自宋代始,恩荫与前代相比,更具有扩大的趋势。清代的恩荫也沿袭前代,是以其父任职作为恩荫的基础。如“魁玉,满洲镶红旗人,以父京口副都统额尔精额荫二品荫生”[62],后来魁玉还担任了成都八旗驻防将军,其孙还以其军功而受袭:“文冲,满洲镶红旗人,以祖成都将军魁玉荫头品荫生”[63]。荫袭主要是因祖先有勋功或官职而循例受封而得官。强调军事功能的荆州八旗驻防,更重视以军功荫袭祖勋,加强对八旗驻防官兵的表彰与控制。具体而言,是加强对阵亡士卒家属的安抚政策。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考察了康熙、雍正时期的阵亡士卒之妻的生计问题,了解到以往都是给这些家属以一半俸饷的抚恤政策后,乾隆也加强了对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力度:

阵亡人等妻室,伊等之夫为国捐躯,而伊等又能贞节自矢,情实可悯,理应优恤。着交与八旗,将阵亡人等妻室内除有子嗣、当差,或有奴仆、食粮尚可依赖为生者毋庸饬查外,其无子嗣或子嗣稚幼,又无家人并无钱粮可依赖为生者查明:伊夫原系职官,给食原品官一半俸禄米石;如原系兵丁,给食一半钱粮米石,俾其终身永远沾恩。[64]

荆州驻防八旗官兵在平定武昌裁兵、攻打四川箭炉蛮、平定湘西腊尔山苗族之乱以及平定白莲教徒之乱等战事上,都有其突出的贡献。大量阵亡将士的家属都得到了应有的抚恤。据统计,荆州八旗驻防以父殉职而荫袭其职的八旗驻防旗人达到240人[65]。从本质来讲,荆州八旗驻防维持了清朝统治者对长江流域的控制,也给荆州地方社会经济带来了安定。在家庭伦理制度的影响下,对八旗驻防官兵阵亡者的后代进行加封官职,本身就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进行考虑,并有效地维持了荆州八旗驻防政治伦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