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忠实践行东方伦理秩序的家族传承

2023-08-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芳荃与桂质廷的留学背景，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践行东方伦理秩序的忠实信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视“五伦”为调节与维护人与人正常关系和言行的基本准则。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角度看，王芳荃与桂质廷不仅是忠实践行了“忠、孝、悌、忍、善”等伦常礼仪的优秀代表，而且也时常将这些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传承给子女。

从美鹏学堂毕业的王芳荃与桂质廷郎舅二人，都有着同样资深的留学背景。当年“吃面包、喝牛奶”的西方生活，虽然让他们汲取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增长了特定领域里的才干，但却并没有改变他们那颗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中国心。

王芳荃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6月出生于湖北沙市的一个清贫家庭里。他的父亲幼年时因病吃错了药，由聋致哑，成年后就在沙市码头上做了一个搬运工，成家时已过壮年。一次，有个荆州驻防旗人来沙市搭船，因小事纷争在码头上寻衅闹事，他父亲见工友无端受欺负，打抱不平，出面劝架，反被闻讯赶来的巡防营的兵丁打伤，再加上年老力衰，从此就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当他刚出生，家里便一贫如洗；从记事时起便在家里帮父母料理营生。他每天提着一个小藤篮子，装上一些瓜子、花生、米籽糖等小零食，到附近学堂的门口去卖，一天跑下来，挣得十来个铜子就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王芳荃在学堂门口提篮子卖小吃，每当到了上课后就站在教室外旁听，这个少年聪明好学的秉性，引起了校长桂美鹏的注意。桂美鹏试着考了考王芳荃，发现他还强过了一些在校就读的富家子弟，心中暗自称奇，于是就免费让他进校读书识字。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方12岁的王芳荃以优导成绩在会考中拔得头筹，桂美鹏亲自送他去宜昌，到那里升学进由美籍牧师柯霖时（H.C.Collins）办的英文学堂念书。

为了让王芳荃免去后顾之忧，桂校长还清理出一间小屋，将他家年过半百的父母接来居住，并让他的母亲在学堂做一点杂事，每月另付5元钱的工薪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芳荃十分感激桂校长的热心关怀，在学习上更加发愤努力。五年后，他作为宜昌教区的尖子学生，被选送到上海圣约翰学院就读。

清光绪三十三年（1897年）12月，王芳荃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班船，前往上海。他在学规极严的圣约翰大学刻苦攻读，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修完了该校七年学制的全部学业，于1903年顺利毕业。回家后，桂美鹏将长女桂月华许配给了他。结婚后，夫妻俩曾相继辗转于国内外几所学校执教，当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值王芳荃进入武昌文华大学任教，他当即以一腔热血投身于这场推翻帝制的伟大革命洪流之中。在汉（阳）、夏（口，即汉口）保卫战期间，王芳荃给当时的外籍医生麦克·威廉做翻译，日夜忙碌于战地救护工作。战后，麦克·威廉有心举荐王芳荃去刚组建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可他执意还是回校去当一名普通教师，婉言谢绝了医生的好意。这时，由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开办的清华学堂正在招录教职人员，经当局选定，王芳荃被奉调到北京担任该校的英文教师。1913年，清华学堂派他前往美国留学。两年后，他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学堂任教。

桂质廷比姐夫王芳荃晚一年到美国。1914年，他被清华学堂保送留美，先在耶鲁大学学文科，后转学理科，1917年获学士学位，随即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派有14万名华工前往欧洲，在法国前线执行战勤保障任务。美国参战后，为帮助这些华工在战地与当地民众接触交往，国际青年会征集中国国内和在美的留学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桂质廷报名应征，他与同伴共计六十余人在1918年5月来到法国战场，既为华工做翻译、代写家信，或教他们识字，还帮他们代与英、法当局交涉，以提高其生活福利方面的有关待遇。^[38]

战争结束后，桂质廷再回美国，进康奈尔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学习。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美籍华人少女许海兰。她是纽约华埠基督教长老会牧师许芹与其荷兰籍夫人的四女儿，两人一见钟情，互许终身。1920年，桂质廷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为了与他团聚，许海兰于次年毅然放弃美国国籍，到上海和他结婚。

王芳荃与桂质廷的留学背景，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践行东方伦理秩序的忠实信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视“五伦”为调节与维护人与人正常关系和言行的基本准则。所谓“五伦”，通常被解释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进入近代社会后，忠君已经被爱国的精神情操所替代，如此依次而论，父子间的尊卑之序为孝、兄弟间的骨肉亲情为悌、夫妻间的恩爱关切为忍、朋友间的诚信之德为善……中国古代的“五伦”通过代代相传，即演进为调节与维护人与人关系的伦常规范。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角度看，王芳荃与桂质廷不仅是忠实践行了“忠、孝、悌、忍、善”等伦常礼仪的优秀代表，而且也时常将这些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传承给子女。

王芳荃在写《我之祖及我一生要事回忆略记》回忆录时，就曾对儿子王元化说，前人尝言家乘传世，珍若珠宝。我留下这份手稿，也就是想让儿孙后代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长存感恩之心。正是在这份珍贵文档中，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桂牧师（美鹏）把我送到宜昌读书。他叫人帮助我母识字，后来又派她做女教士，每礼拜日，照护女教友做礼拜，每月可得工资五元，这给我们生活上很大的帮助。我在约翰（上海圣约翰学院）读书时，他又叫我父母住在礼拜堂旁边一个小屋里，不收租金，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毕业后，他又把他所最爱的大女儿许配我，就成了我的岳父。我的岳母道德很高尚，性情温和。我妻聪明，帮我不少忙，好几次都是她替我解决了重要问题。我一直到老都埋头看书，都不用我管家事，都是她承担。所以桂牧师、我的岳父，是我家境转变的主要因素，我永感不忘。^[39]

后来，王元化先生在对笔者回溯家事时，特别提到父亲王芳荃和舅舅桂质廷的亲密关系。他说：1912年，王芳荃刚被北京清华学堂录用为英文教师，岳父桂美鹏就去世了，而此间桂质廷正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学院，王芳荃便主动要求分担妻弟学习生活的部分开支。后来，桂质廷想要报考中国人自己办的清华学堂，竟放弃了上海那边的学籍。不久，他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高等科。王芳荃为了给岳母报喜，要从北京向上海发一封电报。那时，电报按字数收费，所以他在电报上就只写了三个字“廷第一”，以节省费用……2008年，在王元化先生的介绍下，我和已从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退休的桂质廷长女桂湘云女士取得了联系。

年逾八旬的桂湘云也是位著名科学家，她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良的科研条件，毅然偕丈夫带着两个幼儿由美国返回故园。她的丈夫屠善澄先生也是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是我国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一封信中，桂湘云老人跟我回忆家事，她说：“父亲曾告诉我，大姑父（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自己十分勤俭节约，但却经常照顾父亲，资助他。1938年我家搬迁至桂林时，我祖母江太夫人也随行。1938年日机轰炸桂林十分猛烈，多次投掷燃烧弹，城累遭焚烧。空袭时大家都往城外跑，当时祖母已是七十多岁，但因脚曾受伤不能走路。祖母怕影响全家，故决定去上海姑母处。1938年12月，由大姑父护送祖母由桂林经香港至上海，后来姑父又返回内地。”

桂湘云老人还告诉我，当祖父桂美鹏去世后，他们家在沙市还有一点房产，当年迁离后便交给街坊邻居租住，往后这么多年从未收过租金。到抗战初期，父亲桂质廷要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战时校址报到，中途回了一趟沙市。以他那时的想法，全家老少都置身在战时离乱之中，家中用度大增，此番回到老家，一则看看祖坟故庐，再则也想收点房租寄给住在上海的老母及几个姊妹。不料他回到沙市一看，那几户租房人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于是他一住数日，到头来连房租的话头提都没提，便调头西去，从此便再也没回过这里。

老一辈人的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对于子女儿孙不仅具有直接的表率示范作用，同时也带有浓郁的代代相传的良善家风。王元化先生说，他自幼在清华园长大，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和陶冶：西方文明的理性思辨习性，与东方文明的德行操守，都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前夕，在抗日救亡的时代风潮中，年仅18岁的王元化加入中共地下党，从此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1955年胡风案发，上面接连发下几批材料，各地各单位都在深挖细查“胡风分子”。时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王元化曾因工作关系，与胡风有过接触，却并无深交。他不过是在会上表态未能随俗附众，便被当时刚接替夏衍（夏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到北京接受审查；解脱后便直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就再没回上海）任上海文委书记一职、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的张春桥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张不仅亲笔签署了对王元化的逮捕令，而且还对他采用隐蔽关押的手段，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审查。隔离期间，王元化还转移过两处地方，与家人音讯断绝。到1957年2月下旬，专案组也没查出王元化有任何问题，可张春桥认为他态度恶劣，应予从严惩处；但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如王一平、石西民等当时便主张按政策办，对张进行了抵制。张春桥等便将他“挂”起来，不安排工作，只发给生活费，由此王元化只有靠搞翻译挣点稿费为生。1959年底，局势再度恶化，他最终还是被张春桥定为“胡风分子”，并予以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处分。

改革开放之初，王元化于1979年11月9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拨乱反正的盛会上，他终于接到上级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的通知。身为“贱民”的漫长岁月过去了，王元化旋即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编辑所主任之职，并作为上海市的党员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第一届（1984年）、第二届（1985—1994年）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我国恢复建立新时期学位制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0]

王元化在65岁那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婉言谢绝了安排给他的另外一些职务，从此便埋头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由于他成就突出，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上海市委、市政府在1998年4月27日以“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的称号，授予他该市文学艺术界的杰出贡献奖；^[41]2006年12月14日，再度授予其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贡献奖”。^[42]

王元化晚年时躬逢盛世，开创了他学术上的春天，殊不知他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在老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该院校刊《戏剧艺术》杂志编辑张可身罹重病的情况下实现的。1979年6月，正在工作中的张可猝发中风，从此便再没恢复过来。由于她的大脑严重受损，竟完全到了“读写俱废”的程度，王元化心疼这位与自己患难与共数十年的爱妻，一时情不自禁地大哭一场。^[43]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妻子康复的期待，无论是在家写作，还是外出讲学，他都悉心亲自料理张可的饮食起居，始终以执着如一的韧性精神，顽强地托举着她的生命之光……2006年8月6日，张可不幸逝世，王元化这二十多年间对她的坚韧守望，不啻是当代夫妻不离不弃、死生契阔真情相伴的光辉典范。

毫无疑问，伦理秩序在社会生活中可说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社会层面的伦理之所会通常被称为“公德”，是因为其既包括熟人社会的道德传承，又需要有陌生人社会的伦理构建。如果说王元化是夫妻之间恩爱关切伦理秩序的毕生守护者，那么他的表弟、桂质廷之子桂希恩，就是“公德”伦理的忠实践行人。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南医院传染科医生。由于他是河南省文楼村艾滋病疫情发现者、中国关注AIDs病村第一人，所以在2004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活动中，他被光荣当选；2005年2月28日，作为中国第一个发现地域性艾滋病村，并为艾滋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工作者，他荣获欧洲“贝利－马丁奖”。当桂希恩刚接过5000美元的奖金时，他当场就宣布将其全部捐出来，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44]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身为荆楚本籍的桂、王两家三代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桂美鹏、王芳荃与桂质廷，王元化、桂湘云、桂希恩等，不仅以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为方式、处事原则与人格风范等，阐释出我国一百多年间近当代优秀知识分子恪守民族传统美德、开创新型伦理秩序所构成的心路历程，同时他们也是荆楚大地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群体性、家族性伦理道德礼仪的优秀典范。而当代新型环境伦理秩序的建设，正需要有这类足以“接地气”的先进典型，来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以促成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所以，充分了解、合理评价这类特具先进性示范典型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正能量，以探讨在现实条件下有关当代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目的、程序及途径等课题，就是当下全面开展全社会公民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建设的重要内容。

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忠实践行东方伦理秩序的家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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