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黑格尔看来,善是人类的终极追求目标,是人类伦理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生活在中国周代的楚人就提出了“以善为宝”的伦理价值观念。楚人以善为宝的伦理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湖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举凡清代济贫、养老、育婴、办义学、收流民等等慈善事业,无不体现了这一伦理精神。王庭桢还说“善无穷”,强调每个人都要日日行善、终身行善,正是对楚人以善为宝的伦理精神的传承。......
2023-08-18
在旧中国,沿袭东方所特有的伦理思想体系,但凡当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历朝历代都会秉承儒学作为其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并尽快建立起与之相适配的伦理秩序,以维持、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比如,对那些不断涌现出来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等优秀人物,当局都会通过“宣付史馆立传”、“旌表门闾”、“入祀贤良祠”与“建坊旌表”等国家意志表达的方式,让他们的懿言嘉行,善事义举等实体化、典型化,以利于让社会成员从这些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历经熏陶,接受教育,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人人注重礼仪规范,个个崇尚伦理秩序的良好风范。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之处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虽然对其宗教有足够的宽容和自由度,而佛教、道教及其他教种在这里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信众,但却不存在如西方那样带有主导性的像天主教、基督教等那样广泛普及之类世俗宗教。可以说,历朝历代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学“道统”,即是其独具东方神髓的一种伦理教化体系。对于这一文化传统,马克斯·韦伯说:“教育总是受到经典和祭典的束缚。只有希腊的哲学流派扶植了一种不受任何经典束缚、不受任何俸禄利益制约,仅仅为培育希腊“绅士”(集善、美于一身的有教养的人)服务的纯粹的俗人教育。中国的教育为俸禄利益服务,受经典束缚,但又是地地道道的俗人教育,一半打上了礼仪的烙印,一半打上了传统伦理的烙印。”[52]
依照这位20世纪杰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理解,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便是既有通过对经典的说教与灌输,为皇权社会培育官僚式各级管理人才的实用价值;又有通过社会传播,面向公众推行大众化、通俗性的伦理道德礼仪规范的教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古代哪怕是经历过了一次又一次朝代更迭的社会大动荡,而自西汉实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始终视儒学为道统的一代代封建王朝之所能建立起超稳定的公众社会,主要是因为儒学体系在维护社会安定、调节人际关系等方面,其确实具有十分突出的伦理教化功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对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建设的研究和探讨,固然需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出发,从理论上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并通过逻辑推理从其特色、表征,以及实施程序上,予以条分缕析、分析归纳、观点总结等方面做出明晰的判定。但须知“秩序”二字所指,首先便昭示着具有理性的、共生的,包括着有组织地安排各构成部分以求达到正常的运转或良好状态的人文氛围。因而,这注定是一项极其重大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需要让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来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的收效。所以,那就是要将有关伦理秩序建立的方方面面概念、规范、条例与准则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加以整合,使之转化为一种令世人看得见,听得到,学得好,跟得上的活生生典型,并让其充分发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带动、引领与促进作用。
以荆楚本籍桂、王两家三代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得以延续的时间跨度看,在他们主要社会活动所集中经历的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神州大地正完成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先是武昌爆发辛亥革命,随之封建社会以清廷退位而彻底垮台;进入民国后,国内战祸连连,接踵而至的是强敌入侵;日本投降后,经历了国内解放战争,新中国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成功地向世界宣告建立。没过几年,随之而来的是几乎持续不断的运动,又令知识分子群体在一遍遍的“洗澡”(杨绛先生语)中接受时代风潮的洗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他们便又毫无芥蒂地投身于发展科学技术、致力文化重建的伟大社会工程中来……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前面不吝篇幅所一一陈述这个以血缘亲情为纽结的桂、王两家三代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生平事迹及其表现,难道不正是荆楚大地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模范遵循、严格践行当代条件下新型伦理秩序的生动例证吗?那么,通过吴琦幸教授访问沙市新沙路小学这一新闻事件,我觉得,这所百年老校既然与王元化先生的父、祖辈等三代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存在有这样一种不期而遇相契合的文化现象,那么,由这一文化现象所包蕴的人文内涵,便为当下全面落实当代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目标,展现出一个新的、可供据以仿效并为之弘扬的良好契机。
为着实现这一构想,笔者试着提出如下三点思考,以供有关领导机关与各位专家、学者在进行可行性论证时的参考:
一、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建设,是一个涉及亿万人民的宏大社会工程,需要以构成正能量的多种精神元素,予以持续不断地推进与完善。那么,当前首先应当动员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同襄盛举,方可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各部门都应当立足当下、立足本地,努力发掘千百年间由荆楚文化渊源所涵育、培养出来的既成优势,建立起包括社区、学校、乡镇、城市在内的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示范基地,切实让学术上的理论探讨,走出书斋、越过讲坛,迈向社会、走进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中。
二、在中国具有东方特色的伦理道德礼仪规范,源远流长,鉴于其在林彪、“四人帮”相继为害的十年浩劫时期,曾经承受了极大冲击与碰撞的实际情况,如今想要恢复重建,绝不是循旧路、归陈窠,而应该广泛吸纳各种不同特质的文化富储,广采博收,充分吸取其他文化体系的优质成分,以不断充实自身。比如,基督教新教伦理便以其人本性与包容性,理应在其中得到相应程度的认同与汲取。
三、将“教书育人,全面发展”为校训的沙市新沙路小学认定为社会伦理秩序示范基地。自解放以来,在数十年的时间内该校已经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办学传统:它既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也有一支能力强盛的教学骨干队伍,它先后于1985年、1993年和2007年三次被评为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1997年、1999年连续两届被评为沙市区“明星学校”;1998年和2000年荣膺沙市“文明单位”光荣称号,2002年被评为“全国家庭教育先进单位”、湖北省“教改名校”和沙市区“最佳文明单位”,2004年通过荆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导评估,获荆州市市级“示范学校”光荣称号;2005年以来,学校各方面工作再创佳绩,学校被评为沙市区“教育科研示范学校”和“教学质量优胜单位”、荆州市教育科研示范学校、湖北省书法教育示范学校等光荣称号。当前,联系到学校创办人桂美鹏先生及其后世儿孙建树的良好风范,将该校定为开展社会伦理秩序示范基地的条件已经初步形成。
四、加强对小学生进行伦理秩序的教育。小学教育的对象,是六七岁至十二三岁的青少年。这一批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就将成为国家的栋梁。学校可以结合与本校紧密相关的优秀乡贤、如桂、王两家三代知识分子在前一百年间前赴后继、代相承传,始终坚守的爱国主义高尚节操,以及勇于担当、不畏艰辛而共赴国难的献身精神,刻苦学习、不恋奢华而矢志不渝为祖国投力报效的纯洁操守,也包括相互扶持、友善平和的亲情关爱,以及扶危济困、关爱弱势群体等优良品格,同时通过演讲会、报告会、宣传橱窗、或校史陈列室等多种方式,将这些特定时期优秀代表人物的感人故事传播开来,让孩子们在看得见,听得到的人文氛围中,学得好,跟得上,进而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将新时期伦理秩序的各项准则,内化为同学们的自觉行动。
五、当代中国的伦理教育,既要包括有至上而下的“理念宣传”和“思想教育”,也应涵盖有自家庭、学校,直至社会等自下而上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总之,社会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建设,一定要以人格教育为根本,充分汲取儒家“君子教育”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精华,进一步发挥“国学”修身做人,践行道德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让这些思想精华对人的道德观念和自身修养产生直接影响,帮助社会个体提高自我修养,完善自我品格,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也要从基础教育入手,从培育“合格的社会人”的基点出发,讲求素质教育和人格教育,诚如美国教育部推荐读物《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在其封面上写的那样:“学会做人,学会辨别是非善恶,比学习专门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一个德盲远比一个文盲对社会更具负面效应。”[53]庶几如此,沙市新沙路小学作为开展社会伦理秩序示范基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完全可以为当代学校的德育教育提供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途径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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